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嘉靖年间，自郑和下西洋活动停止后，随着明朝政治腐败，海军松弛，倭寇气焰日益嚣张，不断袭扰东南沿海，严重影响东南沿海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但如此糜烂的东南海防最终由一人所终结，这个人就是戚继光。

说到戚继光，我们就不得不谈到他所率领的戚家军，这支完全由义乌矿工组成的军队，可以说是明朝军队中的一股清流。

强大战力根源

面对以及完全腐朽的明朝卫所兵制，戚继光毅然采用募兵制。凭借高额的军饷，以比明朝其他军队更加严明的纪律、独特的武器配置，多变的阵型，将这帮矿工训练成一支强大的近代化军队。

在军事指挥上，戚继光信奉令行禁止，严格约束士卒按照战斗指令执行作战命令。

以此为基础，在军中执行严苛的军纪管理。

不论是临阵退缩、诈称疾病或是抛弃军器者都一律斩首；

或是作战时，采用连坐责任制，未得军令而退却者不论一人或一队都将斩首；

更对军中出现的杀民冒功、奸淫妇女者，采用极刑处死，为此树立了为民解难，悍不畏死的军魂。

在武器装备方面，戚继光十分重视装备的作用。戚家军除了基本居装了特别打造的倭刀、狼筅和棉甲等装备。更是普遍配备了对当时明军而言极为先进的鸟铳（戚继光与张居正关系十分好，通过内部渠道获得了许多原本装备给神机营的火铳）。同时为了增强鸟铳的杀伤力，还配备了明军只在守城部队使用的“虎蹲炮”。这是一种短身管臼炮，得益于这种火炮的体量小威力猛，可以自由携带，大大提高了戚家军的火力。

根据同时期各国火器部队数据对比，我们可以看到，戚家军北上蓟州后戚家军的火器配比更是达到了48.22%。戚家军是同一时期世界上采用火器数量最多，也是配备火器比例最高的军队，此时的西班牙大方阵（规模约为明朝的营），其火器的配比仅为22.38%。日本战国大名织田信长按“备”组建的火器部队（规模也相当于明朝的营），其火器配比大约为20.98%。此时的全世界只有奥斯曼土耳其的近卫军火器配比大约在30%以上勉强可以与戚家军比较一下。

同时，戚继光还发明了一种以12人为一个作战基本单位（这与现代的12人战斗班组运作模式非常接近）的鸳鸯阵。战斗时，长短兵器以及火器互助配合，因地形及战斗目标转变而灵活变化，具有极强的战术自由度，不管面对步兵还是骑兵都具有十分强大的战术优势。

傲人战绩

正是建立了这样一支强大的近代军队，戚继光仅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就将为患明朝百年的倭乱平息，更是在倭寇被荡平之后奉命北上蓟州守御长城边疆，令蒙古无法南侵。甚至于在蓟州无忧之际，出兵辽东帮助李如松打退蒙古的侵犯。

其后，戚继光虽然于1588年病逝于家乡山东登州，终年60岁。但戚家军军魂犹存，先是抵抗蒙古军队，后来更是参与“万历三大征”，并在抵抗后金军队的战斗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浑河血战

1621年，明天启元年。戚继光走后第33个年头。

原来的辽东总兵李成梁侍从努尔哈赤自叛明之后，已然发展成为后金统帅，率领八旗军直逼辽东明朝重镇沈阳。为了解救沈阳，3000戚家军与来自四川的4000白杆军组成川浙联军星夜救援。但终究未能赶在沈阳城落前到达，为此联军与八旗军在沈阳城边的浑河与努尔哈赤精锐的八旗军展开誓死决战。

此时的川浙联军只有区区7000余人，而他们面对的则是伴随努尔哈赤征战辽东的50000八旗精锐，血战一触即发。

为牵制后金主力，等待援军。川浙联军分别镇守浑河南北两岸，川军立于浑河北岸数次击退八旗正白旗与正黄旗的进攻，先后击败了八旗军的正白旗和正黄旗， 八旗军一时胆寒，川浙联军迅速酝酿对八旗军的反击。就在这时，明朝抚顺降将李永芳献计，可以利用沈阳城上的火炮覆盖攻击川军。

努尔哈赤当即在川浙联军准备向八旗军发起新一轮进攻时，命令沈阳城头火炮齐开，趁着川军被炮火轰击的混乱时机，八旗军趁乱打败了川军，进而杀向南岸的戚家军。

当八旗军渡过浑河时，戚家军在陈策、戚金等将领带领下，沉着应战，积极布阵。以火器射击八旗军，给八旗军造成大量伤亡。直到火药用尽，两军开始短兵相接。战斗极为激烈，双方一直血战到深夜。但随着后金增援部队加入，戚家军最终寡不敌众，进而溃败。陈策、童仲揆与戚金、张名世及都司袁见龙、邓起龙等将领皆壮烈殉国。

而此时，明朝由总兵朱万良、姜弼率领三千余援兵，已行至白塔铺，眼见后金势大，观望不战，以求自保，最终眼睁睁的看着川浙联军被八旗军所破。

浑河血战，八旗军虽然最终赢得了胜利，但也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伤亡上万人，打破了后金满万不可敌的神话。

国士之风，战魂不死

战后，明朝慰劳将士，准备厚赏幸存的戚家军时。戚家军将士含泪拒绝，只称不求赏赐，但求再上沙场为袍泽复仇。顿时令朝廷官员与百姓大为感动，并称戚家军乃有“国士之风”。

​十天之后，戚家军幸存将士用他们的行动践行了自己的誓言。辽阳一役，他们全部战死，用鲜血捍卫了戚家军为民解难、悍不畏死的军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