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如果将我国的历史比较直观地分为上古、中古、近古三段，则上古可以视为儒家的创兴时期，中古可以视为儒家的中兴时期。创兴时期有孔、曾、思、孟，中兴时期有周、程、张、朱。任何学说、思想、学派，要想长期发挥它不偏不倚的积极作用都是不容易的，需要适应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更新。理学便是儒家在中古时期获得更新之后的一个新形态。在这次成功的更新之后，儒家思想学说便得以恢复其新鲜的活力，从而继续主导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社会在近古时期的发展历程，并且将社会文明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当然，儒家学说还有其更早的渊源，就是“二帝三王”的王官之学。创兴时期，孔子集大成，萃聚“二帝三王”的典籍，成为“六经”；中兴时期，朱子再次集大成，萃聚孔、曾、思、孟的著述，成为“四书”；而周、程、张、朱的著述，到了近古时期，流行极广，几于人手一册，这就是《近思录》。
所以，儒家学派就有“四书”是“六经”之阶梯、《近思录》是“四书”之阶梯的说法。也就是说，了解儒家思想学说，最为正宗的路径应当是从《近思录》上溯“四书”，再由“四书”上溯“六经”。
事实上，在宋元明清时期，《近思录》是影响最大、最广的入门性的学术书，不仅在中国如此，在古代朝鲜、日本、越南，尤其如此。
朱熹曾经对他的弟子们说：“《近思录》好看。‘四子’，‘六经’之阶梯；《近思录》，‘四子’之阶梯。”清代江永称，“凡义理根原，圣学体用，皆在此编。……盖孔、曾、思、孟而后，仅见此书”。四库馆臣称，“宋明诸儒若何氏基、薛氏瑄、罗氏钦顺，莫不服膺是书”“实为后来性理诸书之祖”。
孔、曾、思、孟的主要概念是“仁”，周、程、张、朱的主要概念是“理”。孔子多讲“仁”，而孟子多讲“义”，“义”是“仁”的一种体现，本质上仍然是“仁”。宋儒讲“理”，又讲“道”“性”“心”，讲“理”是强调天地万物具有共同的规律性，讲“道”是强调道统在人间的传承，讲“性”是确信人类具有向善的本质，讲“心”是强调自身的感知是一切学习的起点，因此只是侧重不同，并无实质之别，“道”“性”“心”仍然是“理”。
儒家是永远的儒家，只是各个阶段的形态展现有所不同。但大致上说，出于历史的因素，创兴时期的儒家具有更多的政治和制度的因素；时隔一千余年之后，世异事异，事异备变，中兴时期的儒家具有更多的抽象性和哲学性，因此也更加灵活，超越时空而具备普世价值。
二
《近思录》的编订是在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夏天，编订者是朱熹和吕祖谦。朱熹和吕祖谦相约，在福建建阳的寒泉坞相见，共读北宋五子之书。由于对内容早已稔熟于心，所以只用了十天时间，不仅全部条目基本选定，而且条列了卷次，写定了各卷标题。
编订之后，二人各有一篇《书〈近思录〉后》，又称《近思录后序》。
朱熹在《后序》中说：“淳熙乙未之夏，东莱吕伯恭来自东阳，过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与读周子、程子、张子之书，叹其广大闳博，若无津涯，而惧夫初学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关于大体而切于日用者，以为此编，总六百二十二条，分十四卷。”
从朱熹的话来看，他的《后序》应当也是同时写就的。但吕祖谦的《后序》题款写于淳熙三年（1176）四月，是一年之后写定的。在书成以后，朱熹和吕祖谦二人为此还有信函往来，相互磋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晦庵集》中有乙未八月与祖谦一书，又有丙申与祖谦一书，戊戌与祖谦一书，皆商榷改定《近思录》”。《朱子语类》中提到，朱熹曾说：“《近思录》首卷难看。某所以与伯恭商量，教他做数语以载于后，正谓此也。”由此可以相信，《近思录》是朱、吕二人精思熟虑的作品。
三
《近思录》的作者和编纂者共有七人，即被称为北宋“五子”的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和南宋的朱熹、吕祖谦。
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原名敦实，后改敦颐。道州营道（今湖南永州道县）人。晚年爱庐山风景，傍溪筑室以居，取故乡“濂溪”命名，世称濂溪先生。历官洪州分宁县主簿、南安军司理参军、郴州桂阳与南昌县令、合州判官、虔州通判、永州通判、广南东路转运判官、提点本路刑狱等，有治绩。为宋代理学鼻祖，从政之余传道授业，程颢、程颐均从之受业。博学力行，黄庭坚称其为人“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廉于取名而锐于求志，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茕嫠，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精于易学，发明太极之蕴，能“明天理之根源，究万物之终始”，“其言约而道大，文质而义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于学者也”。朱熹盛赞周敦颐“《太极》之旨，周子立象于前，为说于后，互相发明，平正洞达，绝无毫发可疑”。史称“两汉而下……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然后道之大原出于天者，灼然而无疑焉”。后人称道周敦颐“濂溪之学，精悫深密”（蔡元定）。“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崛起，二程嗣之，又复横渠诸大儒辈出，圣学大昌。”（黄百家）“孔孟而后，千有余年，圣人之道不传。道非不传也，以无传道之人耳。汉四百年得一董子，唐三百年得一韩子，皆不足与传斯道。至宋周子出，而始续其统，后世无异词焉。”（贺瑞麟）著有《太极图说》《通书》等，后人编为《周子全书》《周濂溪集》《周元公集》《周敦颐集》。
程颢（1032—1085），字伯淳，河南伊川（今河南伊川）人，程颐之兄，世称明道先生，或称大程子，与程颐并称“二程”，其学派被称为“洛学”。进士及第，历任鄠县、上元县主簿，晋城令，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太常丞，知扶沟县等职。《宋史·道学传》称他：“资性过人，充养有道，和粹之气，盎于面背，门人交友从之数十年，亦未尝见其忿厉之容。遇事优为，虽当仓卒，不动声色。自十五六时，与弟颐闻汝南周敦颐论学，遂厌科举之习，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者几十年，返求诸‘六经’而后得之。秦汉以来，未有臻斯理者。”著有《识仁篇》《定性书》《陈治法十事》等，后人合编为《程氏遗书》《二程全书》《二程集》。
程颐（1033—1107），字正叔，程颢之弟，世称伊川先生，或称小程子，与程颢并称“二程”。历官崇政殿说书、管勾西京国子监等职，为洛党领袖。自年十八上书阙下，游太学，后经近臣屡荐，入京侍讲经筵，党争起，窜涪州，移峡州，最后以宣义郎致仕。时人称其“有特立之操，出群之资，洞明经术，通古今治乱之要，有经世济物之才，非同拘儒曲士，徒有偏长，使在朝廷，必为国器”（吕公著）。“道德纯备学问渊博，有经天纬地之才，有制礼作乐之具，实天民之先觉，圣代之真儒。”（朱光庭）《宋史·道学传》称他：“于书无所不读。其学本于诚，以《大学》《语》《孟》《中庸》为标指，而达于‘六经’。动止语默，一以圣人为师，其不至乎圣人不止也。……平生诲人不倦，故学者出其门最多，渊源所渐，皆为名士。”著有《易传》《颜子所好何学论》等，后人合编为《程氏遗书》《二程全书》《二程集》。
张载（1020—1077），字子厚，凤翔郿县（今陕西眉县）横渠镇人，世称横渠先生。讲学关中，故其学派被称作“关学”。史称张载“少喜谈兵，至欲结客取洮西之地”，“本跅弛豪纵士”，“又出入于佛老者累年。……精思力践，毅然以圣人之诣为必可至，三代之治为必可复。尝语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自任之重如此”，“学古力行，为关中士人宗师”。朱熹称赞他“早悦孙吴，晚逃佛老，勇撤皋比，一变至道”。历官著作佐郎、崇文院校书、知太常礼院。著有《正蒙》《西铭》《东铭》《易说》等，后人合编为《张子全书》《张载集》。
邵雍（1011—1077），字尧夫，号安乐，谥康节。北宋著名理学家、易学家。祖先为范阳（今河北涿州）人，幼随父迁共城（今河南辉县）。先曾隐居苏门山百源之上，故学者又称百源先生，其学派被称为“百源学派”。后隐居河南洛阳安乐窝，创立易学象数学派，屡授官不赴。史载邵雍在苏门山，“布裘疏食，躬爨养父之余，刻苦自励者有年”；“冬不炉，夏不扇，日不再食，夜不就席”；在洛阳，“蓬荜瓮牖，不蔽风雨，而怡然有以自乐，人莫能窥也”；“出则乘小车，一人挽之，任意所适”。评价说“周、程、张、邵，五子并时而生，又皆知交相好，聚奎之占，可谓奇验。而康节独以《图》《书》象数之学显”。程颢称之为“振古之豪杰”，又称之为“内圣外王之道”，朱熹称其“胸襟中这个学，能包括宇宙，始终古今”。著有《观物内外篇》《渔樵问对》《先天图》《皇极经世》及《伊川击壤集》。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仲晦，号晦庵、考亭、紫阳。徽州婺源（今江西婺源）人，侨居建阳武夷山。二程四传弟子、周敦颐五传弟子。进士及第，曾任泉州同安主簿、知南康军、秘阁修撰等职，“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仅九考，立朝才四十日”。在官之日虽浅，而政事可观。“所至兴学校，明教化，四方学者毕至。”史称朱熹“得程氏正传……凡《诗》《书》六艺之文，与夫孔、孟之遗言，颠错于秦火，支离于汉儒，幽沉于魏晋六朝者，至是皆焕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熹而始著”。一生著述极富，有《中和说》《观心说》《仁说》等，并为《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作章句集注及或问，为《太极图说》《通书》《西铭》三书作解，为《周易》作本义及启蒙，为《诗经》作集传，为《楚辞》作集注及辨证，编订《近思录》《河南程氏遗书》《伊洛渊源录》，又著《孝经刊误》《小学集注》《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朱子家礼》《朱子文集》《朱子语类》等，著作共二十五种六百余卷，后人辑录有《朱子语类》，今人汇编有《朱子全书》。
吕祖谦（1137—1181），字伯恭，婺州（今浙江金华）人，世称东莱先生。进士及第，历官太学博士、秘书郎、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著作郎、直秘阁，主管冲祐观及明道宫等。屡以圣道、治体进谏宋孝宗。与朱熹、张栻为友，一时齐名，人称“东南三贤”。年少时性情卞急，一日诵《论语》孔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忽觉平时忿懥涣然冰释，遂终身无暴怒。朱熹曾说：“学如伯恭，方是能变化气质。”其学以关洛为宗，而长于兼取众长，举人之善，旁稽载籍，不见涯涘，心平气和，不立崖异，“一时英伟卓荦之士皆归心焉”。史称吕祖谦“平心易气，不欲逞口舌以与诸公角，大约在陶铸同类，以渐化其偏，宰相之量也”。著作有《东莱集》《东莱左传博议》《东莱书说》《吕氏家塾读书记》，编纂《皇朝文鉴》《古文关键》。
所以，《近思录》既是一部北宋五子的语录，同时也反映了编选者朱熹、吕祖谦自己的思想，是七名宋儒的共同思想的精华录。
四
《近思录》全书共收语录六百二十二条，分类编纂，共十四类，编为十四卷。叶采最早为《近思录》作注，并概括了各卷大意。他说：
卷一：此卷论性之本原，道之体统，盖学问之纲领也。
卷二：此卷总论为学之要。盖尊德性矣，必道问学。明乎道体，知所指归，斯可究为学之大方矣。
卷三：此卷论致知。知之至，而后有以行之，自首段至二十二段，总论致知之方。然致知莫大于读书，二十三段至三十三段，总论读书之法。三十四段以后，乃分论读书之法，而以书之先后为序。始于《大学》，使知为学之规模次序，而后继之以《论》《孟》《诗》《书》。义理充足于中，则可探大本一原之妙，故继之以《中庸》。达乎本原，则可以穷神知化，故继之以《易》。理之明，义之精，而达乎造化之蕴，则可以识圣人之大用，故继之以《春秋》。明乎《春秋》之用，则可推以观史，而辨其是非得失之致矣。《横渠易说》以下，则仍语录之序，而《周官》之义因以具焉。
卷四：此卷论存养。盖穷格之虽至，而涵养之不足，则其知将日昏，而亦何以为力行之地哉！故存养之功，实贯乎知行，而此卷之编，列乎二者之间也。
卷五：此卷论力行。盖穷理既明，涵养既厚，即推于行己之间，尤当尽其克治之功也。
卷六：此卷论齐家。盖克己之功既至，则施之家，而家可齐矣。
卷七：此卷论出处之道。盖身既修，家既齐，则可以仕矣。然去就取舍，惟义之从，所当审处也。
卷八：此卷论治道。盖明乎出处之义，则于治道之纲领不可不求讲明之。一旦得时行道，则举而措之耳。
卷九：此卷论治法。盖治本虽立，而治具不容缺，礼乐政刑有一而未备，未足以成极治之功也。
卷十：此卷论临政处事。盖明乎治道而通乎治法，则施于有政矣。凡居官任职，事上抚下，待同列，选贤才，处世之道具焉。
卷十一：此卷论教人之道。盖君子进则推斯道以觉天下，退则明斯道以淑其徒，所谓“得英才而教育之”，即“新民”之事也。
卷十二：此卷论戒谨之道。修己治人，常存警省之意，不然，则私欲易萌，善日消而恶日积矣。
卷十三：此卷辨异端。盖君子之学虽已至，然异端之辨尤不可以不明，苟于此有毫厘之未辨，则贻害于人心者甚矣。
卷十四：此卷论圣贤相传之统，而诸子附焉。断自唐虞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道统相传，至于孔子。孔子传之颜、曾，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遂无传焉。于是楚有荀卿，汉有毛苌、董仲舒、扬雄、诸葛亮，隋有王通，唐有韩愈，虽未能传斯道之统，然其立言立事，有补于世教，皆所当考也。迨于宋朝，人文再辟，则周子唱之，二程、张子推广之，而圣学复明，道统复续，故备著之。
儒家教人读书，最讲究因材施教，循序而进，不躐等，不陵节，经传注疏，原原委委。《近思录》的编纂也是如此，全书各卷无不体现着“次第”的意图。
所谓万事开头，先要讲明道体，以总摄人生，所以第一卷是“道体”。
明白道体，然后就懂得学习的重要，儒家自孔、孟、荀以至汉唐诸子，无论主张性善还是性恶都首重“劝学”，所以第二卷是“为学”。
懂得学习，就需要读书求知，经传注疏，各有次序，慎思审问，都有方法，所以第三卷是“致知”。
儒家主张“学以为己”，最反对“记问之学”，而倡导“反躬自省”，书读得熟了以后，该要藏焉修焉，息焉游焉，优柔厌饫，切磋沉潜，所以第四卷是“存养”。
学习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力行，儒家学不外行，“学至于行而止矣”，既读了书，又能反躬，下一步就要力行，所以第五卷是“克治”。
古人十岁曰幼而学，三十曰壮而有室，四十曰强而仕，所谓“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在读书、反躬、力行之后，就可以经营家室，所以第六卷是“齐家”。
古人以家事国事为一体，所谓“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果真三十能立，就可以学优而仕，而出仕先要明了世事人情，审时度势，自处于中道，所以第七卷是“出处”。
懂得了自处，又可以利人，该要手援天下，济国济民，这就首先要清楚治道，明白大体，所以第八卷是“治体”。
明白了治道之大体，还要能具体而微，长于法术，足于策略，所以第九卷是“治法”。
孔子称“人之道，政为大”，立国须有规模，为政务出淳厚，正德、利用、厚生，总称“三事”，所谓“德惟善政，政在养民”，而载舟覆舟，不可不慎，所以第十卷是“政事”。
既能治学，又知为政，老而致仕，要当以教学育人为己任，如孔子“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之例，而孟子亦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乐，所以第十一卷是“教学”。
君子以天下为怀，勇于改过，清洁自守，善始善终，所以第十二卷是“警戒”。
儒家治学，讲究醇而不杂，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辨异端而辟邪说”，为的是不失根本而传之久远，“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故凡大儒均以传道、阐道为职志，而以溯源导流为当然之理，所以第十三卷是“辨别异端”。
儒家所谓“仁道”亦可解释为人道、人文，而做人要当以圣贤自期，以君子自处，“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儒家以君子圣贤为最高境界，所以第十四卷是“总论圣贤”。
总之，全书十四卷首尾相济，次第整齐，体现着明显的递进关系。但只有第一卷“道体”在全书中的次序有些特殊，是一个例外。这一卷是依照儒学体系的重要性为标准，而不是入门阶梯的先后次序而设立的。特别是第一卷的第一段话，全文选录了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文中开篇第一句话，便是“无极而太极”。若论这句话以及《太极图说》的篇名，乃是儒学史上家喻户晓的文献，但若说到人们对它的理解，则极其有限。究其原因，乃在于“无极而太极”本属儒家学说中形上之学的部分，而形上之学的精微之处又并非抽象思辨的逻辑推理，而是介于形上与形下之间的转折与连接。“无极而太极”意谓无极即太极；称之为无极，是强调它的形上作用，由此而获得“不已”的性格；称之为太极，是强调它的形下作用，由此而衍出“生生”之学；中间一个“而”字，意谓无极与太极亦一亦二，亦分亦合。如朱熹所说：“圣人谓之‘太极’者，所以指夫天地万物之根也。周子因之而又谓之‘无极’者，所以著夫无声无臭之妙也。然曰‘无极而太极’‘太极本无极’，则非无极之后别生太极，而太极之上先有无极也。”又说：“无极即是无形，太极即是有理。”接下来的几个概念也是如此：相对于无极而言，无极是形上，太极是形下。相对于阴阳而言，太极是形上，阴阳是形下，如朱熹所说：“太极，形而上之道也；阴阳，形而下之器也。”相对于一阴一阳而言，一阴一阳是形上，阴阳是形下，如朱熹所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是气，不是道。所以为阴阳者，乃道也。……阴阳非道也，一阴又一阳，循环不已，乃道也。”这样一种既无极又太极、既无形又有理的关系，特别是这种抽象论辩的学术意义究竟何在，远不是初学者所容易体悟的。如吕祖谦所指出的，“阴阳变化性命之说，大抵非始学者之事”。所以，第一卷“道体”的编纂，是出于“名义”的需要。论难度它最难，论内容它最重要，所以必须放在卷首。在《近思录》编成之后，朱熹曾明白表示，第一卷最不易懂，建议学生先看第二、第三卷，慢慢再回头看第一卷。他说：“《近思录》首卷难看。……若只读此，则道理孤单，如顿兵坚城之下。”“看《近思录》，若于第一卷未晓得，且从第二、第三卷看起。久久后看第一卷，则渐晓得。”
五
《近思录》自南宋至清代，各种注本有21种之多，陈荣捷先生称“除儒道经书之外，注释比任何一书为多。……笔记讲说无数”。其中较为重要的，有叶采和张伯行的《集解》、茅星来和江永的《集注》。
叶采，字仲圭，号平岩，曾任朝奉郎，监登闻鼓院，兼景献府教授。其父叶味道为朱熹弟子。朱熹卒于宋宁宗庆元六年（1200），其后约20年，叶采开始撰写《近思录集解》，“朝删暮辑，逾三十年”，至宋理宗淳祐十二年（1252），书成，对后世影响最大，并且成为《近思录》流传至今的最早版本。
张伯行，字孝先，河南仪封（今河南兰考）人。康熙二十四年（1685）进士，历官江苏按察使、福建巡抚、江苏巡抚、户部侍郎、礼部尚书、入直南书房，以居官清廉著称，御选“天下第一清官”。所至建书院，置学舍，搜求刊布先儒文集，御赐“礼乐名臣”榜。卒赠太子太保，谥清恪，光绪初从祀文庙。史载张伯行“方成进士，归构精舍于南郊，陈书数千卷纵观之，及《小学》、《近思录》、程朱《语类》，曰：‘入圣门庭在是矣。’尽发濂、洛、关、闽诸大儒之书，口诵手抄者七年。始赴官，尝曰：‘千圣之学，括于一敬，故学莫先于主敬。’因自号曰敬庵。又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老氏贪生，佛者畏死，烈士徇名，皆利也。’在官所引，皆学问醇正，志操洁清”。著述有《困学录》《困学续录》《正谊堂文集》《居济一得》。刊印《正谊堂丛书》，纂辑集注宋明诸儒著作，计有《濂洛关闽书》《性理正宗》《二程语录》《朱子语类辑略》《近思录集解》《续近思录》《广近思录》等。张伯行《近思录集解》康熙四十九年（1710）成书，重在梳理义理，务使五子原意圆融贯通，平易、细腻而又接近原意。
茅星来，字岂宿，浙江归安（一说乌程，今浙江湖州）人，康熙间诸生。受命于其父茅默存的遗教集注《近思录》，自序作于康熙六十年（1721），后序作于乾隆元年（1736），前后有15年之隔，“殚一生之精力为之”。他的《近思录集注》广采宋元来《近思录》版本，校正异同得失，于名物训诂考订援据，不惮其烦，而备著汉唐诸家之说。其书篇幅较之叶采增大几近一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不仅“于名物训诂，考证尤详”，而且“其持论光明洞达，无党同伐异，争名求胜之私”。
江永，字慎修，江西婺源（今江西婺源）人。家贫不仕，好学深思，精通“三礼”，又长于比堪、步算、钟律、声韵，戴震称“自汉经师康成（郑玄）后罕其俦匹”。江永《近思录集注》的特点，是清理了明代各种流行本的谬误，依据朱子而论断谨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说：“凡朱子《文集》《或问》《语类》中，其言有相发明者，悉行采入分注。或朱子说有未备，始取叶采及他家之说以补之。间亦附以己意，引据颇为详洽。”乾隆七年（1742）成书，之后即成为流通最广的一种注本。
六
《近思录》十四卷的标题，首先有朱熹最先草拟的字句，比较详细，见《朱子语类》卷一百五“《近思录》逐篇纲目”。叶采删繁就简，但又过于简短。茅星来也加以规范，但仍不整齐。其他如江永完全依循朱熹的标题，张伯行完全依循叶采的标题，今人陈荣捷则二者并存而以朱熹为主。
常见的三种标题是这样的：
△
本书是《近思录》的选注，限于篇幅，首先选取了有关修养、学习的部分，即第一卷至第七卷、第十一卷、第十四卷这九卷的全文，而暂时舍去了有关政治、宗教的部分，即第八卷至第十卷、第十二卷至第十三卷这五卷的全文。全书依次排列为九篇，标题也重新规范为四字句。希望本书成为《近思录》的一个比较简易又比较接近作者原意的读本。
张京华
2017年7月于湖南科技学院国学院
本文为岳麓书社“古典名著普及文库”《近思录》前言
“古典名著普及文库”
《近思录》
导读、注译：张京华
定 价：￥30.00
《近思录》是宋代大儒朱熹和吕祖谦合编的理学入门书，全书分类精选北宋周敦颐、程颢等五位大儒的思想要义，按次第编排，共十四类六百二十二条，是我国古代影响最大、最广的儒学入门书，也是今人学习儒学、研究儒家思想的必读之书。
本书是《近思录》的注译本，作者在参考权威注本的基础上，融入多年研究心得，全书既有字词疏解，又有义理辨析，是一本简明且接近作品原意的儒学普及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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