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大规模的农民战争中取得政权之后，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建立了完整的治国策略，惩治贪污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国策。明朝建立之初，政权不稳，百废待兴，为了尽快稳定政局和恢复社会生产秩序，朱元璋以无情的屠杀和酷刑来惩治贪官豪强的行为，在我国封建社会十分罕见，这主要是他出于对元末官吏贿赂公行、腐败至极而导致灭亡的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此外，朱元璋出身于社会底层，童年的悲惨经历，也使得朱元璋对贪官污吏更加痛恨，从而其治贪手段尤为残酷，为此建立了一整套强有力的反贪机制，并在实践中坚决贯彻执行。虽然这些措施存在局限性，反贪的效果也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但在一定程度上肃清了吏治，打击了贪污腐败，缓和了社会矛盾，为明朝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条件。
明初经过战争洗礼建立起的政权，山河破碎，面目疮咦，政府税源枯竭，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由于民生凋敝，北方的大多数地方被元军乱兵杀掠，城郭空虚。当时的冀鲁豫一带道路皆棒塞，人烟断绝，土地荒残。长江以南的许多地方也受战乱的破坏，土旷人稀，租税无所从出。从洪武元年至八年各地又不断发生水旱荒饥诸灾，田多荒芜，南方从江浙到淮水流域，北达山东，西至河南的广大地区，水潦成灾;西部的陕西和河南部分地区，一直到北方的山西、河北、旱灾严重;其他如湖光、济南、苏州、延安、北平等地，由于歉收而形成大饥荒。在此种形势下，社会秩序很难安定，朱元璋忧危积心，从农民战争中发家了的朱元璋深知“步急则跪，弦急则绝，民急则乱”的道理，为此必须采取体养生息政策，于是告诫臣民“天下初定，百姓财力具困，如鸟初飞，木初植，勿拔其羽，勿撼其根。然惟廉者能约己而爱人，贪者梭人以肥己尔等戒之”，且地主豪强对百姓仍是强取豪夺，雪上加霜，民不聊生。见于此，能否恢复生产和发展，不仅关系到政府的财政收入，还关系刚刚建立起来的大明王朝能否维持和巩固。因此新生的政权面临急需恢复和发展经济、缓和阶级矛盾，以巩固政权的艰巨任务。要完成这一任务，官场贪弊是实行这一政策的强大阻力，为此，朱元璋必须肃清贪官污吏，惩治贪污受贿也是势在必行。
元末的统治阶级腐化堕落，奢靡不堪，政府采取卖官誓爵聚敛财物，从而使官场贿赂成风，从中央到地方官吏公开贪污索贿。而靠金钱买来的官吏上台后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巧立名目繁多。朱元璋作为历史进程的参与者与见证者，亲眼目睹蒙元统治下的黑暗社会，官场腐败，贿赂公行的各种丑态，偌大的蒙元帝国之所以被农民起义击溃而亡，主要是人心叛离。鉴于元朝灭灭亡的教训朱元璋明确表态一定要革除元朝弊政。明政权建立后，伴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不管是一些长期跟随朱元璋南征北战、开创江山的功臣宿将，还是从政央到地方的新贵，都开始贪赃枉法、巧取豪夺、贪墨成习。随着地位的上升及其分封，一些功臣，开始滋生腐败，居功自傲、骄奢淫逸、贪污受贿。中央不少官吏贪赃枉法:如中央户部官员则以郭桓为首，他们互相窜通，借掌管全国钱粮的便利条件，贪污赃款折合粮食达数百万石。洪武十八年，该部侍郎韩铎等一次就卖放诸色工匠一千五百名，分得赃钞一万三千多贯。兵部官员利用勾补逃军诸事，肆意作弊受财。其部侍郎王志，一次就受赃二十二万。刑部官员执法犯法，索受赃私，审狱“增减情辞，故行出入”。
又如洪武十九年春，刑部子部、总部司门二部，郎中员外郎，主事都吏等官吏胡宁、童伯俊等，态肆受财，纵囚代办公务，书写文案，被司狱王中告发，被别其足。岂期未终半月，其部官员外郎李遂、司务杨敬，将在禁死囚邵吉一尸停于狱内，通同医人、狱典、狱卒等作三尸相验，以出有罪者张受甫等二人，受财四百八十贯。司法部门，也是询私枉法，舞弊严重。捕囚、断狱，不是完全依法办事，而以原告或被告是否行贿或受贿的多少为转移，颠倒黑白，制造冤狱。如山西都司断事官陈允中黔同石州同知俞桓，“通同受财”，将有罪人脱放，反将告发人张士能等，各杖一百充军。地方上官吏凭借掌握着一个地方或部门的实权，狡诈勒索、营私舞弊。“常州府武进等县官吏邓尚文等，将民人夏税，十分之九分上仓，一分入己。”“浙西所在有司，凡征收，害民之奸，甚于虎狼。且如折收秋粮，府州县官发放每米一石，官折钞二贯，巧立名色，取要水脚钱一百文。车脚钱三百文，口食钱一百文。库子又要办验钱一百文，蒲篓钱一百文，竹篓钱一百文，沿江神佛钱一百文。”地方官吏利用征税之际，乘时渔利，可谓是花样繁多。
像这种贪赃枉法，营私舞弊，在《大浩》中记载很多，由此可见，当时官场中的腐败现象是非常的普通，无孔不入，使得刚刚缓和的阶级矛盾又开始激化，小股的农民起义不时发生，据《明太祖实录》记载粗略统计，就洪武一朝各民族武装起义达180余次，时间长达十年之久，对明王朝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另外，明初官僚机构中有许多元朝归附的旧吏，元末的贪风也被他们带入到官场中去了，再加上一些新老地主拼命的兼并土地、追求财富，并隐瞒土地、丁口等办法逃漏赋役，把负担转嫁给农民，这显然与朱元璋“体养生息”政策相悖的。地方豪强横行无忌、中饱私囊，“不少地主在做了粮长之后，在原来对农民剥削的基础之上，更加上皇权赋予的权利，如虎添羽，肆行额外剥削”。因此，洪武初年的吏治较之元末并未有多大的改善，政奢官贪，会加剧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导致统治机能的丧失，直接造成新政权的统治危机，非常重视总结历经验的朱元璋联想起元末吏治腐败激起民变的教训，为避免重蹈元朝的覆辙，必须惩治贪污腐败，于是持大刀向腐败杀去，据史料记载，他执政期间共杀掉15万名贪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