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谈判的三个问题

《光明日报》2019年4月16日11版，整版刊登了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院长曲青山的文章：《坚持底线思维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以党的历史上的重庆谈判为例》。本文为文章节选。

图为1945年8月28日，为争取国内和平，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在赫尔利、张治中陪同下离开延安赴重庆谈判。新华社发

第一个问题：谈不谈

抗战胜利后，世界战略格局和中国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以美国支持的国民党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同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当时，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是两个前途、两个中国之命运。

一个是黑暗的前途、黑暗的中国之命运，就是继续法西斯独裁统治，使中国回到抗战前的老路上去；

另一个是光明的前途、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就是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的政治较量首先从重庆谈判开始。重庆谈判也成为一次对中国共产党政治智慧和处理复杂问题能力的重大风险考验。

蒋介石三发电报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8月14日、20日、23日，蒋介石接连向延安发去三封电报，邀请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面对国民党提出的谈判，我们党谈还是不谈？面对蒋介石发来的邀请，毛泽东去还是不去？这件事对时局、对人心、对国内外舆论都会产生重大影响。我们党要作出正确决策，首先必须对面临的形势作出科学分析和准确判断。

8月14日，在收到蒋介石第一封电报时，中共中央没有立即回复。在此后的两天时间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书记处同志多次与周恩来、王若飞交换意见，了解重庆各方面情况。16日给国民党复电。

20日当收到蒋介石第二封电报后，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先去重庆同蒋介石等谈判，待机决定毛泽东的行动。22日给国民党复电。

蒋介石连续3次电邀毛泽东来渝（人民网）

23日在收到蒋介石第三封电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同国民党谈判问题。会议决定，先派周恩来前往重庆，随后毛泽东再去。24日给国民党复电。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部分成员同从重庆回来的王若飞再次开会研究毛泽东去重庆问题，经过反复权衡利弊，初步商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去重庆谈判。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召开会议，会议最后正式决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去重庆谈判。

毛泽东“弥天大勇”亲赴重庆

当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形势是如何分析的？对谈判是如何决策的呢？8月2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指出，当前的形势表明：

“中国人民需要和平，苏、美、英也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打内战”。“国民党暂时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为它的摊子没有摆好，兵力分散”。“国民党军内部矛盾很多”，“它的实力无论如何弱于日军加伪军”，“加上解放区的存在，共产党不易被消灭，国内人民和国际上反对国民党打内战，因此内战是可以避免和必须避免的”。今后我们的方针仍然是：“以斗争达到团结，做到有理有利有节。”

毛泽东建议：

“恩来同志马上去重庆谈判，谈两天就回来，我和赫尔利接着就去。这回不能拖，应该去。”

在8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发言强调：

“重庆是可以去和必须去的。”去，“我们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

历史证明，我们党和毛泽东做出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在当时形势下，不谈不去就会输理，就会中计。如果毛泽东不去重庆，国民党就借此宣布中共拒绝和谈，把内战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如果毛泽东前往谈判，即可向中共施加压力，诱逼其交出军队和解放区政权，并争取时间部署内战。

由于中国共产党对谈判决策的英明果断，由于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的“弥天大勇”，使国民党蒋介石的阴谋诡计落空。我们党下了先手棋，打了主动仗，占据了道义制高点，获得了和平民主的好形象，赢得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好评，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国统区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

1945年8月28日，为争取抗战胜利后中国和平民主建国的光明前途，毛泽东飞抵重庆（人民网）

第二个问题：谈什么

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蒋介石代表张治中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下，乘专机抵达重庆。重庆谈判从次日开始。

按理说，国共两党会谈本应各有方案，但国民党却没有提出自己的方案。毛泽东后来说：“他们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我们，我们去了，可是他们毫无准备，一切提案都要由我们提出。”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蒋介石没有料到毛泽东会成行。虽然，国民党没有谈判方案，但蒋介石在中共代表团到达后，很快确定了“对毛泽东来渝的方针”，并在同毛泽东的第一次直接商谈中提出了谈判三原则，对这次谈判定了调子、划了框子。

其方针是：“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

三原则是：一、所有问题整个解决；二、一切问题之解决，均须不违背政令军令之统一；三、政府之改组，不得超越现有法统之外。从中可以看出，蒋介石的方针和原则是要继续维护其反动统治，不允许解放区中共政权和人民军队的合法存在。

9月3日，中共代表团将关于两党商谈的主要问题11项提要交国民党政府代表。但对中共提出需要解决的一些重大原则问题，国民党政府代表均予以否定。经过斗争，在一些方面取得接近意见。

9月8日，国民党政府代表根据蒋介石拟定的谈判要点，对中共提出的11项提要作书面答复，表示接受中共代表提出的和平建国、承认党派合法平等、结束党治等项主张，对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问题也表示基本同意，但对于解放区政权作为合法地方政府却坚决不同意，对于军队编组问题作了种种限制。从9月12日起，涉及解放区政权和中共军队整编，双方斗争又趋向激烈。谈判陷入僵局。

为了打破僵局，9月18日，毛泽东同周恩来经过长时间商讨，准备作出让步。19日周恩来根据商讨的意见在谈判中提出，可将我军队数目减少。如“中央”军队缩编为120个师，中共应为20个师。军队驻地可分两步在11个地区撤出，集中于黄河以北7个地区。解放区随军队驻地之调整而合并。国民党政府代表继续拒绝。

9月21日，赫尔利找毛泽东谈话，要求中共交出军队，否则谈判将破裂。毛泽东的回答是：不要破裂，还要讨论。由于国民党方面全面否定中共的谈判方案，致使会谈于9月中旬一度搁浅，9月21日至26日休会。

9月27日恢复谈判，到10月5日，国共双方代表又进行4次会谈。虽然双方在原则问题上斗争仍然尖锐，但周恩来、王若飞在坚持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前提下，采取了更加灵活的态度，一方面提出了双方更容易接近和解决的问题，并表明对于现在无法解决的问题，可在本次谈判后继续谈，以求得最终解决。另一方面更加注意对张治中、邵力子做团结争取工作，推动他们从中斡旋，进而使随后的谈判进展较为顺利。

10月2日，周恩来在双方谈判接近结束时提出建议：拟将一个月来谈判记录整理出来，择其可能发表者发表之，以慰国人之渴望。此举得到国民党政府代表赞同。10月10日，周恩来、王若飞同王世杰、张群、邵力子、张治中签署《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并于10月12日由国共双方正式公布。

10月11日，毛泽东返回延安。周恩来、王若飞就悬而未决的问题同国民党方面继续商谈。至此，由毛泽东同蒋介石直接出面参加的国共两党谈判宣告结束。

重庆谈判涉及和平建国方针、人民自由权利、党派合法地位、取消特务机关、释放政治犯、日伪受降等问题，但争论的主要问题是解放区政权和军队问题。虽然，在这两个问题上没有达成协议，但谈判是有成效的。重庆谈判达成的协议，是我们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一个成效，是人民力量的一个胜利。

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和蒋介石互相敬酒（资料图）

第三个问题：怎么谈

怎么谈？是一个内涵丰富且极其复杂的问题。古今中外所有谈判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对等谈判，一类是非对等谈判。两类谈判都需要斗智斗勇，尤其是非对等谈判，不对等一方要维护自己的利益，更需要有超出对方的智慧和勇气。

重庆谈判就是一场非对等性的谈判。

谈判在桌面，抗衡在桌下。谈的是政治，抗衡的是经济军事。牵一发在重庆，动全身涉及全国。博弈的是智慧、信念、意志、决心和力量。

重庆谈判历时43天，经过了普遍交换意见、针对实质性问题进行商谈、达成协议三个阶段。这43天，是高度紧张、激烈斗争、开展广泛统战工作的43天，也是国内外舆论联动、前方后方互动、军事政治相互配合的43天。

谈判在两个层面进行

虽然蒋介石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进行谈判，其实蒋介石同毛泽东直接商谈次数并不多。

8月29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先后会见张治中、蒋介石，毛泽东同蒋介石进行第一次直接商谈。9月2日、4日、12日、17日、10月9日、10日，毛泽东同蒋介石又进行了6次直接商谈。10月11日晨，毛泽东在返回延安前同蒋介石进行最后一次直接商谈。

谈判中进行具体磋商的人员，中共方面是周恩来、王若飞，国民党方面是王世杰、张群、邵力子、张治中。毛泽东同蒋介石直接商谈的内容大多属原则层面，一般问题和具体事项由其他谈判人员磋商。国共双方代表的谈判，从9月4日正式开始，共进行了12次。

重庆谈判旧址

谈判的前方和后方

在8月2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决定：在毛泽东去重庆谈判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会议决定增选陈云、彭真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为加强新形势下对军事斗争的领导，会议决定组成新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

后来，毛泽东在8月26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

“党的领导中心还在延安，党内也不会有什么扰乱，将来还可能有更多一些的同志到外面去，只要有里面的中心，外面的中心也就能保得住。”

在谈判期间，前方后方互动，前方谈判的情况及时向后方通报，中共中央又及时向前方提出建议，将谈判情况和对形势的分析向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进行通报，并对全党全军的工作作出部署。

在谈判开始和谈判期间，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了3次通知和通报。在9月26日的通报中，最后特别向全党告知“毛主席在渝安全”。同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关于谈判情况的电文。会议根据刘少奇建议，决定开一次高级干部会，讲讲时局、谈判经过及方针，使各级组织及干部有精神上的准备。

谈判中的统战工作

谈判期间，中共代表团广泛地进行争取团结各方面和平民主力量的工作。毛泽东会见了国民党左派宋庆龄、冯玉祥、谭平山、柳亚子、张伯苓等，还会见了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张澜、沈钧儒、罗隆基、章伯钧、黄炎培，以及社会知名人士郭沫若、章士钊、马寅初等。为争取国民党上层人士对中共政治主张的理解，毛泽东分别会晤国民党军政要员孙科、于右任、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陈立夫、程潜、戴季陶等。

毛泽东认为：国民党是一个政治联合体，有左、中、右之分，不能看成铁板一块。解决问题还是要找右派，不要放弃和他们的接触。毛泽东还会晤了苏联大使彼得罗夫、美国大使赫尔利以及英国、法国、加拿大、荷兰、比利时等国的驻华使节，还有日本反战作家、美国驻华第十四航空队总部的士兵，向他们反复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主张。周恩来多次举行有各民主党派和国际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会见工商、文化、妇女、新闻各界代表，听取并交流意见。

毛泽东、周恩来的这些举动，使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得到各民主党派、各界爱国人士、国外友好人士的普遍同情和支持。

谈判时利用媒体宣传造势

在谈判紧张进行之时，张澜建议：

“现在，是你们同国民党双方关起门来谈判。已经谈拢了的，就应当把它公开出来，让大家知道，免得蒋介石今后不认账。”

毛泽东采纳了建议。后来，张澜在重庆《新民报》、成都《华西晚报》发表《给国共两党领袖的公开信》，形成了一定的舆论影响。

为配合谈判，中共代表团就宣传方针问题向中央发去电报，提出自即日起以各种方式，通过延安与张家口新华社、英文书面与口头广播及《解放日报》加以宣传。9月13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还首次招待在渝外国记者，介绍中共和平民主主张。

谈判时的军事支持

重庆谈判期间，军事斗争紧密地配合了谈判桌上的斗争。蒋介石为了以军事行动向中共施加压力，迫使中共代表在谈判桌上屈服，除加速向前线调运兵力外，还下令广东、江苏、浙江、安徽、山东、山西等省的国民党军队向人民军队发动进攻。我们党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8月30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在给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的电报中指示：

“目前在前线上最能配合与帮助谈判的事情，就是能在顽军向我解放区进攻时，在自卫原则下打几个胜利的歼灭战。晋绥方面对于阎锡山与傅作义的进攻望能组织一二次胜利的战斗，以配合毛主席的谈判。”

9月11日，中共中央军委电令全军，为促进谈判，必须布置几个有力战役，打退顽军气势。我晋冀鲁豫军区于9月10日至10月12日，在山西长治地区（古称上党郡）实施上党战役，一举歼灭入侵的阎锡山所部3.5万余人，直接配合了谈判斗争。

其实在谈判前，毛泽东就已经深刻地思考过这个问题。8月25日，当毛泽东在送别刘伯承、邓小平乘美军观察组飞机离开延安回太行时就说：

“中间可能经过打打谈谈的情况，逼他承认这些条件。今后我们要向日本占领地进军，扩大解放区，取得我们在谈判中的有利地位。你们回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问题。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越好。别的法子是没有的。”

后来发生的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作者：曲青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院长

文章来源于《光明日报》2019年4月16日11版，原标题“坚持底线思维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以党的历史上的重庆谈判为例”，本文有删减

责编：林苗苗

监制：李爱玲

图片来源于新华社、人民网、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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