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夫
中国，实际上已经回到了改革的初始原点，历史正给予这个国家一次全新的机会，要么从这个原点起跳，要么被历史沉疴所累。
从1998年开始，中国的改革实际上已经某种程度放弃了制度供给侧的改革，因为房地产产业化带来的巨大需求以及导致的繁荣足以使政府和官员失去在供给侧继续改革的动力。
从1998年开始后的十多年间，经济规模的迅速成长与制度变革的迟滞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也使得经济规模的迅速扩张所带来的社会矛盾有所抬头，最终使经济成长本身动力开始趋弱。
所以，改革需要回到1998年之前的状态，而且要更加深谋远虑。1978年到1997年，邓小平的改革着重从制度面入手，虽然历经曲折，但时有突破。1978年到1989年这段时间，以满足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为导向，突破制度牢笼，可以称之为“前邓改革”；而从1992年到1997年，则从国家的长远经济布局入手，真正从制度层面将中国引入市场经济轨道，可以称之为“后邓改革”。
但是无论是“前邓改革”还是“后邓改革”，都没有来得及改革中国经济中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问题，没有解决进入市场经济后利益分配问题；而到现在，1978年以来改革的红利已经基本消耗殆尽，如果不从土地、资本、劳动力层面重新设计和改革，高增长的持续性无法得到保障，或者说高增长带来的负面效应已使我们无法承受。
所谓从供给侧进行改革，实际上是站到了改革的原点重新出发。改革刚刚开始，经济的阵痛早已切肤，但人民显示了容忍和全局观，这部分原因来自于政府在反腐过程中获得的支持和信任，反腐是利益调整的开始，也是在中国最便捷的利益调整手段。但是反腐和结构调整容易加重经济短期下滑的压力，经济进入新常态背景下，改革是一种担当！
由于视角不同，同样的事物会被解读成不同的观点。目前的经济萧条部分原因是因为主动性的结构调整导致的，也就是说，如果坚持旧有的管理模式，继续搞强刺激以维持短期经济增长目标，经济数据可能不会滑到如此深的地步；但是这只能表明现在的领导人更有担当，他们对于长远发展更加富有眼光，更加深谋远虑。换一个角度，如果现在依然实行旧有的政府干预模式，不让市场有效出清，那么我们有足够的理由不看好未来。
结构调整意味着几百万的钢铁、煤炭工人面临失业换岗的风险，一个可供资鉴的事实是，从1974年到1984年的10年间，西方的钢铁去产能期间，欧美钢铁产能和就业人口均减少一半。这样的情形在中国可能也难以幸免。
但我们对于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毫不怀疑，2014年之前，我们曾经高度怀疑中国经济会日本化或拉美化，但是2014年中以来，衍生交易实验室从未发表过此种言论和观点，我们现在的观点是，中国经济必将凤凰涅槃。笔夫对于那些唱空中国经济和股市的观点不屑一顾，这些论调早已过时。与日本相比，中国有着更大的消费市场，与拉美相比，中国有着更加强大的外汇储备，拉美是全球重债地区，而中国是最大的债权国。
即使是在结构调整的最困难时期，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也正在出现：消费占GDP的比值正在不断上升，服务业占GDP的比例在2013年成功跨越50%的门槛，这正是结构调整使得中国经济正在质变的典型征兆，未来中国经济是否反弹主要就是看零售数据，而不是看投资和出口，后者当然也是重要的，需要指出的是，只有零售的增加才会促使投资的复苏，零售的增加最有利于摆脱通缩，摆脱通缩才能提高厂商利润水平，全社会利润水平的提升自然有利于投资的活跃。最新的数据显示，11月份，零售额同比增加了11.2%，今年以来，只有最近两个月稳定在11%的上方。这是中国经济即将见底的信号，也是结构改革成效的展示。
供给侧改革在证券市场的突破口就是注册制改革。用以上的思维方式看待证券市场，注册制就是重大利好，而且是自中国证券市场诞生以来从未有过的重大利好！市场担心注册制带来额外的供应压力，事实上，它却可以从根本上改变投资人的制度预期，这比短期的供应压力要重要得多。有了注册制，中国股市或许未来不再是制度旋转门的附属品。只要你认真地想一想中国股市多年以来为什么这么烂，你就会明白，注册制对我们来说是何等的重要，而这个重要制度进步是以铁腕反腐才能换来，来得是多么的不容易，一个如此有意义的制度进步竟被简单理解成利空，哪里出现了问题？我们坚信，从虎口夺来的利益必将惠及亿万投资者！股市是一个简单的恒等式，当等号一边做减法，必将在另一边做加法，这一次，被做加法的是坚持的投资者！
中国表观的经济增长可能变得更慢，但一定会变得更好。一个刚刚出口核电、高铁和其它精密仪器的经济体不可能崩溃，尤其是当改革正激发新的活力的时候。当人口和廉价不再是中国的核心竞争力，资本形成和技术进步必将引领中国继续成长，这是一轮重新升起的太阳，一个全新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