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的今天，55岁的鲁迅先生在上海因肺病医治无效去世。
鲁迅全家福
鲁迅去世第二天，天津《大公报》发表了他的遗嘱，有一条是写给他儿子周海婴的：“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海婴六个月，1930年3月23日，上海”（扶周海婴的是鲁迅的手）
当时周海婴只有7岁，不过长大后他也听从了父亲的建议，“做一个实实在在的人”。他从北大核物理系毕业，成为无线电专家；他没有做空头文学家，却成了一位了不起的摄影家。
周海婴从小对相机着迷，10岁开始拿起相机拍照，直到2011年去世，70年的摄影生涯中，周海婴一共拍摄了2万多张照片。
1950年，上海解放周年庆游行。
1949年，上海霞飞坊，熟食小贩。
1978，北京，巴金。
因为他的特殊身份，周海婴的影像里有许多热闹但又私人的政治场景，因而成为一个孤独的见证者。这些与当下越来越具有距离感的影像，为一个大时代的转换时期，各种力量的博弈留下了视觉佐证。
1948年11月30日，周海婴在华中轮上拍摄的马叙伦（左）与郭沫若（右），这批从香港秘密北上的航船上的民主人士肖像，被称为中国新政协起航的影像“孤证”。
1949，沈阳 李富春、沈钧儒
1948年，香港迎接“新政协”的热潮。周海婴随着母亲与众多爱国民主人士，乘船到北平筹建新中国政协。这一活动是对外严格保密的，没有摄影记者跟随。
1949年2月，李济深将军，沈阳铁路宾馆
1949年2月25日，黄炎培在开往北平的火车餐车里发表即兴演讲
那时周海婴还不到20岁，他凭着年轻人特有的激情和敏锐，将镜头不失时机地瞄向了同行的共和国贤达。
“在甲板上，车厢中，会议间隙，没有人会拒绝鲁迅的公子为他们拍照，沈钧儒、黄炎培、马叙伦、郭沫若、侯外庐……都算是海婴的叔叔伯伯，他们看着他，如对族中的晚生。”（陈丹青）
1948，香港，母亲。
1948，香港，郭沫若（左）、许广平、侯外庐（右）。
1948年12月，华中轮抵达东北解放区丹东。左起：翦伯赞、马叙伦、宦乡、郭沫若、陈其尤、许广平、冯裕芳、侯外庐、许宝驹、连贯、沈志远、曹孟君、丘哲、当地中共领导人。
著名画家陈丹青说他是：坦然面对所有人，纯真地观看。
798艺术总监朱其对他的评价更高：唯一能够与之并列的同期摄影，是1948年至1949年间法国摄影师 布列松 在中国拍摄的伟大作品。
1949年2月，北京饭店，三叔周建人、三婶、堂妹周蕖。
1946年，上海万国公墓，鲁迅逝世10周年纪念。
1948，上海街头
1956年，绍兴，鲁迅外婆家。
除了社会名流，他的镜头里还有底层普通人的生活百态。
1949年，上海，家庭。
1949年，上海，弄堂女孩。
1949年，上海，胆量。
1949年，上海，打针。
周海婴说：“我经历过旧社会，对社情民意很敏感。我的照片中有解放前的难民和乞讨者，也有解放后的所见所闻。我不为‘猎奇’，只希望证明时事。”
1948，上海难民
在上世纪50年代拍摄的照片里，周海婴的街头影像里民国景象和新中国景象共存。
1947，上海，民主人士。
1950年，上海，游黄浦江。
1949年，上海，四姊妹。
“霞飞坊”附近的中产阶级邻居、亲友同学和一些相熟的知识分子......
1949年，上海弄堂里的修锁匠。
1950年，上海，学扯铃。
街头难民和弄堂小贩、佣工等底层人民也是他的拍摄对象。
1949年，苏州河边上海邮政总局。
五十年代上海人结婚场景
当时尚存的教堂婚礼、穿白孝衣的私人葬仪、邻里的健美自练都成为拍摄对象。他的照片与当时的主流宣传符号有一种莫名的距离感。
1949年秋，北京天安门。
1949年2月，沈阳，高跷队。
1950年，上海解放周年庆游行。
他不是一个摄影家，但毫不逊色于任何一个专职摄影家。他的摄影，有我们从未见过的深层次的历史。
1943年11月，上海，许广平誊写鲁迅日记。
1947年，自拍照。
1949年，上海，袁雪芬。
其时，在去北大读书之前，周海婴一度想做摄影记者。为了学习摄影技术，周海婴经常参加上海摄影学会的活动和讲座。因为怕错失机会，他练习目测距离，练习着不看相机就能快速旋转镜头焦距到位....
1949年6月，济南车站。
1948年，沈阳故宫。
1949年，上海，淮海路发大水。
周海婴的大儿子周令飞说：他反对摆拍，要求真东西，他不喜欢为了拍照而去拍照。他不拍坐在那里等待摆拍的人，而是等人动起来以后再拍，他喜欢这种感觉。
1949年，上海，弄堂邻家。
2011年4月7日，周海婴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但直到晚年，他也不敢确信自己的摄影是艺术。
1953年，周海婴在拍照
做鲁迅的儿子，难有作为，无须作为。临终前的海婴，竟是这样地带着一份自己的作品，回向父亲身边。
—— 陈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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