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经常熬夜，一生“按月亮办事”，原因却是这个

1957年5月6日，清晨4时30分，在北京伏罗希洛夫下榻处，毛泽东前来送行。伏罗希洛夫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来中国访问了20天，即将离开中国去印度尼西亚访问。

“20天来你累了吧？节目可能紧了一些，你是不是没有休息好？”毛泽东关心地问。

伏罗希洛夫说：“我最亲爱的朋友，毛泽东同志，我一点也没累，一切都好极了。偶而由于太阳晒有些头昏，在广州吃了点蛇肉，也许在肚子里展开了龙虎斗，刚回北京稍稍感到不舒适，很快就过去了。……”

伏罗希洛夫接着又说：“我听说你每天熬夜，我真心痛啊！你无论如何也别熬夜了。过去我也曾通宵地工作，结果身体受了不少损失。希望你这样做：太阳一出来你就向它问好，太阳一落你就向它告别，去休息。”

“好，要按太阳的规律办事。”毛泽东笑着说，“不要紧，我已经习惯了夜里工作。……”

伏罗希洛夫摇摇头说：“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做。”

接着，伏罗希洛夫又问毛泽东每天吸几支烟。

毛泽东回答：“不多，有时把烟拿在手里不抽，或者是燃着了不吸，看着它冒烟，在精神上也好象是吸了。”

伏罗希洛夫又摇头说：“我亲爱的毛泽东同志，你如果想休息，随时都可以到我们那儿去，你想到哪就到哪儿，好象南俄的索奇和黑海岸上的克里米亚等地……”

毛泽东笑着说：“我深深地感谢你，你这是很好的意思。……”

夜间办公，是战争年代留下的习惯。因为各部队晚上汇报一天的战况，必须立即作出部署，以便第二天行动。周恩来从转战陕北起，为了配合毛泽东，也改成了夜间办公。

五大书记中的其他三位，都是白天工作，夜间休息。其中朱德有早睡早起的习惯，严格遵守一定的作息时间。一般晚上10点钟左右洗澡睡觉，第二天早晨起床后，散散步或打拳，活动活动身体。

1948年9月会议以后，为了研究布置指挥三大战役，五位书记每天都集体办公。而且总是从晚上8点左右开始到毛泽东的办公室里开会办公，几乎每次都是一个通宵。

这种按月亮行事的作息时间，首先把朱老总的生活规律打乱了。当时，朱总司令已年过花甲，在五大书记中，数他年龄最大。连续通宵地开会办公，对他来说，实在是太疲劳了。有时，开会时，开着开着，他就打盹了。其他人都不叫他，让他休息儿。等到要决定重大问题的时候，他也就醒了。

“哎呀，我睡着了。”朱老总醒后总是抱歉的说。

“没关系，你休息一会儿，就能坚持到底了。”周恩来总是最理解人。

“咱们这一段会议多，总司令在开会时稍微休息一会儿，精力更充沛，是一件好事嘛。”毛泽东的辩证法是到家了。

为了照顾朱老总的身体，毛泽东等人有时也劝他早一点回去休息。朱老总自己却总是说：“这么重要的事，我回去也睡不着。”话是这么说，毕竟年岁不饶人。回去睡不着是实话，但熬夜狠了也真打盹！

“我们三个人打疲劳战打习惯了，在陕北打了一年多，打败了蒋介石妄想消灭我们的野心。现在咱们再在一起打一段疲劳战,总的是彻底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不然，事情这么多,又这么重要，少数人作不了主呀！”毛泽东对周恩来、任弼时说。

“这个疲劳战是很辛苦的，但效率也是很高的。”周恩来接上说。

其实，任弼时也够呛。他血压高，太紧张了就容易头晕。每当感到不太舒服的时候，他也靠在躺椅上合上眼睛休息休息。怕把他累垮了，其他书记有时也劝他早点回去休息。

“我比你们都年轻，你们都坚持工作，我回去休息那怎么行呢？我应当比你们多做一点事情才对呀！”任弼时说。这种精神可佳，但结果并不是年龄轻些的熬垮年龄大些的，五大书记中，倒是任弼时最先累垮，建国后不久，他就病倒了，他甚至没有看到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果。

在那段集体通宵办公的日子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的身体都很好。周恩来尤其出色，他那时兼军委总参谋长，夜里不睡觉，白天还得开会布置工作，工作相当紧张，精力却非常充沛。

当然，伏罗希洛夫不是第一个劝毛泽东别熬夜的人，“要按太阳的规律办事”，毛泽东也不是这时才头一次说，更不是不曾试图这样去做过。

早在1950年毛泽东的老同学周世钊就曾写信劝毛泽东改掉“晏睡的毛病”。

毛泽东在1950年12月29日复周世钊的信中说到：“晏睡的毛病正在改，实行了半个月，按照太阳的规律办事，不按月亮办事了。但近日又翻过来。新年后当再改正。多休息和注意吃东西，也正在做。总之如你所说，将这看作大事，不看作小事，就有希望改正了。”

看来，繁忙的政务工作和紧张的学习生活，以及党务工作使得毛泽东始终末能改正“按月亮办事”的作息习惯，直到他患重病不能工作为止。

毛泽东以顽强的意志和毅力，改变了人类生存的习惯，坚持了一生“按月亮办事”。这也是他独特的经历所形成的特殊作息观，属于矛盾的特殊性。更是他己适应了客观环境所形成的作息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