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驿运隋唐
2017年1月25日，农历腊月廿八。仗着年轻腿快，我跑到淄博，独自爬上了回老家的火车。因为春运票难买，我没能买到卧铺或硬座。火车上人挤人，几无立锥之地。随着来来往往的人群，我摇摇晃晃地站了一夜。
天明后火车正点停靠，大哥去接的站。又换乘汽车，几经辗转，梦中的老家出现在我面前。破旧的老屋前，父母的白发在寒风中飘舞。看到我，年近八旬的他们很是高兴，但也有些许悲伤，因为没能见到我媳妇和闺女。
太阳斜斜地照在身上，暖暖的甚是舒服。母亲挎着篮子，要去集上再转转，过年的东西似乎总是买不齐。拉了一会闲呱，父亲要带我去洗澡，本不想去，但不忍拂了父亲的意。在村里的澡堂中，我给父亲搓了背剪了脚趾甲。爷俩都换了身新衣服，清清爽爽地迎接即将到来的新年。
临近中午，父亲从里屋推出两辆自行车，扑打擦洗灰尘的同时，他说电话里得知我要回家过年，特意补了胎打足了气，以便我可以骑着出门。看着父亲步履蹒跚地里外走动，我问他腿怎么了。他说，年轻时出大力干活多了，老了就一身病。膝关节磨损得厉害，不能长久地站立和行走，现在自行车就成了他的腿，每天都骑着车子满村里转悠。也曾到县里的医院检查，大夫说可以换个人造膝盖，但价值不菲，国产和进口的价格各不相同。刨去新农合报销的费用，自己还得拿上不少钱。至于效果，还得看术后的恢复情况，有无并发症也很难说。不过，确定无疑的是，人造器官毕竟不如原装的合适。想了想，父亲决定还是不做手术了，黄土都埋到脖子了，还花那个钱干啥？不就是走路慢点多歇几步嘛，自己在家里慢慢的养着就是。坚持坚持呗，人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
我艰难地吞了口口水，想说话但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干脆就闭了嘴。推着自行车，我随着父亲走出家门。父亲跨上车子，在前面歪歪扭扭地骑着，我亦步亦趋跟在后面。车闸不大好用，除了铃铛不响，车子上下都咯吱咯吱地叫。我小心地骑着，脚不敢离开地面太远，以便能及时处理突发状况。
到得一家农家超市门前，父亲下了车。这超市靠着公路，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因为春节的缘故，生意很是兴隆。外面临街搭了大棚，悬挂着一个个红彤彤的灯笼。进到店里，父亲与店主打着招呼，又赶紧地教我叫叔叔。我拿出父亲给我准备的香烟，笨拙地拆开，掏出烟让了一支。与这位叔叔寒暄几句，父亲替我解释半天。虽然我不抽烟，但若是见人不让烟，会被人笑话。回老家过年，亲朋邻居若不能抽上我的烟，会说我不懂事，或在外面混得太惨还不如个打工的民工。趁着父亲与店主闲聊的空，我四下里转了转。店里的商品满满当当，称得上是琳琅满目，花花绿绿的煞是好看，能想到的该有的基本上都有，与城里的超市相差无几。一箱箱白酒摆在地面上，高高地垒成一垛矮墙。空酒箱子胡乱堆放在屋外，一个挨着一个，可见老家人春节时喝酒的厉害。
谢绝这位叔叔挽留吃午饭的美意，我和父亲骑车返程。父亲要带着我去小叔家看看爷爷。养儿防老，父亲和小叔曾有约定，一家养一个老人，爷爷这些年来一直跟着小叔生活。奶奶去世已二十年了，1998年我在济南读大一，五一回家见了病重的奶奶最后一面，暑假再回家，奶奶已被埋进了地里。那是我和奶奶最后的相见，而今只能通过回忆追思奶奶的音容笑貌。奶奶的标准照放大了，立在堂屋的墙上，黑布巾包头，颧骨高耸，消瘦的双颊微带笑意，浑浊的双眼静静地俯视着下方，默默地护佑着她一众在尘世摸爬滚打的子孙。
骑着车，穿行在熟悉而陌生的村子里。一路上冷冷清清，与记忆中的过年大不相同，门口路边站立的闲人并不多，几个十来岁的孩子聚在一堆玩摔炮。年轻人我都叫不上名字，年老的也几乎忘记了该如何称呼，生怕弄错了辈分惹人笑话，路上没遇到大人也就省去了我的烦恼。走过一户户看似杂乱却井然有序的四合院，家家的大铁门都贴上了红色的对联。对联几乎都是集上买来的，或是移动公司、农商行等单位送的印刷品，毛笔手写的寥寥无几。远远的传来三三两两的鞭炮爆炸声，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火药味，呛得鼻子痒痒的，不断提醒着我春节就要到了。忽然想起小时候，父亲把门口打扫得干干净净，垃圾和落叶堆在一起，点着火让其慢慢燃烧。我站在一旁，兴致勃勃地把一串鞭炮拆开揣进兜里，一个个的扔进火堆，再快速地跑掉，身后传来鞭炮的巨响。
幼时泥泞的土路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段段的水泥路，有两米多宽，刚刚能过汽车。自行车骑在上面，略有颠簸，但总体还算是平整，路很好走。左右迎面而来的是一座座的四合院，几乎家家的堂屋都是楼，两层居多，三层也很常见。父亲边走边说，这是谁谁新盖的楼，那是某某哪年起的新屋。从父亲的语气中，我听得出有一丝羡慕，若我不上那么长时间的学，早早就出去打工，父亲也该住进新楼了吧。这些名字我随听随忘，与我同龄或年长的还有些印象，新生的孩子们则是一无所知。所见到的楼房和院墙都是砖石垒砌，外面涂抹上厚厚一层水泥，灰色的很是光滑，上面再用白漆画个长方框，各式各样的广告、标语静静地躺于其中。随意瞥了眼，大多是移动或联通公司的广告，竞相夸耀着自家产品的物美价廉，间或还有个迎新春大搞金银首饰降价的城里某商场。
到得一个院门前，父亲停下车，告诉我这是小叔年前起的新屋，因为赶工期，冒着雨雪就盖好了。堂屋是个两层的小楼，极宽，比我家的平房气派多了，可见小叔家经济条件着实不错。进得院子，一条黄色的大狗叫了起来，如果不是有铁链拴着，估计会扑过来给我一个异常热情的拥抱。中午的阳光下，几只母鸡和鸭子懒洋洋地踱着步，不时从地上啄起一两颗玉米粒，或是拉下一泡屎。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看了我们一眼，又低下头专心地摆弄手中的玩具枪。听见动静，小叔从堂屋里迎了出来，看到是我，甚是高兴。进了堂屋，案板上摆放着活好的面和擀面杖，婶子在忙着准备些过年的吃食，如饺子、蚂蚱腿、焦叶子、绿豆丸子之类。
闲聊几句，父亲和小叔推开一扇门，我跟着进去，看到爷爷和衣躺在床上，身上是厚厚的两床被子。我伸出手摸了一下，毫无意外，下面也是两层厚厚的褥子。
房间很大，但极为空旷阴冷。靠西墙是一张大床，爷爷躺在上面，头西脚东。右边有一个木头橱柜，门有些变形，透过残破的玻璃，可以看到里面装的是爷爷的衣物。左边是个抽水马桶，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尿骚味道。水泥抹的地面，湿漉漉的，似乎在往外渗水，有些潮。四面墙壁上满满的也是水泥，从上到下连成一片，灰乎乎的。墙上贴着几张全面放开二胎的宣传画，花花绿绿的看上去不至于那么的灰暗，虎头虎脑的胖娃娃也给屋子带来一丝丝的暖意。向阳的墙面有个大大的窗户，因外面就是厨房，时间虽然是中午，但冬日的阳光本来就不暖和又不能直射，只好懒洋洋地放进屋里几束光线，意思意思而已。
爷爷和衣躺在床上，身上盖着厚厚的被褥。他脸色白中带黄，并不是很瘦，左边腮帮上长了个肉疙瘩，鸽子蛋般大小，说话时随着牙齿在不停地蠕动。父亲和小叔站在床前，一个劲地大声说话。爷爷记性甚好，还记得我。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我能明显感觉到他骨头的硬度。小叔说爷爷今年冬天过得很平稳，没有感冒；平日里吃饭还行，一顿能吃上一大碗饭；天好时扶他出来晒晒太阳，多数时间还是躺在床上；就是不能再戴上老花镜看书了。
浑浊的双眼盯着我看了半天，爷爷说我胖了，比上学时候耐看了些。我自嘲说现在横向发展，光长肚子了。父亲在旁边插话，说那时候饭都吃不饱，还能有个好孩子样？爷爷又问我啥时候到家的，媳妇和孩子带回来了吗？还问我入党了没有，一个劲的要我尽快加入组织。我侍立一旁，回答了一遍又一遍，不自觉的，声音就大了起来。爷爷已年近百岁，很是健康，但脑子不免有些迂。过了一会，同样的问题又问一遍。小叔在一旁翻译，父亲在一边解说，我反复地大声回答，祖孙四个好像在吵架，阴冷的房间顿时增添了不少人气。
趁着父亲和小叔、婶子在堂屋里闲话，我楼上楼下都转了一圈。小叔的新屋面积确实很大，上下两层得有近三百个平方，从外面看还凑合，很是高大气派，但里面只是简单的抹了层水泥，几乎就等于毛坯房。裸露着光秃秃的楼板和四壁，楼梯笨笨的富有乡村特色，各个房间里随意摆放着杂物，床上毫无意外的盖着好几层被子，总体上给人的感觉是太空，不是很温馨。记得奶奶在世的时候，这里只有三间低矮的砖房和一个小锅屋，院子很大，空地也多，可以种点小菜园，吃些新鲜的菜蔬，养几只鸡鸭下蛋换些油盐。院子里一棵石榴树，记得是奶奶栽种的，枝繁叶茂，今已亭亭如盖矣。世易时移物是人非，地方没变，奶奶却已不在了。过了这许多年，我也长大了，百无一用，可怜白发生。
回到自己家中，母亲已做好了午饭。吃罢饭，父亲戴上老花镜，翻出一些书报和笔记给我看。其中一篇手写的申请引起了我的注意。看了看，略有连笔的楷体，字迹甚是工整，是父亲手写的以爷爷的名义申请一次性民政补助。左下角盖着村委会的公章，大致内容是从2015年8月12日《新安晚报》上看到为庆祝抗战胜利70周年，国家给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发放一次性补助5000元，爷爷“心潮澎湃，甚是激动”。对照文件，爷爷属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从事地方工作与地下工作的老同志”的范围，因年老体衰常年卧病在床，特申请民政部门给予解决。
真没想到，爷爷还是参加过新四军的抗战老兵。我问父亲5000元补助发了没有，父亲说没有。在村里盖了章，书面申请父亲送到镇民政，然后就没了下文。父亲和小叔去镇上问，告知要自己去县里查档案找关系。父亲和小叔商量了一下，小叔怕花钱，就回家了，这个申请则由父亲留作纪念。
我说继续到县里找啊，父亲则笑了笑，没有回话。看着父亲刻满皱纹的脸和满头的白发，我忽然间明白了什么，也就没了话。过后我也曾想过，爷爷争取多活几年，到抗战胜利80周年时，兴许会好些。但2018年1月16日，春节前的一个月，我忽然接到大哥的电话，爷爷过世了。匆匆一别，已是天人永隔。我请了假，带着媳妇千里奔丧。父亲讲，爷爷临终前，紧紧抓住父亲的双手，以至于父亲手机响了都无法接听，直至小叔硬是掰开。爷爷嘴里“咿......”了十来分钟，脸憋的通红。众人不知所措，无法理解，最后终于喊出了个“言”字。爷爷也就咽了气。父亲事后恍然大悟，原来是“遗言”二字。
沉默了一会，父亲讲他看到报纸后，跑到小叔家告诉了爷爷，要求爷爷说说自己的履历，最起码留下些许文字，让后世子孙有个念想。不知道爷爷听懂了没有，当时是没有反应。过了两天，爷爷让小叔来喊父亲，告知父亲拿着笔墨过去，记录下爷爷的腹稿。
爷爷应该是考虑了许久，字斟句酌，条理清楚，口述的文字父亲几乎没有改动。文章文白参半，好些词语现在已不用了，但理解起来还是没有问题。通过父亲的讲述，我幼时的很多迷惑豁然开朗，对爷爷的过往也有了新的认识，在倍感世事变幻生存艰辛的同时，也有些许的理解和欣慰。
父亲又拿出一份从县档案馆复印的红头文件，是中共**县委组织部1989年8月9日印发的组审字（89）第05号《对陈**同志问题的复查结论》。里头对爷爷是这么介绍的：“陈**，男，现年65岁，高小文化。系本县**区**乡人，自幼上学，后种地。1944年8月参加工作，任宿西县政府文书、濉西区财粮员等职。1945年7月入党，1946年秋我军西撤时因病隐蔽于夏邑南小秦庄，从此脱伍脱党，向敌自首，在家务农。1948年8月重新参加工作。历任宿西县政府文书、县司法科科员、法庭秘书、审判员、县治淮总队秘书、烈山粮管站长等职。1955年12月被开除回家至今”，“综上所属，依根皖发（81）8号文件和皖老字（88）5号文件规定精神，经部务会议研究决定对陈**同志作退职处理，每月发生活费陆拾元（含医疗费）恢复非农户口和粮油关系”。
政府的公文用词极为精干，远不如父亲的讲述趣味精彩，具体内容也与爷爷的述说略有出入。但透过干巴巴的文字，拨开历史的层层诡谲迷雾，爷爷的生平也逐渐的明朗起来。爷爷1924年（身份证1922年）生人，是家中的独子，上面有两个姐姐。太爷爷太奶奶薄有家产，盼望着儿子能通过读书出人头地支撑门户。爷爷读过私塾，后又到宿州城里念高等小学，算得上知识分子。爷爷1944年8月参加宿西县抗日游击总队，总队长政委由当时的县长李时庄兼任，总队副是李秉枢同志。爷爷上学时买过《公文程式》，仔细阅读熟记于心，通晓各种公文的格式和写作技巧。因为有文化、字写得好，不久爷爷被李时庄安排到县政府当文书兼会计。由于有知识，工作认真积极，表现突出，3个月后由李时桩同志提名，县政府秘书杨厦坤、助理秘书朱明远两同志介绍，爷爷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杨朱二同志在1946年新四军西撤时先后牺牲）。因为工作认真负责，爷爷进步很快，1945年夏升任濉西区财粮区员兼货管区员。1946年秋，随八军分区、游击总队和县政府西撤至河南省夏邑县南部时，因伤病不能随部队行动，被组织上安排到小秦庄村干部家养病。后因新五军疯狂反扑，当地乡村政权几乎被破坏殆尽，大部分区乡干部撤离，许多人被杀，白色恐怖笼罩大地。环境恶劣无法存身，伤病未愈的爷爷由组织上安排疏散，一路乞讨返家。国民党在地方实行保甲制度，一家犯罪十家连坐，管制的异常严格。新五军大肆搜捕、杀害新四军和共产党区乡干部。在无法隐蔽的情况下，经党组织同意，按照组织“为保存革命力量等待时机”的指示，爷爷和当时三区区长陈辑五、新四军某部连指导员刘孝凌、乡村干部许成才、陈望先等人一道去宿县国民党党部集体自首。后，爷爷在家务农，兼任村小学代课老师。
父亲是1941年生人，对幼时的经历还有印象。他说，那时他穿着开裆裤，太奶奶在家门口做针线活，他在旁边玩耍。突然，有两个人骑着马，在大街上横冲直撞，一时鸡飞狗跳，朝着自家而来。他很是害怕，就躲在太奶奶背后。门口远远地围了一圈人，探头探脑地张望。其中一个人下了马，直接冲进院里，将爷爷拖了出来，另一人则始终没有下马。来人与爷爷说了几句话，就将爷爷拽上马背，扬长而去。父亲对我讲，当时爷爷并不是被强拉走的，看样子他跟那两个人应该是很熟悉，走时面带笑容，看起来很高兴，走的急，连换洗衣服都没拿。
在爷爷的讲述中，则是1948年7月被李时庄、赵元俊派人找回继续革命，在宿西县政府任文书兼印鉴收发员。其时，他在李时庄、赵元俊、陈新民、李辉等同志领导下工作，1949年升任宿西县司法科科员。1950年撤宿西县改**县，田启松任县委书记兼县长，司法科扩大为县人民法院，田启松兼法院院长。经田启松提名，爷爷从20多个审判员中脱颖而出，任主审判员，配有助理审判员2-3人，负责每个案件的审判程序和终审文字把关，只有他签字方能呈报院长签发。在镇压反革命及道会门审讯工作中，爷爷工作勤奋，表现突出，案卷材料整理规范、准确、及时，深得院长、县委的赏识和器重。长期繁重的工作，夜以继日的赶写材料、整理案卷，爷爷用脑过度头疼欲裂，患上了“特发性的高血压”，整夜整夜的失眠，严重时头痛眩晕，无法坚持工作。1953年司法改革后，爷爷调任县治淮总队财供科秘书股长。1953年底治淮总队撤销，又调到县粮食局双堆区粮站任站长。1954年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在给太爷爷的家书中，爷爷解释政策是“先保证口粮，有余粮就卖，没有余粮就不卖”，被认为阻挠家庭卖“过头粮”，定性为反对国家粮食统购统销政策，领导雷霆大怒，结合历史上有自首问题，从重从严处理，遂被开除公职，回家劳动。1978年邓公主政后拨乱反正，爷爷多次上访寻找，直至1989年给予平反，恢复公职。因为历史上有过自首行为，县委组织部审干室同志将爷爷抗战时的一段工作经历略去了。
“请民政负责同志转呈县委组织部”，一个“呈”字足见爷爷的文字功底。“请民政负责同志去**县委组织部查阅我的档案便一目了然。另外，解放军军委付（副）主席张震将军写的革命回忆录《血染的记忆》里有我的名字和事迹，仅供参考”。年深日久岁月变迁，爷爷的回忆可能有误，我后来查资料，仅找到一本《张震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11月第一版），并没能找到《血染的记忆》。也许作为小兵一枚，爷爷当年确实见过彭雪枫、吴芝圃、肖望东、张震等将军，聆听过他们的训导和讲话，或者与他们一起吃过饭，但现在已无从考证，除非发现新的史料。细细想来，这种可能性略等于无。爷爷并非历史名人，家世也不显赫；不肖子孙如我也未能混上一官半职，潦倒穷苦半生，亦非专业的历史研究人员，资料的搜集和整理极为困难。
纵观爷爷的一生，可谓命运乖蹇，多灾多难。他少时读书识字，在学校里接触到共产党人，接受了进步思想，明白民族民主的道理。虽不能效仿古人封狼居胥勒石燕然，但至少要保住先人基业传诸子孙后世。为反抗外敌入侵，爷爷于1944年8月参加抗日游击总队，与日本人、国民党作殊死搏杀，在血腥而残酷的敌我斗争中幸免不死。1946年新四军西撤，因伤病无法随部队转移而隐匿于河南夏邑乡下，后因新五军疯狂反扑，杀人如麻，被迫返家养伤。一路乞讨，回家后被顽敌发现，根据“保存革命力量等待时机”的指示与人一起到国民党党部集体自首，从而脱离党组织，在家务农。1948年7月被党组织找回，重新参加革命，1954年因“阻挠家庭卖余粮”被开除公职回家务农，直至1989年平反冤假错案。虽然大半生蒙受了不公正待遇，遭遇坎坷生活凄惨，但爷爷始终向党，历千劫而心不悔，处江湖之远却心忧庙堂，一生对党组织忠贞不渝，见了孙子孙女的面就问入党了没有，反复要求子孙追求进步积极向党组织靠拢。虽然子女无望，但在外求学、工作的孙子孙女们也先后入党，让爷爷老怀甚慰。
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午夜梦回，已三更。起床独自绕阶行，人悄悄，帘外月胧明。不知道爷爷是否会回想起艰苦岁月的当年？横刀立马金戈荡寇，气吞万里如虎能否再次入梦？念往昔，多少手足忠魂埋骨他乡，不思量，自难忘。眼含热泪念叨着一个个熟悉的名字，想起当年朝夕相处在一个锅里抡饭勺的兄弟，和星夜奔袭与敌战斗中牺牲在身边的一个个战友，爷爷感慨万千，常说自己能够活下来已是万幸，更何况如今子孙满堂能够安享晚年呢？
战争年代里敌我斗争的血腥残酷，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你死我活的性命搏杀，千里奔袭时青纱帐里的狼奔豕突，眼睁睁看着兄弟中枪后在自个怀里死不瞑目，种种情形若非亲身经历，后人在和平环境中读史是难以想象的。记得一位作家曾写到，他当兵时从军中前辈那里听说过这么一件事，抓到几个敌人（特务或者是还乡团），因为要节约子弹加之情况紧急，用刺刀捅死后就地挖了个坑埋了。后来，这位前辈含饴弄孙，慈祥如邻家老头，但谁又知道他曾经有过的金戈铁马呢？
相对于今天充斥于电视屏幕的种种抗日神剧，我更倾向于相信原始史料、当事人的亲身经历或口口相传。从宿县志得知，1938年徐州会战后日本人来到了淮北地区，后来想长期占领以战养战，就扶持汉奸成立维持会。父亲讲，日本人兵力有限但又要长期霸占，就在县城或较大的集镇或交通要道修建炮楼，平时龟缩其中，由汉奸定期送食物过去。宿州东关因为靠近津浦线，城墙和炮楼工事就修得格外坚固，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人称“小东京”。以至于淮海战役时解放军伤亡很大，好不容易拿炮轰出个缺口，方才进了城。城墙日本人当年抓丁拉夫修得何等雄伟坚固，于此可见一斑。这个称谓流传至今，七八十岁以上的老人，闲拉呱时总是“小东京”如何如何。比如“我昨个去小东京卖辣椒了，到了就卖，没耽误事”，或者“我在小东京买了个洋车子，骑着可得劲了”，意思就是他去了一趟宿州东关，在那里耍了一回。
由史料可知，徐州会战后国军丧师失地一溃千里。日本人乘胜追击并大肆烧杀淫掠，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渠沟惨案和牛眠大屠杀，对老百姓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种种杀人方法，国人死难惨状，罄竹难书！东洋鬼子来了！杀人如麻！口口相传一日数惊，城乡到处人心惶惶。日军所到之处，老百姓都拖家带口，牵猪赶羊，能拿能背的东西都带在身上，成群结队的跑“日本反”。后来日本人先后在南坪、孙疃、百善、四铺、铁佛、临涣等较大的集镇设立据点，盖炮楼驻军，建立维持会，扶持伪军武装，强化治安进行殖民统治。
日军的残酷暴行，激起了广大人民的强烈反抗。1938年5月以后，各地群众自发组织起来，拿起自家看家护院的土枪、土炮和国民党军队溃退时散落在民间的武器弹药，组织起看家会、红杆子会、自卫队、游击队等，到处骚扰和打击、破坏日本侵略者的设施及少量外出部队。加上本来就有的拦路劫道的强盗土匪、大户人家的家丁护卫，一时枪炮声大作。遍地拉杆子，司令满天飞。这些队伍规模大小不一，三五杆枪的自称队长，几十口人的叫作司令。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战斗的频仍，残酷岁月的大浪淘沙，这些地方武装大部被编入新四军苏鲁豫支队第四大队（团）第二营，少许被国民党收编或被日军歼灭。
在日伪统治薄弱的地区，共产党人积极活动，先后成立了濉西、常山、柳子、古城四个区委，中共宿西县委书记李时庄走马上任。同志们苦中作乐，戏称“一辆马车驮来个宿西县”。6月李时庄在宋庙乡丁店子召开扩军群众大会，青年农民踊跃报名，和宿西县抗日游击大队的武装合并，成立了宿西县独立团，转战宿西地区开展游击战争，骚扰打击日伪政权。1939年底，宿西县独立团编入新四军六支队八团，归属彭雪枫将军领导。
太爷爷曾经被人讹了一支盒子炮，那是爷爷参加新四军以后的事。其实细细计较起来，太爷爷被人讹诈也不是全无道理。那时候，国民党在地方上实行保甲制度，就是十户一甲，十甲一保，十保或数十保为一联保。甲长或保长是混街面的头脸人物，负责地方上摊派拉丁诸项事宜。比方说，日本人或国军要征收**石粮食，限于某时送到某地。保长就会召集甲长开会，分配任务。然后甲长再将辖内的人头聚集起来，按各家的具体经济状况再行安排。如张家出十斗粮食，李家出两头牲口拉车，王家出一个人送货，等等。自然，如何摊派也就是一张嘴的事情，就看你赶不赶眼色会不会做人了。大家最喜欢的就是那种“肉头”地主，手里有财物钱粮但就会哭穷，舍命不舍财，开始时不舍得往外掏，后来在众弟兄“帮助”下挤牙膏似的乖乖吐出来。至于具体如何运作，过程是否曲折离奇，肉头有无痛哭流涕，自然是山人自有妙计，不足为外人道也。最终的结果，当然是喜闻乐见皆大欢喜，你好我好大家好，兄弟们成就感十足。有活可干，中间经手的甲长或保长自然不能空着手，会从中落些好处发笔小财，大了不敢说，最起码得弄个喝茶跑腿钱或搞个大烟泡过过瘾。
“俺三叔，俺三叔，恁家儿子干嘛去了？是不是干了共产党？”
这个混街面的甲长手里拿着盒子炮（驳壳枪），用枪口指着太爷爷的脑袋，边点边说，唾沫四溅。
若是平时，远房侄子敢这么说话，太爷爷早就一个巴掌扇过去。先一拳砸你个满面桃花，让你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再讲别的。刚吃了几天街面饭就反了你了！敢这么对着长辈说话，不告你个忤逆就算是给你老不死的爹面子了。但现在不行，今时不同往日，虽然自家里口口声声说儿子在外面念书，但几十年的街坊邻居住着，谁不知道谁家的啥情况？街头放个屁，街尾都能闻得到臭味。正如今日的农村，谁家儿子在何地打工，一年挣多少钱早就传得沸沸扬扬；家里盖了楼拉了大院新娶了媳妇，十里八乡如何不引人羡慕嫉妒恨？瞒得了一时，还能瞒得过一世？蛇有蛇道鼠有鼠路，这时节谁家有几口人？都是靠啥吃饭？是给日本人干活还是给国民党服务本来就不是什么秘密，秃子头上的虱子一看便知，更何况保甲制度下一家犯法十家连坐呢？
太爷爷陪着笑脸，掏出旱烟袋，利用自己的“三叔”身份，一个劲给这个家伙说着好话。不管咋说，咱都是中国人不是？乡里乡亲的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看着一个户门的份上，可千万别声张。要是让日本人知道了，自己家可没有啥好果子吃。
耀武扬威趾高气扬的甲长开出条件，让太爷爷给他弄个盒子炮挎着，捎带着数十发子弹。不然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日本人那里抓到共产党，可都是杀头的！况且还有赏金可拿，如何不引人心动？现抓现砍，童叟无欺，明码标价，概不赊欠。别怪俺不讲“三叔”你的面。本甲长可不是吃素的，你们家犯了错，惹恼了日本人，我们都得担着责任哩！退一万步讲，朝里有人好做官，我为啥要给你说？我不帮你谁帮你？要不咋说咱是一家人呢？俺三叔，我知会一声可是给了你天大的面子！！！
面对着大侄子的漫天要价，太爷爷试图就地还钱。好说歹说，这鸟人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就是死咬着不松口。末了眼一瞪，黑了脸。
太爷爷不得不黯然退了回来。
这是有前车之鉴的，前不久抓了个共产党的伤兵。在扛着枪的伪军陪同下，日本人先是游了街摆了场子耍了威风。接着将伤兵绑在十字路口的十字架上，四周密密麻麻的围了一圈人。随之让人把整把香点着了往伤兵两个腋窝里猛戳。然后弄了个粗铁条编的帽子，在炉火里烧红了，给这位伤兵戴上。再然后呢？呃，就没有然后了，日本人的狼狗在那儿吐着舌头呢。
没有办法，太爷爷苦着脸，找到了太姥爷。两亲家合计一番，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为了自家孩子，只能是捏着鼻子任人宰割。太爷爷卖了十几亩地，加上太姥爷的帮衬，凑够了钱，最终还是给甲长买了个盒子炮，顺带着还有数目可观的大烟泡。
就这样，这个横生枝节的小插曲才算是平息了下来。
下午四五点钟的样子，天色渐渐阴了下来，空中飘起了小雨，夹杂着一丝雪花。看样子，晚上还得下雪。
我打着伞，一个人出去溜达了一圈。
出了村，便看见东北方向伫立着一片新屋。近前一看，十几栋五六层的楼房静静的排列在一起，底层做店面租售，上面住人。大体一瞧，灰色的水泥白色的墙面，整齐划一的布局，好似列队等候检阅的士兵，甚是好看。顺着尚未完工垃圾满地的街道向前走，整个小区不过是住了十来户人家，这从窗户玻璃上贴着的窗花、福字可以看出来，有些阳台上还伸出几个接收电视信号的卫星天线锅。从父亲那里得知，借着世界遗产的东风，为建设中国大运河柳孜文化公园，年前村里临街的房子扒了不少，农民可以取得货币补偿，也可以按面积大小在新居抽签要楼房。因为工期赶得急，老房子已经扒了，农民新居未交房进不去，下着雨雪小叔家的新楼就盖了出来，不然一家老小就没有地方住。
泥泞的乡间土路甚是难走，黏黏的，走上一段就得踢出一脚，或在路边石头上刮一下，借以弄下鞋底沾着的湿泥。空气中雾蒙蒙的，远处的村庄升起了袅袅的炊烟，在白色蔬菜大棚的衬托下，绿色的麦苗如地毯般延伸到天边，一幅田园诗般的画面浮现在眼前。若是某位诗人见了，必定大发感慨豪气满怀。但可惜，此处居住的都是些不解风情的乡巴佬。抬眼望去，青青的麦苗盖住了地皮，一块一块的延伸到天边。地里打了很多机井，细且深，方圆千米处就有一个。走近看看，直径约20厘米，上面都盖着水泥盖子，最起码玩耍的孩子掉不进去。外部还有红色字迹的编号，说明县里基本的农田水利建设搞得还不错。
走到一个石桥上，我静静的站了许久。这是我童年时的乐园，但现在小河不见了踪影，几棵掉尽了叶片的小树在斜风细雨中瑟瑟发抖。记忆中夏天游泳戏水捉鱼摸虾的地方，如今没了水，变成村民扔垃圾的所在。白色的塑料袋混乱地躺在一堆一堆的垃圾上，偶尔飘起来飞上几米，又一头栽了下去。沟两边也没了记忆中的大树，河堤裸露出胸膛，似乎在无声地抗议着什么。
找到我家的田地，奶奶的坟静静的呆着地中央，周围新起了不少坟头，还有几个插满了纸花。奶奶在这里应该不寂寞，四周有那么多邻居可以陪她聊聊天拉拉呱。逢年过节时父亲会来烧点纸钱送来盘缠，奶奶手里有了钱，应该不会再过苦日子，赶集时也能够买点生活需要的东西，称上两斤肉打打牙祭。说来惭愧，奶奶在我上大学时就过世了，没能花上我挣的一分钱；上班后离家千里，四时八节也未能上坟前烧刀纸。
我站在地头，蒙蒙细雨顺着头发洒落下来。远远地看着，我在心里向奶奶默默地诉说这些年来的经历。奶奶，我亲爱的奶奶，不孝的孙子看你来了。眼前蒙上了一片白雾，我的镜片开始模糊起来。
我擦拭掉眼角的泪水，茫然四顾。
一块一块地里，青青的麦苗似乎商量好了，排着整整齐齐的队伍，不断的向远处延伸，直至肉眼看不到的尽头。相比较其他麦苗，每块地里总是有几垄长得异常茂盛，轻轻地在细雨中飘摇，这就是所谓的“地龙”了。春雨贵如油，麦子正是需要雨水的时候。老天爷赏饭吃，今年的收成应该还不错。
站在地头上，迎着蒙蒙细雨，暮色四合，周边一片静谧。
我浮想联翩，感慨万千。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贫瘠却又富饶，虽然出产不了很多的粮食，没有很秀丽的山川名胜，也没出过几个历史上声名显赫的人物，但从古至今也养活了一代一代的人。
这里是历代先人曾经生活过、哭喊过、埋葬过的地方。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上溯到商朝甚至更远。《诗经·商颂》中“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可为明证。
这是一片血染的沃土，自古民风彪悍，南蛮北侉的“侉”，指的就是这里。有文字记载以来，千千万万的人曾经在这片土地上拼死厮杀过。在这里，陈胜吴广喊出了一个响彻千年的口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今天喊来，依旧令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后世子孙接力似得一代一代往下传，朱温和朱元璋先后走出这片土地，带领着家乡子弟杀出一个新天地，千秋霸业百战成功，布衣将相唱大风。
这是一片英雄的土地，各式各样的人物粉墨登台，你方唱罢我登场，以广阔的时空为背景叱咤风云，千百年来上演着一幕幕悲壮而雄伟的活剧。尤其是七十多年前，一衣带水的岛国士兵全副武装踏波而来，要夺去我们先祖曾经生活过的土地，要我们在他们的祖先牌位前屈膝叩拜，要进行奴化教育学习他们的语言文字，要让我们的子孙世世代代做他们的奴隶。正如田间先生所说：“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是奴隶！”
为了先祖曾有过的光荣与梦想，为了能够在空气中自由地呼吸，为了后世子孙依旧能够生存在这片土地上，七十多年前，一个个鲜活的身影走了出来，带着满脸的稚气和羞涩的笑容去与武装到了牙齿的日本人做殊死搏杀，靠着简陋的武器和淳朴的理想，怀揣着坚定的信念和必死的决心，用滚烫的鲜血和一条条的人命去书写属于他们那一代人的铁血辉煌和伟大荣光。
狼烟起，江山北望。
龙旗卷，马长嘶，剑气如霜。
心似黄河水茫茫，
二十年，纵横间，谁能相抗？
恨欲狂，长刀所向。
多少手足忠魂埋骨它乡。
何惜百死报家国。
忍叹惜，更无语，血泪满眶！
面对着游荡在这片天地间的大大小小的忠魂，脚踩着先祖们曾经洒过热血的土地，我深深地鞠了一躬。不为别的，只是当跨海而来的日本人烧杀淫掠时，他们拿起刀枪，以决死的勇气，敢于以自身的血肉去打仗。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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