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0年代的北京大学，每年新生入学时，各系都要举行大规模的迎新活动，在西语系，活动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毕业班的老大哥带领新生在校内整个燕园里走一遭，三三两两，边走边介绍，特别深入细致。在那次活动中，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从毕业生的介绍里知道了北大西语系的教授阵容很强，有一大批著名的学者：赵萝蕊、吴兴华、张谷若、闻家驷、陈占元、郭麟阁、吴达元、田德望，等等。而名人中之名人，则是两位超出于这些正教授之上的“一级教授”：冯至与朱光潜。
在北大的几年中，做系主任的冯至，我们常能见到，而朱光潜先生，则是很难见到的，全系师生会一年难得有几次，他也不大出席。只有那么一次，一个小老头儿从附近穿过，有同学告诉我：“那就是朱光潜。”
他大名鼎鼎，但毫不起眼，身材矮小，穿一身深蓝色咔叽布中山装，踏一双布鞋，像图书馆的一个老员工。他满头银发，高悬在上，露出一个宽大的额头，几乎占了半个脑袋。他步履稳健，全身透出凝重肃穆之气。
我与朱光潜先生开始有具体的接触，是从北大毕业分配到《古典文艺理论译丛》工作之后的事。
《古典文艺理论译丛》是文学研究所办的刊物，1953年刚成立的文学研究所当时还隶属于北大，老老少少的研究人员基本上都是从北大的中文系、西语系、俄语系与东语系抽调过去的。
我是刚毕业的年轻大学生，于是到几个编委那里联系跑腿、接送稿件的任务就由我承担。我对这种跑腿工作特别喜爱，因为每一趟都有学术内容、知识含量，实际上是对一位又一位权威学者的“专访”，是听一堂又一堂的“家教”，是吃一顿又一顿的“小灶”，这对于一个刚大学毕业的青年来说，实在是一件乐事。那个时期是我一生之中最值得怀念的。也就是在那时，我与朱光潜先生有了直接的接触。
朱光潜的家是在燕南园腹地的深处，环境格外幽静。我见到朱光潜的时候，他已经六十多岁，虽然瘦小单薄，白发苍苍，但精干灵便，精神矍铄。他宽而高的前额下一对深陷的眼睛炯炯有神，老是专注地注视着、甚至是逼视着眼前的对象，手里则握着一只烟斗，不时吸上一口，那态势、那神情似乎面前的你就是他观察分析的对象，研究揣摸的对象。他专攻过心理学，写过心理学方面的专著，坐在他面前，你会感到自己大脑里的每一道皱折似乎都被他看透了。
作为学者，他对刊物选题与编译的意见都很明确、干脆，绝不含糊圆滑，模棱两可，而对于刊物之外的任何学术理论问题，他又有严格的界限，绝不越雷池一步，绝不高谈阔论，枝叶蔓延。
如果说我曾经感到他身上有一种肃穆之气的话，在接触之后，我更确切地感到他有一种由内而外、并非刻意求之、而是自然而然渗透出来的威严。
他讲起话来一副非常认真的样子，一口安徽桐城的乡音，听起来相当费劲。他脸上一般是没有笑容的，但有时笑起来却笑得咧着嘴，像是从心底里蹦出来的。这种笑经常是他在讲了一个自认为得意的想法或意见时才有的，而且，这时他会停止说下去，将那咧开了嘴的笑停驻在脸上，眼睛盯着你，似乎在等着你的回应。
几次接触后，我就确切地感到，他是一个很自主的人，很有主见并力求影响别人的人。他绝不跟对方讲多余的话，但当我小心翼翼从业务工作范围里挪出去一小步，恭维他身体很好时，他会很和气，很善意地告诫我：“身体就是要锻炼，每天不必要长时间，但一定要坚持。”当我又称赞他的太极拳打得好时，他以权威的口吻提示我：“跑步，最好的运动是慢跑，每天慢跑半小时，它给我的身体带来的好处最大。”（我见过他在校园里跑步的样子，步子不大，节奏不快，身体前倾，姿态有点可笑。）
从此以后，我一直牢记他这一经验之谈，并效法他的健身之道。每当我身上的惰性占上风时，我就会想起他的经验之谈，脑海里浮现出朱光潜先生在燕南园迈着小步慢跑的瘦小身影。
《古典文艺理论译丛》于1957年创刊，最后一期出版于1966年，前后十年，共出版了十七册，均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每册三十万字，总共约五百多万字。它全面地、精到地介译了从古希腊罗马一直到20世纪整个西方文艺批评史中的名家、名著、名篇，几乎每一个课题都有一个专集，有的更占有两个甚至两个以上的专集，如悲剧理论、喜剧理论、浪漫主义创作论、现实主义创作论著等。
它是新中国成立后少有的一个启蒙渠道和西方橱窗，它为我国的西学文化研究，为后来几十年西方文艺批评史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编委会中，朱光潜与钱钟书之所以得到格外的尊崇，原因就是他们都是西方文艺批评史的真正权威，学养深厚，著作等身。朱光潜所译的黑格尔的《美学》，就是提前在这个刊物上问世的，他还特别为美学问题的专号赶译了德国19世纪后期著名的心理学家、美学家立普斯的长篇论文《论移情作用》。
在美学理论王国里，朱光潜是一个矜持、肃穆、有尊严的“王者”。他对他在美学问题上的每一个论敌，不论是什么倾向、什么身份的美学家，从打着马克思唯物主义、现实主义的旗帜，娓娓动听赢得了不少信众的；到有资格的老左翼理论家，乃至哲学美学界的新秀，他都没有放过，几乎给每个人奉送了一长篇大文，或为批评，或为商榷，或为反驳，大有舌战群儒之概，颇有横扫千军的架势。
“文革”前夕，《古典文艺理论译丛》停办，此后我就再没有见到朱光潜，直到十年浩劫结束，朱光潜重新活跃在学术舞台上。他受聘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担任该所的学术委员。当时每个研究所都提携了几个已崭露头角的青年人担任学术委员。正是在这个场合，我有幸成为了这些学长的“同会者”和“共事者”。
1978年11月在广州举行的全国外国文学工作规划会议上，那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召开的规模巨大的“西学”会议，中国学术文化界从事“西学”的名家大儒冯至、朱光潜、季羡林、杨宪益、叶君健、卞之琳、李健吾、伍蠡甫、赵萝蕤、金克林、戈宝权、杨周翰、李赋宁、草婴、辛未艾、赵瑞蕻、蒋路、楼适宜、绿原、罗大冈、王佐良等悉数参加，还有与人文学科有关的高校领导以及文化出版界的权威人士吴甫恒、吴岩、孙绳武等名流，济济一堂，竟有二百多人。
在这次大会召开前的几个月，我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中得到启发，借了这股“东风”，提出了针对日丹诺夫论断，重新评价西方现当代文学的问题，并在我主持科研工作的研究室与刊物组织了学术讨论，引起了冯至所长等前辈的关注与重视。为了使广州会议有充实的学术内容与新意，决定让我到大会上作一个主题发言。
我的整篇报告是对日丹诺夫论断的全面批驳。日丹诺夫是斯大林的意识形态总管，以敌视西方文化、打棍子、扣帽子、对国内作家进行粗暴打击与迫害著称。他把整个西方现当代文学艺术斥之为反动、颓废、腐朽的文艺，是为著名的“日丹诺夫论断”。我的那个报告实际上就是为西方现当代文学艺术彻底翻案。
会后的反应相当热烈，不少德高望重的师长当面向我表示了热情的赞许与鼓励。我知道，与其说是报告的内容充实，不如说是因为长期压在文化学术界头上的一块巨石第一次受到了正面的冲击，讲出了很多人想讲却一直没有讲出来的话。
朱光潜先生的反应更是热情，他走过来跟我握手，连连称道：“讲得好，讲得好。”第二天，周扬前来会见大会的全体代表，朱光潜特意将我从后列拽了出来，拉到周扬的面前说：“周扬同志，他就是柳鸣九，他在大会上作了一个很好的报告。”可是，周扬却没有什么反应。但不管怎样，朱光潜引见的意图既有将我当作他自己的弟子辈，加以亲切善意的鼓励，更有促使对日丹诺夫论断的抨击加以肯定的愿望。
广州会议之后，我与朱光潜先生只有一些零星的交往，主要都是他作为师长辈对后生的关怀。如他托人转告我，说狄德罗有一篇短篇小说很有价值，建议我把它译出来；再如，他不止一次赠书给我，题词很是客气，总用“赐教”二字，他对后辈学生的这种谦逊，使得我很是惭愧，愈加感到他人格境界的高尚。
朱光潜先生辞世后，我不止一次地想起他，不论是从学术业绩方面，还是从精神人格方面以及人生轨迹方面。
他著作等身，译文浩繁，西方文艺批评史上、美学哲理史上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所有名家经典，他无不涉及。只要进入这个领域的每一个地区，都能看到这个思想者——一个小老头的身影坐在那里，握着拳，支着下颌在进行思考。
他的精神人格之所以值得景仰，并经得起推敲，就在于他是一个纯粹的学者。他只专注于学术，心无旁骛。作为学者，他最突出的精神品质是“毅”与“勤”，像他那样作出了厚重的学术业绩，产生了那么大量的论著与译著，并且是以康德、黑格尔、克罗齐、维柯等这样一些高难度的人物与文本为研译对象，如果不是每天从不懈怠、坚持长时间艰苦的脑力劳动，那是不可能达到的，这对于早年就已经功成名就、有条件“歇一口气”的老学人更是不容易做到。
他必须排除纷繁的世俗干扰与世俗诱惑，而为了使他瘦小的身子能扛得住这样永无间歇、艰难枯涩的精神劳作，他就从不间断地坚持打太极拳、跑步，尽管跑得那么手脚笨拙，姿态可笑……据他的家人回忆，直到他逝世前几天，他还手脚并用，亲自爬上楼，为他翻译的维柯著作查对一个注释。
在从燕东园到燕南园的平静书斋里，他一直瞄着自己内心里的目标，一点一点实现他的宏图，最后获得了丰收。从论著《西方美学史》、《美学拾穗集》、《悲剧心理学》、《艺术杂谈》到译著黑格尔的《美学》、莱辛的《拉奥孔》、维柯的《新科学》、歌德的《对话录》，一一出版问世，而且大有泉涌之势。他的精神品格常常使我想起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他终生推石上山，周而复始，永不停歇。
（文/柳鸣九 来源/《浪漫弹指间》 原文标题/《我的师长朱光潜》 编辑/杨煜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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