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段宏刚
鲁迅(1881年——1936年)先生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位居“现代文学六大家”之首,并拥有“20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的美誉,是因为鲁迅在生前,影响力已经超越了国界,在东亚地区声名显赫,德高望重,是名副其实的文化泰斗。即使在整个亚洲,他也出类拔萃,跟泰戈尔、纪伯伦并称为亚洲20世纪三大文豪。
同时,鲁迅还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新文化运动有效弘扬了科学思想和民主思想,动摇了封建礼教文化的根基,推进了先进文化理念在全国的普及,更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新型知识分子。
鲁迅一生大约创作了1000万字的文学作品,包括600万字的散文诗、散文、杂文、短篇小说、论文等,以及400万字的日记、书信和辑校。
看到鲁迅的这些文学成就,读者不禁会纳闷,作为我国现代第一文豪,竟然没有给读者留下一部长篇小说,不得不说是一大遗憾。因为在新文化运动之后,长篇小说由于能展现广阔而丰富的社会背景,并且具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是雅俗共赏的文学形式,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在读者中的欢迎程度越来越高。
那么,鲁迅先生为什么对长篇小说无动于衷呢?
关于这个问题,以我的分析,主要有以下三大原因。
其一,鲁迅的文学精神,或者说是文学信仰没有放在长篇的创作上。这是他不写长篇的最主要原因。
鲁迅不但是作家,更是被后人看作为文化战士和思想巨人,这些殊荣恰恰是因为他的短小精悍的文章为他正名的。这类文章的字数从几百字到几万字不等,篇幅最大的要数小说《阿Q正传》,也不过两万余字。他把一生的主要精力放在了杂文,随笔,散文诗,短篇小说的创作上,只有它们,才能代表鲁迅的文学精神。它们虽然篇幅不大,但常常以深刻的思想,犀利的文笔,警醒的言辞,真挚的情感而闻名于世。
品读鲁迅的短文,如同喝陈年老酒,味道醇厚甘美,能给读者带来强烈的精神震撼和思想触动,让人们更清醒地认识自我、人性,社会、以及历史。
并不是鲁迅不具备创作长篇小说的能力,以他的思想、才情和文笔,驾驭几十万字的长篇绰绰有余,肯定能创作出惊天动地的鸿篇巨著,让诺贝尔文学奖主动为他抛来橄榄枝。
鲁迅不愿意创作长篇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他觉得,写长篇受到的限制太多,既要考虑自己的感受,又要考虑读者的感受,还要考虑出版社的利益,无法做到随心所欲,有时为了推动作品的发行量,作者难免要逢迎讨好读者得趣味,这对率性耿直,一身傲骨的鲁迅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事情。
从另一个角度讲,短篇文章写起来自由灵活,可以畅所欲言,可以轻松地把嬉笑怒骂凝注于笔端,从写作完成到发表见报的周期很短,作品能很快能跟读者见面,读者阅读起来也节省时间,作品在社会上引起反响的速度比较快。
读者手里如果捧着一部长篇,等阅读完作品,不知要到猴年马月,若再指望引起反响,周期就更长了。
“新文化运动”对文学的定位,主要是用来启蒙民众的思想,普及白话文的传播,从这些要求来看,跟鲁迅的文学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跟短文比起来,长篇小说在揭示社会现实和人性方面要更加全面深刻,但鲁迅的短篇小说《孔乙己》,《少年润土》,《阿Q正传》等,语言高度凝练,创作技巧也很高,完全是浓缩的精华,这些短篇往往通过对一两个典型事件的描述,深刻揭示了社会大背景下人物的命运。
如,《孔乙己》中有这样一句话:孔乙己是唯一穿长衫却站着喝酒的人。短短10多个字,把孔乙己那种清高迂腐的矛盾性格展现得活灵活现,足见鲁迅的文字功力和剖析能力。
只不过,鲁迅向我们展示了造成人物命运的那个点,他想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让读者通过领悟这个点,达到领略整个社会全貌的目的。当然,前提是读者的阅读水准要高。
这就是鲁迅的高明之处,不用长篇累牍,同样能抓住读者的心思。
其二,在传播效果和成本上,长篇有许多劣势。
不论在任何时代,短小精悍的文章,因为朗朗上口,适合诵读,也容易被记住,在传播上总有许多优势,如唐诗宋词,因为字数少,传播广泛而又迅速,一些人即使没有认真读过几首唐诗宋词,靠耳朵听别人诵读,也会记住几首。
如果是长篇累牍的文章,读起来不但费时费力,非常考验读者的耐性,出版和传播起来也缺乏快捷性,被人过目不忘,或者听一遍就能记住的概率很低。
何况,在新文化运动期间,文学兼有一些新闻的功能,具有启迪民众思想的作用,对追求时效性和快捷性很在意。
其三,鲁迅太忙,时间不允许他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完成长篇的创作。
鲁迅除过每天要挤出一些时间进行文学创作外,要把更多时间用在教书、讲学、翻译、校勘、研究,以及介绍国外的基础科学上,这些工作所花费的时间远远大于他搞文学创作的时间。从某种层面来看,文学更像是鲁迅在工作之外的副业。
如果说写作短文是盖几间房屋,那么,创作一部长篇小说,则是建造一栋大楼,从构思、寻找人物原型,查阅资料,组织结构,动笔写作,再到修稿之后的定稿,期间付出的时间成本和精力成本非常浩大,鲁迅日常工作已经很忙了,他很难放弃手头工作,再抽出多余时间来创作长篇。
事实上,鲁迅曾经酝酿了三部长篇,一部是历史题材,拟定名称为《杨贵妃》或《唐玄宗与杨贵妃》,这是他于1924年来西安讲学后,产生的创作计划,但由于时间不等人,最终搁浅。
鲁迅产生创作第二部长篇的计划,是在1932年左右,他当时在上海工作,小说题材和内容是讲述红军长征途中可歌可泣的故事,他决定参照苏联小说《铁流》的风格进行创作。然而,刚准备下笔时,却接到了母亲病重的电报,作为家中老大的鲁迅,只能急匆匆返回北京(全家于1919年正式安家北京)照顾母亲。母亲康复后,由于耽误了一段时间,积攒了一系列工作,鲁迅只能加班加点赶工,把创作长篇的心愿又一次放弃。
1936年5月,鲁迅胃病复发,情况不乐观,他的好友、著名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女士,请来当时的名医邓约翰专门为鲁迅治疗,一个月后,鲁迅的病情好转。他对看望他的著名诗人冯雪峰先生说,他决定创作一篇关于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生活的长篇小说,讲述他们在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命运。这是鲁迅酝酿的第三部长篇。
或许是鲁迅先生已经预感到自己时日不多了,所以,他对这部小说抱有很大希望,作为知识分子的一员,鲁迅觉得,讲述他们也就是在讲述自己的命运。
然而,命运跟鲁迅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从该年7月以后,鲁迅的病情反复无常,时好时坏,致使他没有精力去完成那样的大工程。
在3个月后的10月19日早晨,一代文豪鲁迅鹤归西天,把生命长度定格在55岁,他永远也失去了创作长篇小说的机会。
而现在的读者,只能从他那些匕首投枪式的短文里,感受他伟大的人格,深邃的思想,崇高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