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亚伏案工作
作为杰出的科学家、我国核科学事业的主要开拓者之一，朱光亚在中国战略武器的发展历程中功勋卓著。但一直以来，由于从事工作的特殊和为人低调，朱光亚生前从未给自己的人生写下只言片语，甚至连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也只有4篇。
“两弹”功勋
1942年夏，18岁的朱光亚进入西南联大物理系学习。在这里，朱光亚先后受教于周培源、赵忠尧、王竹溪、叶企孙、饶毓泰、吴有训、吴大猷等教授，并很快显露出自己的天赋才华。
1946年，朱光亚与李政道等一起，漂洋赴美。
“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回去吧，赶快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我们!”1950年春，获得博士学位后的朱光亚放弃优厚的工作生活待遇，作出了归国参加新中国建设的坚定选择。归国途中，朱光亚联合51名旅美留学生，并牵头起草了这份激情洋溢的《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一封公开信》。
归国后，朱光亚相继在东北人民大学物理系和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为后来的国防科技事业尤其是“两弹一星”研制储备了大批人才。
1955年，为了新中国的安全，毛主席、党中央做出发展核武器、打破核垄断的战略决策。在赴美学习实验核物理整整9年后，朱光亚终于拥有了为新中国核事业作贡献的机会。
组织整理参考资料，开展理论、爆轰、中子物理的研究与实验，构建完善核武器研制与试验技术体系……为开创中国的核武器事业，朱光亚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基础工作。
从原子弹到氢弹，从第一代核武器到第二代核武器，从地面、空中核试验到地下平洞、竖井核试验，朱光亚参与组织和领导、主持了我国40余次核试验中的每一次试验，其中30多次亲临试验现场组织指挥。
1964年至1966年，他参与组织领导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枚空投核航弹、首次导弹与原子弹“两弹结合”试验任务，实现了我国原子弹研制的飞跃发展，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独立掌握核武器技术的国家之一。
战略科学家
“他将科学的态度投入教学工作。尽管他说自己‘一生只做一件事’，但实际上，他做的所有事都是这样，无论大事小事，都讲究用科学的方法处理和对待。”朱光亚的学生宋家树说。
他的老秘书张若愚至今难忘——一次在外面开会，朱光亚让他回家取一份文件，仔细交待他说，第几个保险柜，第几格，从左到右第几摞，从上往下数第几份，不要看内容，取来给我就行了。
有一次，朱光亚的长子朱明远和父亲说起原子弹，当时还年轻的朱明远喜欢写诗，便将形似蘑菇云的原子弹用可爱、漂亮等字眼来形容，父亲听后十分生气，告诉他说：“原子弹是很恐怖的武器，这样的提法比希特勒还希特勒。”听到这样的训斥，朱明远哭笑不得：“这仅仅是文学比喻。”但转念一想，还是父亲考虑得更为严谨，“任何有关战争的武器，都不能过分美化”。
“父亲做事严谨，但并非只关注细节，他会用战略的眼光考虑每件事的可实行性，他是一位‘战略科学家’。”朱明远回忆。
早在1964年，朱光亚就提出要在抓紧进行空投核航弹试验准备的同时，开展地下核试验的技术研究和准备工作。在他的领导下，经过10多年的刻苦攻关，到上世纪80年代实现了将核试验转入地下的目标，为核武器技术快速持续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朱光亚说：“我们不能两眼不看世界风云，只顾埋头搞武器研究。”
作为中国工程院首任院长、中国科协主席，他的学术思想从未在“两弹一星”这个节点画上句号。
和平开发利用核能造福人类，这是作为核物理学家的朱光亚一个久怀的梦想。1971年，他欣然领命参与组织领导我国第一座核电站的筹建工作，并组织力量进行关键技术攻关，对核燃料组件的设计、试验、考验、试制等进行有力指导。1991年12月，秦山核电站首次并网发电成功，实现了我国核电技术的重大突破，结束了中国大陆无核电的历史。
不用浮名伴此生
与深厚的学识、显赫的声望和巨大的成就相比，朱光亚留给人们印象更深的是他谦厚儒雅、低调做人的为人品格。
生活中的朱光亚非常简朴。朱明远回忆说：“父亲有个百宝箱，收集了钉子、螺丝等小配件，家里什么东西坏了，他都自己修;剩菜剩饭一定会留着下顿吃。”
朱光亚有一辆心爱的“老爷车”，整整跟随了他近40年的时光。他爱骑车不爱坐专车，家人也很自觉，轻易不用他的专车去办事，偶尔有急事借用一下，朱光亚都会在一个专门的本子上记下来，事后他为家人付费。
朱光亚的生活并不宽裕，但他的节俭不是因为没有钱。
1996年，朱光亚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奖金为100万港币。颁奖前一天，他对工程院秘书长葛能全说，全部奖金捐给中国工程科技奖奖励基金。
每当人们提到他在中国核事业上的成就时，朱光亚总是谦虚地说：“这些重大成就，是许多同志共同做的，我个人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