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傅华轩

在中国现当代史上，有这么一母所生的弟兄三人，可谓是大名鼎鼎！尤其是大哥，曾经在全国上下尽人皆知！知名度比现在的大牌明星还要高出一筹，三弟是副国级高干。

这弟兄三人就是：大哥鲁迅(周树人)，二哥周作人，三弟周建人。

鲁迅，著名文学家、思想家、民主战士，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毛泽东曾评价："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周作人，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历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学系主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客座教授。他还是著名的汉奸文人。

周建人，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始人之一，现代著名社会活动家、生物学家、鲁迅研究专家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这弟兄三人太厉害了！也许因为都太优秀了，三个大师级的人物，互不相让，互不相容，弟兄三人感情纠葛了一辈子。尤其是鲁迅和周作人的矛盾起因，至今一直是一个谜？

其实，开始鲁迅一家子很和睦，热热闹闹过日子，都住在北京八道湾一个大院子里，雇了七八个佣人，鲁迅和周作人的工资稿费都交到家里面，大家挣钱一齐花。不知为何后来兄弟反目了。

下面是一些他们兄弟失和的文字史料，及相关人员的评议。

1923年7月14日，鲁迅日记记载："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17日，周作人的日记曾记载有关他与鲁迅矛盾的内容，但后来被他剪去了。19日，周作人将一封绝交信送给鲁迅，信中写道："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这日，鲁迅日记记载："上午启孟(周作人的字)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8月2日，鲁迅与朱安搬出八道湾。

次年6月11日，鲁迅回八道湾取东西，与周作人夫妇发生冲突，鲁迅日记记载："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后取书、器而出。"

当时住在八道湾的川岛（章廷谦）回忆，当时周作人拿起一个尺把高的狮形铜香炉就要向鲁迅砸去，被他劝下。而周建人听母亲说，鲁迅则在西厢随手拿起一个陶瓦枕，向周作人掷去，周才退下。

亲兄弟闹到这个份上，太让人心痛了。

关于失和的原因，鲁迅从未在文章中提及，周作人也一再表示"不辩解"，他在《知堂回想录》中说："大凡要说明我的不错，势必先说对方的错。不然也总要举出些隐秘的事来作材料，这都是不容易说得好，或者不大想说的，那么即使辩解得有效，但是说了这些寒碜话，也就够好笑，岂不是前门驱虎而后门进了狼吗？"

周氏兄弟失和的原因，流传有许多说法，既然是传言，可信度太低了，有人说鲁迅偷看羽太信子洗澡被发现。与鲁迅、周作人都有密切交往的川岛反驳说："鲁迅后来和周作人吵架了。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周作人老婆对我还说过：鲁迅在他们的卧室窗下听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窗前种满了鲜花。……主要是经济问题。她（羽太信子）挥霍得不痛快。"

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说："我以为，父亲与周作人在东京求学的那个年代，日本的习俗，一般家庭沐浴，男子女子进进出出，相互都不回避。……直到临近世纪末这风俗似乎还保持着……70年代，我去日本访问，有一回上厕所，看见里面有女工在打扫，她对男士进来小解并不回避。我反倒不好意思，找到一间有门的马桶去方便。据上所述，再联系当时周氏兄弟同住一院，相互出入对方的住处原是寻常事，在这种情况之下，偶有所见什么还值得大惊小怪吗？退一步说，若父亲存心要窥视，也毋需踏在花草杂陈的'窗台外'吧？"

千家驹认为，羽太信子原本就是鲁迅的妻子，证据是鲁迅在1912年7月10日的日记记载："午前赴东交民巷日本邮局寄东京羽太家信并日银十元。"千认为，这里的"羽太"即信子，鲁迅将给信子的信称为"家信"，可知他们是夫妻关系。还有人说，鲁迅的"迅"字与"信"字在南方是谐音，系指羽太信子。但大多数学者认为此种说法太过牵强。1912年5月，信子生下儿子周丰一，其弟重久送妹妹芳子来绍兴照顾信子。7月10日，鲁迅寄"羽太家信"，并不是寄给信子的，而是寄给日本的羽太家的。鲁迅日记中也有给信子写信的记载，写明是"与二弟妇信"，而非"羽太家信"。

也有人认为，鲁迅、周作人兄弟失和的原因，一方面是长期一起生活造成的家庭矛盾；另一方面，大概与羽太信子的占有欲太强有关。鲁迅、周作人兄弟感情深厚，信子对此可能有所不满，信子希望丈夫只围绕自己打转，不希望丈夫与其兄长关系太过密切。这也可以从信子之妹芳子与周建人最后仳离之事中得到印证。

1964年，周作人在写给香港友人鲍耀明的信中说，赵聪的《五四文坛点滴》中"关于我与鲁迅的问题，亦与事实不远，因为我当初写字条给他，原是只请他不再进我们的院子里就是了。"赵聪的《五四文坛点滴》谈及周氏兄弟失和的文字，除了引证鲁迅日记外，仅有如下几句："许寿裳说过，他们兄弟不和，坏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据说她很讨厌她这位大伯哥，不愿同他一道住。如此推断，周氏兄弟失和的原因是羽太信子不愿同鲁迅一道住。"

周建人认为两位兄长失和的原因是当家的羽太信子挥金如土。周家雇有许多仆佣，管家、烧饭司务、东洋车夫、打杂采购的男仆人七八人，还有打扫、洗衣、看孩子的女仆二三人，比祖父在前清做京官时请的佣工还要多。信子经常心血来潮，花样百出，有时饭做好了，却说想吃饺子，将一桌饭菜退回厨房，厨师赶紧另包饺子；被褥才用一两年，便不要了，赏给仆人，全部换新的。鲁迅不仅每月薪金交公，多年积蓄赔进去，有时还要四处借贷，穷得连夜间写文章吸香烟都没钱买。鲁迅到上海后，对周建人谈及八道湾时的生活，说："我已经涓滴归公了，可是他们还不满足。"

周建人还提及，一次，周作人说要将岳父母接到中国来同住，鲁迅很不赞成，认为多年来寄钱供养他们，已经情至义尽，今后可以继续养老送终，他们还有别的子女在日本，就不必接到中国来了。

许广平回忆，鲁迅谈及八道湾时的生活说，羽太信子花钱大手大脚，什么都要买日本货，一有钱就到日本商店买上一大堆；周作人一家无论大病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诊治。钱花光了，便由鲁迅去借，有时鲁迅借了钱急忙回家，到门口看见日本医生的汽车，便感慨："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带走的呢？"

许广平说，因为后来北洋政府欠薪，鲁迅工资不能上交，于是就变得讨厌起来了。鲁迅对他说，管家徐坤很会讨周作人夫妇的喜欢，连周买双布鞋，做件大衣，都是徐从外面叫人回来试样子。徐的家眷与八道湾比邻而居，徐常将食品从墙头送过去。鲁迅看见后告诉信子，信子狠狠责骂了徐，但并不是骂他偷东西，而是责怪徐"为什么给他（鲁迅）看见了"。而周作人则说："辞退他对我日常生活的照料没人能代替得了，还是留着吧。"

俞芳在《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一文中提到，鲁老太太曾对人说："我只记得：你们大先生（鲁迅）对二太太（信子）当家，是有意见的，因为她排场大，用钱没有计划，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别人去借，是不好的。"

(俞芳，绍兴人，北师大毕业，鲁迅与周作人失和后，搬到另一个地方住时的邻居)

1925年，周作人翻译了罗马诗人喀都路斯的第一百首诗《伤逝》，中有"兄弟，只嘱咐你一声珍重"之句。不久，鲁迅发表同名小说《伤逝》，开篇便说："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晚年，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写道："《伤逝》不是普通恋爱小说，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我也痛惜这种断绝，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人总只有人的力量。"

发表小说《伤逝》后两周，鲁迅又发表小说《弟兄》，此文完全是描写1917年周作人出疹子，自己惊慌失措、悉心照料之事。他在文中向弟弟表达了"鹡鸰在原"（鹡鸰亦作脊令，一种生活在水边的小鸟，当它困处高原时，就悲鸣向同伴求救，《诗经》中有云："脊令在原，兄弟难急"）的意思。

鲁迅收藏的现代作家的译著中，以周作人的译著种类最多。二人失和后，鲁迅仍搜集弟弟的作品。

《语丝》被查封后，鲁迅担心周作人的安危，给川岛写信说："他之在北，自不如来南之安全，但我对于此事，殊不敢赞一辞，因我觉八道湾之天威莫测，正不下于张作霖，倘一搭嘴，也许罪戾反而极重，好在他自有他之好友，当能相助耳。"

1936年10月，平津地区的104位教授联名发表《平津文化界对时局的意见书》，周作人没有参与此事。鲁迅逝世后，周建人给周作人写信说："（鲁迅）又说到关于救国宣言这一类的事情，谓连钱玄同、顾颉刚一般人都具名，而看不到你的名字，他的意见，以为遇到此等重大问题时，亦不可过于退后云云。"

周作人对鲁迅和许广平的结合亦有微词，他说鲁迅好色、纳妾，晚年，他的日记中仍有"兄弟皆多妻"之语。

虽然失和，但兄弟二人却没有断了联系，他们都在《语丝》写文章；有共同的朋友，这些朋友经常在同一天先后拜访二人，周建人、川岛不止一次充当了二人沟通的桥梁。二人还一致对外，在女师大风潮、"三一八惨案"中，周作人在鲁迅起草的《关于女师大风潮的宣言》上签了字；在鲁迅与陈源的比战中，周作人毫不犹豫站在了长兄一边。

荆有麟回忆，二人失和后，还常在北大教员休息室见面，一接触便起争执。可一旦有人攻击周作人，鲁迅便用各种笔名代弟弟应战。成仿吾和鲁迅论战时，周作人也在其文章中为鲁迅帮腔。"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鲁迅被列入北洋政府的缉捕名单，周作人知道后，马上托人通知鲁迅。

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发表后，友人们纷纷唱和，引发一场风波。鲁迅却能理解二弟，他在给杨霁云的信中说："周作人之诗，其实是还藏些对于现状的不平的，但太隐晦，已为一般读者所不憭……"许多年后，周作人谈及鲁迅对他的上述评价时说："当时胡风辈闹得满城风雨，独他一个人在答曹聚仁杨霁云的书简中，能够主持公论，胸中没有丝毫芥蒂，这不是寻常人所能做到的了。"

1936年10月19日清晨，鲁迅逝世。第二日，周作人恰好有一堂《六朝散文》课，他没有请假，而是挟着一本《颜氏家训》缓缓走进教室。在长达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周作人始终在讲颜之推的《兄弟》篇，只字未提其他事情。第一堂课下课前几分钟，周挥一挥袖子，掸了掸粉笔灰说："对不起，下一堂课我不讲了，我要到鲁迅的老太太那里去。"这个时候，大家发现周的脸色非常难看。柳存仁回忆："他并没有哭，也没有流泪，可是眼圈有点红热，脸上青白的一层面色，好像化上了一块硬铅似的。这一点钟的时间，真是一分钟一秒钟的慢慢的挨过，没有一个上课的人不是望着他的脸，安静地听讲的。这个时候容易叫你想起魏晋之间的阮籍丧母的故事。"

新中国成立后，周作人写了《鲁迅的故事》、《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等作品，在谈及鲁迅时，也会称"家兄"。陈迩冬回忆，他在周作人屋中见到过鲁迅拓的汉碑，一次，周送他出门时，指着外院的丁香树说："这是家兄种的。"

1958年，周作人在给曹聚仁的信中，谈及上海鲁迅墓前的塑像说："死后随人摆布，说是纪念其实有些实是戏弄，我从照片看见上海坟头所设塑像，那实在可以真是最大的侮弄，高坐在椅上的人岂非是头戴纸冠之形象乎？假使陈西滢辈画这样一张相，作为讽刺，也很适当了。"

徐淦回忆，他在与周作人日常闲谈中常提到鲁迅，"知堂很坦率，从他的口吻中，我听出他对杰出的兄长之爱和敬，始终如一，像两人儿时、少时、青壮年、中年时的莫逆有增无减"。羽太信子一次给徐送茶时，也提到鲁迅，周作人当时翻译信子的话说："内人告诉足下，自从足下来后，院子里的左邻右舍，都对她说，她们觉得又像过去大先生住在这里的时候，看到通宵在灯下干夜活的情形了，她们对大先生都是很敬爱、挺怀念的。"

对于长兄，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说："我很自幸能够不俗，对于鲁迅研究供给了两种资料，也可以说对得起他了。关于鲁迅以外的人我只有对许季茀一个人，有要订正的地方，如上边所说的，至于其他无论什么样人要怎么说，便全由他们说去好了。"言下之意，当年他有对不起鲁迅之处。

周建人说，鲁迅逝世前几天，身边还放着周作人的书，闲来时常翻阅。而1966年7月2日，周作人开始阅读鲁迅的杂文。这对兄弟在即将离世之际，都不约而同阅读对方的文章，实在让人感慨万千。

血浓于水的亲情，是人世间最美好最宝贵的感情啊！

周作人不仅与长兄鲁迅失和，与三弟周建人的关系亦不睦。

据周海婴记载，羽太信子怀孕后，其妹妹芳子从日本到绍兴照顾信子。信子得到芳子无微不至的照顾后，渐渐离不开芳子了。为了把芳子长久留在身边，她便准备撮合芳子和小叔周建人。周建人时正因青梅竹马的表妹病逝而十分悲痛。信子便乘机灌醉了周建人，将芳子推进周建人的房间。鲁迅谈及三弟的婚姻时，说是"逼迫加诈骗成局"。

据俞芳记载，在绍兴时，周建人与芳子关系尚好。周家迁到北京后，芳子看到姐姐大肆挥霍，十分羡慕，对信子言听计从，效仿信子，贪图享乐，常埋怨丈夫无能，不会赚钱。一次，周作人夫妇、芳子带着孩子去游玩，周建人准备同往，没想到，他走到车子旁边时，芳子一脸不屑地说："你也去吗？"周建人看着妻子冰冷的表情，十分难受。

周建人到上海后，希望妻儿也一同到上海居住。但信子不让妹妹离开，芳子也不愿离开，反而经常写信向周建人要钱。后来，周建人积劳成疾，患了肺结核，芳子仍拒绝到上海照顾丈夫。五年后，心灰意冷的周建人与王蕴如结合。

鲁迅去世的1936年冬天，鲁老太太八十寿辰，周建人、王蕴如到北京为母亲祝寿。结果，信子、芳子大闹寿宴，周建人与芳子的长子周丰二更是手持军刀从屋内冲出，要砍周建人，被亲友拦下。此后，周丰二打电话到日本领事馆，要求他们扣留周建人，将其"法办"。周、王二人无奈，只能提前回到上海。鲁老太太伤心地对俞芳说："如果大先生还在，八道湾不敢如此嚣张……"

好端端的一个家，乱到这种程度，竟然兵戎相见！可悲啊可悲。

抗战爆发前，冯雪峰认为，要让周作人接触进步势力，他隐约表示让周建人去接近周作人。也有人对周建人说，生物学家秉志由上海一家书局供养着，周作人只要愿意来上海，生活完全不成问题，商务印书馆或其他书局可以供养。周建人想起鲁迅生前说过的周作人不如南来安全的话，于是致信周作人，恳请其来上海，但周作人未作复。

寿宴之后，周建人不再给八道湾寄钱，唯独通过母亲给大女儿马理（周鞠子）每月20元。抗战时期，周作人通过日本使馆，要求商务印书馆直接将周建人的一半工资，汇给周作人。兄弟关系更加恶化。

新中国成立后，羽太芳子向法院起诉，状告周建人"重婚"。一些老友发现芳子的诉状出自周作人之手（周作人只承认他改了几个字），叹道："知堂老人坐不住，又出山了。"法院经过调查，判决周建人与芳子实际离婚成立，周丰二与周建人脱离父子关系。

刘哲民记载，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茅盾、叶圣陶（周海婴记载为叶圣陶、胡愈之）三人试图为周作人、周建人兄弟调解。他们拉着周建人到八道湾做客，周作人很客气地招待了他们，但兄弟二人却互相不搭理对方。面对此僵局，三人不知该如何劝说，只好无功而返。

周建人回忆，全国解放后不久，他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碰到周作人，二人都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脚步。二人都老了，周作人颇为凄凉地说："你曾写信劝我到上海。"周建人回答："是的。我曾经这样希望过。"周作人颇为凄凉地说："我豢养了他们，他们却这样对待我。"听了这话，周建人觉得他还不明白，还以为自己是八道湾的主人，而不明白其实他早已是一名奴隶。这次意外相遇，成为这对兄弟的永诀。

最后关于周作人再说几句。

兄弟失和后，周作人竟然称呼母亲为"鲁迅的母亲"、"鲁迅的老太太"或"鲁老太太"，无论是公开场合或私下与友人谈话。1936年10月，北大召开悼念鲁迅大会，会上，周作人称呼母亲为"他（鲁迅）的母亲"，与会的老舍听到后极为反感。后来老舍在一次纪念鲁迅逝世的会议上提到周作人时说，这种人连自己的母亲都不肯承认，何况国家。

但是，周作人也有多彩的一面，在任日伪督办期间，周作人曾多方照顾李大钊的长女李星华，帮助李星华、李光华姐弟办"良民证"，协助他们从北平转移至延安，掩护李大钊次女李炎华及其夫侯辅庭。他还曾营救中共地下党员高炎。

这就是鲁迅弟兄三人感情纠葛的简单经过，这里面，有让人叹息的地方，有让人痛心的地方，也有永远是谜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