假设水泊梁山是一个企业集团,那么作为这个集团的后任董事长宋江,为什么在前任晁盖去世后,将“聚义厅”执意改为“忠义堂”,又为何对108位“部门经理”排座次,我们不妨企业管理和战略性发展的角度,去做深层次破解,不难看出它企业管理和战略发展的现实意义和顶层设计有意图。就浅层次理解,宋江“董事长”比他的前任更具有企业家的前瞻性。因为他看到了“聚义”和“忠义”在企业忠诚度意义上的本质区别,从而搭建了企业核心价值观的平台。正如我们常说的一句俗话,叫“好聚好散”,可见“聚”是暂时的,“义”也会根据不同的环境和利益关系的改变,而产生变化。
与“聚义”不同,“忠”乃忠心,忠心服务于一大义,即宗旨。“聚义”之“义”和“忠义”之“义”也有不同的解读。“聚义”之“义”可以理解为“聚气”。可谓“聚”则时时长分分长秒秒长长长长散;“气”则年年长月月长日日长长长长消;“忠义”之“义”可以理解为“宗”,即“宗旨”,服务和忠诚于一个宗旨。所以,一部《水浒传》,实际是现代企业管理中,忠诚度和执行力的最好教材,宋江的一字之变,则是最好的教材。
在水泊梁山集团创业初期,因“义”而聚,聚天下豪士。晁盖死后,集团不仅面临董事长异人,也面对进一步战略发展的课题。新任董事长宋江,经过深思孰滤后,意识到“聚义”已不再适合集团的战略性愿景规划,而要达到整体包装上市,必须锻造企业的“忠诚度”和“执行力”,取“忠”变聚则是最好的企业核心价值观。
从文学或叙事的角度看,聚义厅该为忠义堂不是大事。但用今天的话讲,从政治和管理学的思维和角度,宋江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不仅是大事,而且带有根本转折,且事关水泊的生死存亡的大事,其实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从孔子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的角度看,宋江是儒学的承前启后者,他在质的层面上发展了孔子的理论,至少,他在质的层面上发展了孔子“义以为上”,必要“忠”字当先。把“义”字解释为“正确”,宋江当是第一人。
“忠义堂”这名可不是随便瞎起的,有讲究且讲究大了:义不义,就看忠不忠,而忠不忠,说白了就看办不办。也就是说:正确不正确,“义”说了不算,“忠”是标准。用现代企业管理的理念看,就是“对企业的忠诚度”的问题,
用现代的理念,解读当年宋江的一字之变,则是企业的重大变革。第一,改变了企业经营的目标,与水泊梁山集团性质相同的企业,如方腊集团等,其所为是从自我的经济利益出发,而忽视企业的中长期规划和战略发展。而宋江提出并实践了兼顾社会效益的转型理念;第二,改变了企业的行为,从不则手段的原始积累,到遵循着国家利益和市场交易准则,从而使梁山进入良性运作阶段,最终整体上市;第三,改变了企业的性质,把一家处于温饱型的企业,拓展为属于国家中坚力量的“央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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