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君忧臣辱,君辱臣死”为人臣者,本该为君分忧,为国绸缪。但在明末清初这段历史上,却有这样一位将军,他坐拥80万大军,在国破家亡,社稷倾覆,君王自刭煤山之际,非但没有率军勤王,拯救天下苍生于水火倒悬,反而固城自守,做起了割据一方的封建军阀;而在清军南下之时,他又弃民族大义于不顾,弃城而逃,打着“清君侧”的旗号,一路狂奔去攻打苟延残喘的南明朝廷。帮助不幸在半路上就病死了,而他的儿子左梦庚则毫不迟疑的投降了清朝,做了汉奸,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明末“名将”——左良玉。
一:家国社稷覆亡在即,南宁伯左良玉却拒不出师
“百战百胜不如能忍,成名成功不如有财“。左良玉的为官之道,为将之道即在于此。公元1642年,李自成再次围攻开封城,河北大同一带战事吃紧,形势危急,百般无奈的崇祯帝不得不放出拘押在狱的孙传庭,命其率所部秦军剿灭农民军起义,此外,又命户部尚书侯恂携带自己化缘得来的五十万两白银来到左良玉所部,希望左良玉能够看在侯恂的提携之恩和白晃晃的黄金白银的面孔上,率军抗击李自成。
“有钱能使鬼推磨”左良玉对侯恂有没有感恩侯我们不得而知,但当金光四射的真金白银堆积如山的时候,向来油滑的左良玉马上慨然许诺,答应出师剿贼。所谓“逃跑将军”果然名不虚传,当左部军队和李自成的乌合之众在朱仙镇会战之际,左部大军一触而溃,平生“擅长疾走”的左良玉一路狂奔千里,直抵湖北襄阳才敢稍稍歇息。但显然李自成并不准备就此罢休,一路追亡逐北杀到襄阳,肝胆俱裂的左良玉不得不再次狂奔到武昌,并顺势逼迫封驻此地的楚王,向他要钱、要粮、要兵马。而在要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又纵兵大掠,烧杀抢夺,奸淫掳掠,丧尽天良。至此,纵然是瞎子也对该左良玉的兵痞本质有所认知了,更何况是庸而不昏的崇祯呢,虽然心中怒极,无奈鞭长莫及,只能好言抚慰,暂行羁縻之策。
公元1644年一月,一路上长驱直入,势如破竹的李自成在攻破潼关,击杀督师孙传庭,奄有陕西全境后,在西安称帝,建国号大顺。正式与明朝分庭抗礼。随后,即祭天犒师,率军东征,直本北京而来。形势危殆如此,生性桀骜的崇祯不得不委曲求全,数次敦促左良玉率部勤王,但左氏却始终消极以待,作壁上观。
公元1644年三月,连破数关的李自成兵临城下,困兽犹斗的崇祯在被合围之前,诏封左良玉为宁南伯,赐其子左梦庚平贼将军印绶,许其世袭罔替,永镇武昌。素善迎风使舵的左良玉貌做惶恐之状,坦然接受封赏,却以“拖刀之计”从容形势。所以在他慢工出细活的拟定作战计划送往北京之时,无力回天的崇祯帝已在煤山殉国。
二:凭什么左良玉就敢无视君命,坐观成败?
“枪杆子里出政权”话说左良玉之所以敢无视君命,坐观成败,其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因为他手上有军队。明代自李成梁以公费养私军开始,国家军队私有化就逐渐成为趋势,军队士卒往往只知有将帅而不知有君王。而随着建州女真的强势崛起,朝廷又不得不倚任辽东军来巩固边防,抵御外辱。所以,对这种恶劣风气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这种饮鸩止渴的行为反过来又进一步刺激领军的将帅,促使他们更加桀骜不驯、骄纵不法。到了崇祯年间,辽东之地的人事安排已不是朝廷所能插手的。期中祖大寿、吴三桂等即是典型的辽东的军阀世家。
“明亡于党争”这在如今几乎已成史学界的共识,但所谓的“党争”却指的并不仅仅是“东林党和阉党的争端”他还涉及到“军队之间的派系之争”。由于太祖皇帝对军队建制的规划,有所谓的“卫所军(地方特色鲜明)”和“营哨军(主要征募而来,是作战主力)”。此外还有负责拱卫京都的“五军营”、“三千营”和“神机营”。至于其他将帅因地制宜而就地征募,以地方(白杆兵)和个人命名(戚家军)的军队就更加数不胜数了。
所谓“战争是政治的延续”生性善斗的明朝文官集团自然深谙军队的重要性,于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以或拉拢、或打压、或合作、或培植亲信等方式,竭尽所能将保家卫国的军队变成一党一派的护卫,这种内外缠斗,遥相呼应的局面致使举国上下,朝廷内外尽皆糜烂不堪,永无宁日。所以,到了崇祯末年,发生堂堂一国之君却苦苦哀求做将帅的出兵勤王的事情也就不奇怪了。
三:或许,刚愎自用,过河拆桥的崇祯也是左良玉不愿勤王的原因
崇祯皇帝是出了名的“矜悯百姓,体恤苍生”但同时也是出了名的“刚愎自用,过河拆桥”。自他继位以来,死在他手上的文臣武将不计其数,他的喜怒无常、刚愎自用常常使在朝为官的文武百官战战兢兢,惶恐不安。
至于那些临危受命,为国分忧的名臣良将更是因为一着不慎而被残酷好猜、生性多疑的崇祯下狱处死,袁崇焕和陈新甲就是个中典范,贵为一国之君却无君人之量。
深明于此的左良玉对崇祯的德性自然是一清二楚的,所以,拥兵自重盘踞地方对他而言反而是上上之选,一旦猛虎下山,龙困浅滩,那无疑就是自去爪牙,任其宰割。届时,以崇祯的英睿果敢,自然不会手下留情。所以说“爱自己甚过爱天下”的左良玉自然不会“自投罗网”的去勤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