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家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用它来评价朱熹学说，是最为恰当不过的。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徽州婺源人，生活在南宋孝宗至宁宗时代。绍兴十八年（1148年）考取进土士，此后担任过一些地方官，但是主要精力用于研究儒学。他向程颙的再传弟子李侗学习程学，形成了与汉唐经学不同的儒学体系，后人称为理学、道学或新儒学，完成了儒学的复兴，是儒学更新运动在学术上的总结。国际学术界认为，朱熹是孔子、孟子以来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是新儒学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学说，即所谓“朱子学”，从14世纪开始产生广泛的影响，15世纪影响朝鲜，16世纪影响日本，17世纪开始引起欧洲的注意，1714年在欧洲翻译出版了《朱子全书》。
西方汉学家认为，朱熹的方法论基本上是经验主义的唯理论者的方法论，他对儒教世界的影响，可与托马斯阿奎那对基督教世界的影响相比拟。从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以来，“五经”成为汉唐经学的主体。朱熹的最大贡献，是他把以“五经”为主体的经学，改造成“四书五经”体系，并把重心从五经”转移到“四书”。在朱熹看来，儒家道统在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之间相传，因而他们四人的代表作（《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理所当然成为经学的主体。鉴于朱熹的这种创造性，把这称为儒学的复兴并不为过。朱熹的一生，始终从事著书与讲学。他的著述极为丰富，《四书集注》等几十种著作大多保存了下来；他的书信、题跋、奏疏、杂文合编为《朱子大全》一百二十ー卷；他的讲学语录，被编为《朱子语类》ー百四十卷。
他创办了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培养学生，普及儒学。他的道德学问受到后世的敬仰，思想学说长期流传，渗透于社会的每个角落。朱熹认定宇宙间有一定不变之“理”，从“理”与“气”的关系上探讨关于天地万物的哲学意义。他认为“理”先于“气”，“气”依“理”而存在。事物的“理”就是该事物最完全的形式与标准；万物有万理，万理的总和就是“太极”。要了解“太极”，必须从格物致知做起，多穷一物之理，就能够多了解事物之理的全体。在《朱子语类》中记录了他与学生关于理与气的讨论，虽然抽象，却不乏兴味。下面引用几段来加以欣赏:——学生问:“太极不是未有天地之先有个浑成之物，是天地之理总名否？”朱熹答:“太极只是天地万物之理。
在天地言，则天地中有太极；在万物言，则万物中各有太极。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学生问:“昨谓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理，如何？”朱熹答:“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此天地……”——学生问:“必有是理，然后有是气，如何？”朱熹答:“此本无先后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从来，则须说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别为一物，即存乎是气之中，无是气，则是理亦无挂搭处……”——学生问“理在先，气在后？”朱熹答:“理与气本无先后之可言，但推上去时，却如理在先，气在后相似。”——学生问:“有是理便有是气，似不可分先后？”朱熹答:“要之，也先有理。只不可说是今日有是理，明日却有是气，也须有先后。
且如万ー山河大地都陷了，毕竟理却只在这里。”看来朱熹关于理与气的学说奥妙无穷，每个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解读方式，但是切不可简单化地说，这就是“客观唯心主义”。正如冯友兰所说“朱子之学，尚非普通所谓之唯心论，而实进于现在所谓之新实在主义。”朱嘉并非迁腐的冬烘先生，他有渊博的学识和精密的分析方法，有相当的自然科学素养。日本学者山田庆儿通过字宙学、天文学、气象学方面的考察后发现，朱子学体系的主要构成具有鲜明的古希腊哲学中的自然学性质。确实如此，他从高山上残留的螺蚌壳论证此处原先曾经是海洋，由于地质变迁才隆起为陆地。三百年以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才提出了与此相同的看法。
李约瑟认为，朱熹的二元论与其说不正确，不如说像是依照爱因斯坦理论而架构出的世界观，却不了解牛顿地心引力和星球运动的研究。但他推测，透过菜布尼茨的介绍，朱熹的思考方式可能会影响西方的思想家。然而，朱嘉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并非上述深奥的哲理，而是通俗的儒学教化。他把《大学》中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加以具体化、通俗化，上自国家的皇帝下至各个家庭的百姓，构建一套周密的社会秩序。他关注社会基层民众的日常言行、所作所为，希望从基层着手，改变家族与村落，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因此他重视儒学的普及化、通俗化，他编著《四书集注》，用理学思想重新解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使理学透过“四书”而深入人心。
他编著《小学集注》，旨在教育青少年遵循“三纲五常”的道德规范。他编著《论语训蒙口义》、《童蒙须知》，对儿童的衣着、语言、行为、读书、写字、饮食等方面的习惯，都提出了道德性的行为规范。例如:——穿衣:要颈紧、腰紧、脚紧；——说话:凡为人子弟必须低声下气，语言详缓；——读书:要端正身体面对书册，详缓看字；——饮食:在长辈面前，必须轻嚼缓咽，不可闻饮食之声。这些规矩在今天的年轻一代“新新人类”看来，似乎过于迁腐、过于苛刻，其实不然。按照朱熹的逻辑，如果连日常生活细节中的良好习惯都难以养成，那么就谈不上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更遑论治国平天下了。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朱熹为什么要强调“持敬”、“涵养”工夫了。他所说的“持敬”，首先要使自身外貌风度得到整肃，要排除杂念，外貌与内心做到表里如一、整齐严肃，可以概括为十二个字:动容貌、整思虑、正衣冠、尊瞻视。他有一句名言:“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意思是说，待人接物必须恭恭敬敬、畏畏谨谨、收敛身心，不要放纵自己。如果人人都如此讲究“修身”，那么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也就距离不远了。然而，朱熹这样一位道德学问令人敬仰的大师，生前的遺遇十分坎坷、凄凉。当权派出于政治考虑，把他的学说诬感为“伪学”，给予严厉的打压禁锢，成为南宋文化思想界最引人注目的咄咄怪事。在中国历史上，用行政命令手段禁锢一个学派、一种学说，屡见不鲜，它并非学派之争，而是排斥异己的政治斗争手段。
在南宋这个内外交困的时代，学术就更为敏感了。在此之前的绍兴年间，就有依附秦桧的官僚攻击程学、洛学，原因就是他们反对“和议”（实即投降），诬蔑这些学派为“专门曲学”，极力主张朝廷应该“力加禁绝”。可见禁锢学派并非学派门户之争，而是明火执仗的政治斗争。对朱熹的禁锢也是如此。因为他主张“修政事，攘夷狄”，也就是整顿南宋自身的政治局面，以期达到“复中原，灭仇虏”的目的。也因为他抨击当时朝廷的腐败政治，得罪了当权派。朱熹疾恶如仇，曾经连上六本奏疏弹効贪赃枉法的台州知府唐仲友，唐仲友的烟亲、宰相王准授意吏部尚书郑丙攻击朱熹，说什么“近世土大夫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宋孝宗轻信此言，“道学”从此成为一个政治罪状，贻祸于世。
宋宁宗即位后，朱熹提醒皇帝防止左右大臣窃权，引起专擅朝政的韩侂胄嫉恨，先是用“道学”之名打击，以后又感到“道学”二字不足以构成罪状，索性把朱熹的道学诬蔑为“伪学”。朝廷大臣忌惮社会舆论，不敢过分遣责朱熹韩侂胄的亲信、监察御史沈继祖就捏造朱熹的“罪状”一霸占已故友人的家财、引诱两个尼姑作自己的小妾，把朱熹搞得声名狼藉。从此以后政坛上对朱熹的攻击日甚一日，甚至有人公然上书要求处死朱熹。在政治高压下，朱熹不得不违心地向皇帝认罪，无奈地承认强加的罪状:“私故人之财”、“纳其尼女”。为了显示认罪态度的诚恳，他说出了一句最不该说的话“深省昨非，细寻今是”，彻底否定自己的过去。他的门生朋友惶惶不可终日，特立独行者隐居于山间林下；见风使舵者改换门庭，从此不再进入朱熹家门；更有甚者，变易衣冠，狎游市肆，用以显示自己并非朱熹一党。
结果当局还是罗织了一个五十九人的“伪学逆党”，朱熹便是这个“伪学逆党”的首领，令人啼笑皆非！庆元六年（1200年），朱熹在孤独、凄凉的病榻上与世长辞。朝廷提心吊胆，如临大敌，严加防范，唯恐他的门生在悼念的时候，“妄谈时人短长，谬议时政得失”。这场冤案，九年之后终于得到昭雪。朝廷为朱熹恢复名誉，追赠中大夫、宝漠阁学士，他的学说不再是“伪学”，他的门生朋友不再是“逆党”。宝庆三年（1227年），宋理宗发布诏书，追赠朱熹为太师、信国公，鉴于他的《四书集注“有补治道”提倡学习《四书集注》。此后朱熹学说作为官方学说，成为声誉隆盛的显学，流传数百年而不衰此一时，彼一时，简直是天壤之别，正所谓“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变化之剧烈令人难以置信。政治对于学术的干预，莫此为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