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既然已，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长而已，非有能硕茂之也；不抑耗其实而已，非有能早而蕃之也。他植者则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则又爱之太恩，忧之太勤，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甚者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离矣。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为哉！” 问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驼曰：“我知种树而已，官理，非吾业也。然吾居乡，见长人者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旦暮吏来而呼曰：‘官命促尔耕，勖尔植，督尔获，早缫而绪，早织而缕，字而幼孩，遂而鸡豚。’鸣鼓而聚之，击木而召之。吾小人辍飧饔以劳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则与吾业者其亦有类乎？” 问者曰：“嘻，不亦善夫！吾问养树，得养人术。”传其事以为官戒。”
以上是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中的一段内容，下面做简洁的翻译：但凡种树的方法，它的树根要舒展，它的培土要平匀，它根下的土要用原来培育树苗的土，它捣土要结实。已经这样做了，就不要再动，不要再忧虑它，离开它不再回顾。栽种时要像对待孩子一样细心，栽好后置于一旁要像抛弃了它们一样，那么树木的天性就得以保全，它的习性就得以实现。所以我只不过不妨害它的生长罢了，并不是有能使它长得高大茂盛的办法；只不过不抑制、减少它的结果罢了，也并不是有能使它果实结得早又多的办法。别的种树人却不是这样，树根拳曲又换了生土；他培土的时候，不是过紧就是太松。如果有能够和这种做法相反的人，就又太过于吝惜它们了，在早晨去看了，在晚上又去摸摸，已经离开了，又回头去看看。更严重的，甚至掐破树皮来观察它是死是活着，摇晃树干来看它是否栽结实了，这样树木的天性就一天天远去了。虽然说是喜爱它，这实际上是害了它，虽说是担心它，这实际上是仇恨它。所以他们都不如我。我又能做什么呢？” 问的人说：“把你种树的方法，转用到做官治民上，可行吗？”橐驼说：“我只知道种树罢了，做官治民,不是我的职业。但是我住在乡里，看见那些官吏喜欢不断地发号施令，好像是很怜爱(百姓)啊，但百姓最终反因此受到祸害。在早上在晚上那些小吏跑来大喊：‘长官命令：催促你们耕地，勉励你们种植，督促你们收获，早些煮茧抽丝，早些织你们的布，养育你们的小孩，喂大你们的鸡和猪。’一会儿打鼓招聚大家，一会儿鼓梆召集大家，我们这些小百姓停止吃早、晚饭去慰劳那些小吏尚且不得空暇，又怎能使我们繁衍生息，民心安定呢？所以我们既困苦又疲乏,像这样（治民反而扰民），它与我种树的行当大概也有相似的地方吧？” 问的人说：“不也是很好吗！我问种树的方法，得到了治民的方法。”我记录这件事把它作为官吏们的警戒。
此文针对当时官吏繁政扰民的现象，通过对郭橐驼种树之道的记叙，说明“顺木之天，以致其性”是“养树”的法则，并由此推论出“养人”的道理，指出为官治民不能“好烦其令”，批评当时唐朝地方官吏扰民、伤民的行为，反映出作者同情人民的思想和改革弊政的愿望。
在我看来，却更适用于我们当今的教育乱象，学校是肩负教书育人的使命之所在，本应安安静静的行教书育人之事，可当今的学校却被名目繁多的各种活动折腾的疲惫不堪，哪有精力来教书育人，今日新课改，明日新教育；今日课题研讨，明日教材研读；今日下乡扶贫，明日河边蹲守……朝令夕改，周而复始，一个领导一种安排，一个领导一种作风，于是乎，我们的老师也成了墙头草，所以说这《种树郭橐驼传》似乎更适用于我们现在的教育管理模式，大家可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