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下，千年前的湖湘大地，会是什么气象呢？
屈原、贾谊，早已远逝，在湖湘大地深深烙下“伤心”二字。
载着杜甫的小船，在湘江上漂来漂去，听完诗圣悲楚的绝响后，也消失得无影无踪。
刘禹锡把他直上碧霄的诗兴，放飞在湘西天空；而在湘南，他的诗友和难友柳宗元，正在愚溪细数水中的游鱼。
然后，湖湘大地复归寂静。
直到千年前，一声婴儿的啼哭，方才打破湖湘大地的寂静。在比愚溪更偏远的一条溪流上，一位周姓读书人家，诞生了一个男孩。男孩长大后，以溪流为号，世人称其为濂溪先生。濂溪先生宦游湘川赣，为官之余，讲学授徒为乐。每卜居，辄邻溪，濯缨而乐之。因而，濂溪先生过化之地，溪名多寓以濂溪，而先生所寓居之庐，后人则命之以濂溪书堂或濂溪书院，用来纪念这位清廉贫寒的儒者。
这位濂溪先生打小就同常人不一样。读书的时候，喜欢看窗外庭院里的杂草疯长，还很得意地写成诗句：“绿满窗前草不除”。别人问他为什么不除？他先是回答：“与自己意思一般”。看别人不懂的样子，又说：“观天地生物气象。”前一句回答是说，那些杂草，同我一样，也是天地所生，也是生命，为什么要去铲除呢？后一句回答是说，我从窗前野草疯长的势头里，看到了天地化生万物的蓬勃生气，让人振奋。
濂溪先生这个故事，揭示了儒者的大仁大爱，体天地好生之德，具民胞物与之怀，这是儒家思想最可宝贵的根基，是中华民族优秀善良品德最有普世价值的地方，也是中国文化生命力生生不息的思想源泉。
濂溪先生这个故事，感染了后代许多读书人。“千秋识得先生意，庭草不除月满窗。”“庭草薰残日，池莲醉夕阴。”“怅望千年后，庭前草自深。”这些诗句，表达了后世儒者对濂溪先生的怀念和敬重。如果我们比较一下中国园林同日本园林以及法国园林的差异，我们就会恍然有悟：原来深藏在中国园林美学风格之后的文化密码，竟然就是濂溪先生对庭草的仁者之心。
这位濂溪先生不仅喜欢绿满窗前的野草，更喜欢莲花。他那篇《爱莲说》，只有短短的119个字，却把周敦颐这个名字永远铭刻在中国文学史上。
一篇只有短短的119个字《爱莲说》，把周敦颐这个名字永远铭刻在中国文学史上
《爱莲说》之所以成为千古名篇，是因为第一次把莲花作为象征物，塑造了中国的君子人格。“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这几句话所有的中国读书人都能朗朗背诵。因为有这几句话，莲花便同菊花、梅花、松柏、兰花、竹子一起，加入了培养和塑造中国人精神品质的楷模行列。
过去人们赏析《爱莲说》，重点放在“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这两句，事实上很多人只是独赏“出淤泥而不染”这一句，借以砥砺自己虽身处不良社会环境，但还是可以像莲花那样清芬独立，贫贱不移其志。这对于寒族士子确实有莫大的精神鼓励作用。但“濯清涟而不妖”这一句其实更重要，也更难做到。寒士通过读书科考，可以改变处于“淤泥”的困顿生活，但一朝乌纱在头，权力在手，名气在外，要想“濯清涟而不妖”，则需要更坚毅的人格力量来支撑，更执著的道德信念来加持，更远大的理想抱负来提引。想想古今中外，多少优秀的寒族子弟，没有失败在他们不可选择的出身环境，却倒在了人生飞黄腾达的事业巅峰。为什么？把持不住，出妖了，作妖了！濂溪先生千年前就警告过：“濯清涟而不妖。”又有多少人真正记住了呢？
其实，如果我们真正读懂了下面几句话，对于何为真正的君子有了一个不仅感性而且理性的了解，可能就知道如何持守，如何修炼，也就不会去“作妖”了。当然，这需要对濂溪学说多少有些了解。
濂溪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名位，主要不是一位文学家，而是一位哲学家；不是一位普通的哲学家，而是一位开宗立派的哲学家；不是一位普通的哲学流派的开宗立派的宗师，而是左右了中国文化走向和基本性格的道学或者叫理学的开山宗师。
濂溪先生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有多高呢？
湖湘学派的创始人之一胡宏说他“功盖在孔孟之间”。
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和岳麓书院最早的主持人张栻，都共同认为，自从濂溪先生及其学说横空出世，自孟子以后断而不传的周孔之道又“焕然复明于当世”。
所以，《宋史》和《宋元学案》的作者都高度评价：因为有了濂溪先生“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中国学术，或者更宏大一点，更深远一点，华夏文明的历史天空，才会从昏暗中破晓。濂溪先生的伟大，在于他是那个“破暗”的哲人。
这当然会让我们联想到对孔子的评价：“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那么，这样一位“功盖在孔孟之间”的伟大哲人，他的著作是不是汗牛充栋，他的思想是不是家喻户晓呢？
不，濂溪先生并不是一位学术明星，相对于他的学生程颐、程颢，相对于他的学生的学生的学生的朱熹，甚至于陆象山、王阳明，他的名气都要小得多得多。他虽然一直都在做官，但做的都是小官，最大好象也只做到虔州通判，就是现在江西赣州的一个科级干部。他一生都在讲学，所到之处，居室都辟为书堂和书院，但学生不是很多，更没有出现前呼后拥学者盈门的盛况。他也著书立论，但去世时，朋友在他家发现的著作也只不过“太极图易说易通数十篇，诗十卷”而已。
但是，他为数有限的学生中，有少年程颐、程颢。他为数有限的著作中，有《太极图说》、《通书》和天下皆知的《爱莲说》。
《太极图说》，一幅图，249个字。
《通书》，四十篇，不到3000字。
《爱莲说》，119字。
濂溪先生就凭着两个学生，一张太极图，3000多个字，成为了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功盖在孔孟之间”的人物。
他的《太极图说》，传世近千年，真正读懂的人没几个。
他的《通书》，传世近千年，真正读通的人也不多。
当然，他的《爱莲说》，言简、语浅、意深，千古流传。其读者千年累积下来，超以亿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真正读透的，好像也不多。
所以，濂溪先生，只是一个小众的学者。如果没有他的两个学生，我们真的不知道他的学说可不可以传下来。
濂溪先生与二程相遇于江西。他57岁的生命中有23年是在江西度过的。
同大多数古代士子不一样，濂溪先生一生没有参加科举考试，他的学术以儒为主，却喜欢与方外僧道交游。他不仅学理上得益于道家，个人气质上更有一种道家的风神。他淡泊名利，好居山林，脱俗拔尘。他的妻兄蒲宗孟在《周敦颐墓碣铭》中，就这样描述过他的人生：“生平襟帕飘洒，有高趣，常以仙翁隐者自许。尤乐佳山水，遇适意处，终日徜徉其间。”“乘兴结客，与高僧道人，跨松萝、蹑云岭，放肆于山巅水涯，弹琴吟诗，经月不返。”而且，他可能还熟知道教的炼丹术。他有一首讲炼丹术的诗：“始观丹术信希夷，盖得阴阳造化机。子自母生能致主，精神合后更知微。”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生旨趣和经历，濂溪先生又从何处可以得到道家炼丹的太极先天图呢？而如果没有亲身参与炼丹的实践，他又如何能够把太极先天图修炼内丹从下而上的过程逆转过来，改造成为儒家天地人三才贯通的宇宙本体论和宇宙生成论，从而为儒家的心性义理之学奠定大本大源呢？
除了同道士一起炼丹，一起放肆于山巅水涯，濂溪先生平素也好与禅僧交游。据朱时恩《居士分灯录》记载，濂溪先生初见晦堂祖心禅师，向其“问教外别传之旨”。祖心禅师回答：“只消向你自家屋里打点。孔子谓‘朝闻道，夕可死矣’，毕竟以何闻道，夕可死耶？颜子不改其乐，所乐何事？但于此究竟，久久有个契合处。”可见濂溪先生也是一位禅宗的居士，他问祖心禅师“教外别传之旨”，就因为心中装了个大大的问题，从中国儒学的发展来看，这问题自孟子殁后，便沉寂千年。儒学越来越走向为大一统的中国集权政治文化模式服务和论证的政治伦理的道路，对于人的问题，人如何安身立命的问题，却少有关切。在同僧道人物的交往中，濂溪先生感到儒学放弃的问题，被佛道二家捡了起来。但是，道教过分迷恋于身，而于心却无所安着；佛教过于瞧不起“臭皮囊”，对此生此岸的困境，身与心的分离，也没有令人信服的解决方案。也就是说，人与自然宇宙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个人身与心的关系，在濂溪先生的年代，仍然没有很好的文化解决方案。道家没有，佛教没有，传统儒学也没有。
这就是濂溪先生心中那个大大的问题。
炼丹，无论是外丹还是内丹，他试了，解决不了。
于是他转向佛教，转向禅宗，所以有与祖心禅师的问答。
濂溪先生深知佛教的奥妙，没有像韩愈那样简单粗暴地排斥佛教，他深刻地感觉到了佛教这一外来宗教对中华本土文化和思维，对中国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所产生的压力和挑战。
佛教入华一千年，以柔软的身段和罕见的思想包容力与摄受力，灵巧方便地融入了中国文化，渗透到了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政治上，它解决了同皇权的对立；在伦理上，它解决了同孝亲的冲突；在学理和思维上，它更严谨和缜密；在信仰上，它不回避死亡，用极乐世界和轮回业报满足俗众，用涅槃觉悟和缘起性空满足士大夫精英；尤其是六祖惠能所创禅宗之南宗，倡导“直指本心，见性成佛”，不仅了生死，而且将孟子“性善论”予以发挥，宣布人人皆有佛性，个个可以成佛。这等于直接深入儒家思想的堂奥，挤压甚至夺取儒家最后一块领地：人人皆可为尧舜的崇高期许。在修行上，它也变得简单方便易行，把悟道和明心见性，溶入日常生活的过程之中，使佛教从山林走向人世，走进百姓，走入生活。
濂溪先生感受到了这一切。他没有像韩愈那样攘臂疾呼，并冒生命危险给皇帝上表。他没有那么高的地位和社会影响力，他只是一个小吏。他要做出反应，但依他的性格和识见，这反应一定是温和的，友善的，包容的，积极而稳妥的。
他的具体方法，就是从娃娃抓起和拿来主义。
据南宋人度正所撰《周敦颐年谱》记载，“（庆历）六年丙戌（1046年），先生年三十。大理寺丞知虔州兴国县程公珣假倅南安，视先生气貌非常人，与语，果知道者，因与为友，令二子师事之。……二子即明道、伊川也。时明道年十五，伊川年十四。”这里的年龄都是虚岁。濂溪先生实岁29那一年，正好在江西南安，碰到了以虔州兴国县知县代理南安州副职的程珦。濂溪先生的气貌与学识折服了程珦，两人结为朋友，程珦还把膝下一双儿子托付给濂溪先生，让他们拜濂溪先生为师。这一双儿子不是别人，正是日后洛学的开创者，将道学发扬光大的“二程”：程颢和程颐。程颢实岁十四，程颐实岁十三。
宋代大儒程颐所撰视、听、言、动四箴,四箴碑现藏四箴亭内
两位英俊少年着实招人喜爱。濂溪先生上的第一课，竟然就是祖心禅师反问他的那个问题：“仲尼、颜子居于乐处，所乐何事？”
这个问题，让两个少年人来回答，是不是有点深了？
不要紧，这是一道启发题，实际上它没有标准答案。但是这一问，却是中国思想学术史的一大转折，就从这样一个有趣的问题开始，中国思想学术的方向，特别是儒生们用功的方向，就被扭转过来了，从外驰王霸，寻章摘句，转向省问内心，明心见性。用冯友兰的语言来说，既然佛教许诺给人“极乐世界”，道教给人“洞天福地”，那么，儒学呢？儒学既然斥“极乐世界”为虚诞，“洞天福地”为幻想，那么，你的“幸福生活”是什么？在哪里？何乐之有？
所以，“孔颜之乐”或“孔颜乐处”，是一个逼出来的问题，被佛道两家逼的，一个具有终极意义的问题。
那么，什么是“孔颜之乐”呢？
先说孔子之乐。
孔子之乐主要表现在三件事情上。
一件事情：孔子说：“朝闻道，夕可死矣！”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内心情感，让孔子觉得“闻道”这件事比生命还重要？“闻道”所获得的精神满足，那种觉悟所带来的狂喜，到底强烈到何种程度，让人觉得马上死掉都值得？这种情感，是不是一种超越世俗的宗教情感？它与真正的宗教徒在获得神谕喻或天启后的迷狂，那种无上的幸福感，在性质和强度上是一样呢？还是不一样？孔子有没有这样的宗教情感？一个儒生能不能、会不会、该不该产生这样的情感并拥有这样极至幸福的生命体验？
二件事情：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这是一种选择，对于生活的贫穷与富贵，孔子的态度是，贫穷和富贵不是快乐和幸福感的源泉，君子可以安贫乐道，可以拒绝不义的富贵。可见，快乐和幸福同物资丰厚与否无关，同地位尊卑与否亦无关，它是一种内心的平衡与安宁，这种内心的平衡与安宁同一个人的内在修养与操守有正相关性，实际上是一种心灵的力量，是一个人的自由意志的表达。心灵的力量越强大，表达自由意志的空间和范围也越广大，由内心正义所获得的快乐和幸福感也越强烈。
三件事情：《论语》中记载，孔子要弟子各述志向。有的说要带兵，有的说要治国，有的说要管祭祀礼赞。而曾点却说：“三月暮春时节，穿上轻便的春装，和五六位友人，再带六七个少年，一起去沂河里游泳，然后再到舞云台上吹吹春风，一路唱着歌回来。这就是我的志向。”孔子听后，长叹一口气，说：“吾与点也！”我还是同意和赞同曾点的志向啊！这就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著名的“孔子与点”之乐，让很多人对孔子大跌眼镜。圣人不是一再教导弟子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吗？您的弟子向您表达宏伟的志向，您不认可，那个没出息的老家伙曾点无非就讲了一个春游的计划，您老人家怎么还喟然长叹，极表欣赏呢？俺就看不懂圣人的心思了。其实，这就是圣人之为圣的境界了。带兵、治国、主祭的志向，都属于事功的性质，停留在“治国”的层面。而曾点的境界，却翻然而上，达到了“平天下”的终极目的。什么叫“平天下”？反过来读，就是“天下平”，天下平和，天下平静，天下平等，这就是儒家经典设计的“大同”世界，也是一切政治、经济、军事、文教活动的终极目标。曾点设想的景象，难道不就是这样一个大同世界人民安居乐业优哉游哉的社会的呈现吗？再者，从个人生命体验来说，曾点从春日阳和，春风和煦中感受到了“天地生物之气象”，生生不已的天地之道，在暮春三月表现得最为发舒，君子受此天理流行的宇宙韵律的感动，呼朋唤友，“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是良知萌露，佳兴贯达天地，而纵浪大化的极至快乐啊！君子此时此地，胸襟何等开阔广大，气象何等振作和平，这难道不正是“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天人合一”境界吗？这难道不正是只有圣贤才有的涵养气象的功夫吗？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在这种忘情的投入自然怀抱的生命体验中，获得“道通天地，思入风云”的超越感受，它几乎不需要你做任何努力和付出，而只要放下，投入，忘我，天地就会包裹你，海阔天空，鸢飞鱼跃，无非生机。应该说，这是“孔子之乐”的极至了。
“颜子之乐”主要是孔子在《论语·雍也》中对颜回的赞叹：“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这个乐，同孔子“饭疏食饮水”之乐是一个性质，安贫乐道的意思。
孔子闻道之乐，是一种学习之乐，他也说过：“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可见不断地增进知识，获取智慧的学习本身，能给孔子带来快乐，是幸福感的来源之一。而“闻道”不同于普通地学习和获取知识，而是智慧开悟，哲学层面的脑洞大开，这种快乐是学习之乐的最高境界，人作为理性的存在，这种快乐高于一切感官身体之乐。
孔子曲肱之乐与颜回箪食之乐，是一种道德之乐。在各种名利诱惑面前，坚守了做人的立场，这说明人可以超越物，超越本能，而表现出意志的自由。这说明人是一种道德的存在，而“道德存在感”本身当人意识到的时候，也能带来快乐。这种快乐高于物质享受和虚荣心的满足。
两名游客在爱莲祠门前驾驶无人机
孔子与点之乐，是一种审美之乐。它高于军事（戎）、政治（政）、宗教（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可是孔子的内心不这么认为，那都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在那里是得不到快乐和幸福的。而在曾点的春游计划里，有人和宇宙韵律节奏的谐振，有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洽共融，有人自己身与心的圆满统一。人们纵情于天地之间，享受着丽日、和风、春水，超越了长幼尊卑的礼教秩序，忘却了一切事功的计较与考量，迎风高歌，手舞足蹈。这是多么美好和谐的时刻啊！这才是儒家的极乐世界！这才是儒家的洞天福地！不离此岸，超越此岸；不弃此在，超越此在；天与人，群与我，身与心，霎那间化齐处一。
“孔颜之乐”这三乐，可以解读为智者之乐，义者之乐和仁者之乐。
濂溪先生初见二程兄弟，就要俩少年“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把儒学的真问题甩给了哥俩，也甩给了后来所有的儒者，以至于千年聚讼不已，成了道学的一个主要内容。
（未完待续）
（作者系著名学者，凤凰卫视高级策划、主持人，国家画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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