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家伦：我们是否应该彻底把他遗忘？

2019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而提及100年前的“五四运动”，罗家伦无论如何都是绕不过去的一个人，他是“外争主权，内惩国贼”口号的提出者，出自他起草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中， 这也是5月4日当天下午北京各界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游行时散发的唯一宣传品，罗家伦也由此一举成名，成为“五四运动”时期著名学生领袖之一。

罗家伦

1919年5月26日，罗家伦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创办的《每周评论》第23期发表了《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第一次正式提出了“五四运动”这一概念，从此“五四事件”被永久地定格为“五四运动”，并被国人纪念了整整100周年。

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浙江绍兴人，1897年12月21日出生于江西进贤，其父罗传珍正在江西进贤县担任知县，其母周氏也是知书达理之人且有一定的文采。

罗家伦自幼入读私塾，母亲对他的识字教学和背诵短诗的启蒙教育功不可没，他曾认为他童年时期的家庭教育远比私塾教育对他的影响更为深远。

中华民国成立后，罗家伦入读美国传教士在南昌创办的英文夜校，由此开始学习外文，视野也逐渐变得开阔起来，他特别留意报纸上的招生信息，不但自己想要报考，也鼓动同学一起报考。

1914年，罗家伦考入上海复旦公学中学部就读，复旦公学言论自由且氛围浓厚，学生对政治比较感兴趣，罗家伦以他深厚的国学功底，还担任《复旦杂志》的编辑，经常撰写文章发表自己的思想观点。

复旦公学于1917年更名为私立复旦大学，罗家伦在考虑继续留在复旦大学读书的时候，还同时报考了北京大学，其国文试卷得到了阅卷老师胡适的赏识，尽管其它考试科目不尽人意，蔡元培最终还是特批录取了罗家伦，由此成为蔡元培、胡适赏识的弟子。

1918年秋，罗家伦与傅斯年，顾颉刚、毛子水等人组织了“新潮社”并创办了《新潮》月刊，由傅斯年担任主编，傅斯年比罗家伦年长一岁，其国学功底比罗家伦要深厚许多，甚至都超过了老师胡适。

《新潮》月刊

罗家伦与傅斯年经常在一起切磋学问，他们共同创办的《新潮》月刊，与陈独秀等人创办的《新青年》互为犄角，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

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等人也都对《新潮》月刊给予支持和帮助，而《新潮》的编辑部甚至就设在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办公室内。

《新青年》和《新潮》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广泛影响力，曾一度引起了保守派的恐慌和攻击，时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傅增湘曾向蔡元培施加压力，要求蔡元培辞退陈独秀和胡适，开除傅斯年和罗家伦，甚至逼迫蔡元培引咎辞职。

1920年秋，罗家伦从北京大学外文系毕业时，正遇上海大实业家穆藕初捐资5万银元在北京大学设立奖学金，罗家伦、段锡朋、康白情、汪敬熙、周炳琳等5名学生被学校推荐公费赴美留学。

罗家伦（后排左一）与其他五位同学合影

罗家伦初入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深造，不久又转到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历史与哲学，实现了他拜在美国教育家约翰·杜威教授门下的心愿。

杜威曾是蒋梦麟、胡适、陶行知等人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的导师，1919年初春的时候，杜威教授曾到北京大学访问讲学，当时由胡适当翻译，而罗家伦负责记录，有幸结识了杜威教授。

1923年，穆氏企业破产，罗家伦的奖学金被迫中止，他只好结束在美国三年的留学生涯，前往德国留学，当时傅斯年也在德国留学，因此奔昔日老同学而去，其时蔡元培、陈寅恪、赵元任、徐志摩、俞大维、金岳霖等人也正在德国留学，他们经常聚在一起，共同度过了一段非常快乐的时光。

罗家伦于1926年回国，他先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伦敦大学、柏林大学和巴黎大学游学，虽然未获得任何学位，但其视野开阔且学问广博，对其日后执掌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校长大有补益。

罗家伦回国之初在国立东南大学历史系和附中任教，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之时，罗家伦投笔从戎，担任了国民革命军司令部少将参议和北伐战地政务委员会教育处长，期间为总司令蒋介石撰写了不少文告，因此颇得蒋介石的赏识。

1927年4月18日，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后，急需培养青年干部人才，筹备成立了中央党务学校，罗家伦先后被聘为教务主任、代理教育长，实际主持学校的一切校务工作。

南京国民政府于1928年正式接管北洋政府之后，将“清华学校”改组为“国立清华大学”，刚过而立之年的罗家伦空降清华园出任校长。

罗家伦

罗家伦之所以能够担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完全是蔡元培提名力荐的结果，因为清华大学校长是个肥缺，当时各派势力觊觎者多达30多人，如果没有蔡元培的推举和蒋介石的赏识，以罗家伦的资历和年龄而论，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清华学校是利用庚子赔款创办的留美预备学校，先后隶属于清政府外务部和北洋政府外交部管辖，庚子基金都存储在美国，罗家伦通过国民政府外交部和教育部争回了这笔款项，专门成立了清华基金，并委托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代管。

清华大学除了享有政府拨付的教育经费之外，每年还可以动用清华基金四十万元，因此教育经费非常充裕，这在全国所有大学当中都是独一无二的。

罗家伦开始在清华园内大兴土木，相继建造了新图书馆、生物馆、天文馆、大礼堂、学生宿舍，教职员工宿舍等硬件设施，以致新任历史系主任蒋廷黻教授惊呼：“我们是在创办一所大学，不是在建造一座宫殿。”

清华园原有的基础设施就已经相当不错，早在1916年就聘美国著名建筑设计师亨利·墨菲为清华学校进行了校园总体规划，校园内的大礼堂、科学馆、图书馆、体育馆都是由墨菲设计的，这组建筑群均采用了西式风格，这也为以后的校园建筑风格定下了基调，而今罗家伦又锦上添花，他用了不足两年的时间就做成了别人五年甚至十年都难以办成的事情。

为了提高清华教授的整体水平，罗家伦以前所未有的改革力度，采取了重发聘书之措施，当时清华教授水平参差不齐，50名教授只续聘了18人，解聘了其中的37人，可见其力度之大，但也因此得罪了不少人。

罗家伦（前排左三）与清华部分教授合影

罗家伦又延揽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的著名教授，如历史学家蒋廷黻、政治学家张奚若、萧公权、哲学家冯友兰、文学家朱自清、化学家张子高、地质学家翁文灏、数学家华罗庚等数十人，这些名家陆续到校任教，不断壮大了清华大学的教师队伍，清华鼎盛时期一些著名教授，大多都是罗家伦聘请来的。

清华大学之所以能够吸引国内一流的教授，有诸多方面的原因：一是清华大学校园宁静优雅且远离闹市，适宜潜心研究学问，也是一个宜居的所在；二是清华教职员有法定的假期，旅费均由学校提供；三是教授上课钟点少，出国进修机会较多；四是图书馆、实验室的经费充足，各种图书和实验设备齐全；五是教授的薪资待遇相当丰厚。

罗家伦身为是一个政治色彩浓厚的人，其身后背景势力强大，这对他铁腕治理清华大学是有力的一面，但也不可避免地触犯了一些人的利益，以致罗家伦执掌清华大学不足两年就被驱逐出清华园。

1932年8月26日，罗家伦被任命为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当时是中华民国最高学府，也是中国系科设置最齐全、规模最大的大学，但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先后有七位校长掌校，可见执掌中央大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国立中央大学校门

罗家伦并不情愿接受这一棘手职位，他对教育行政工作已渐有厌弃之感，况且他在清华大学的遭遇，也让他心有余悸，因而坚决力辞不就，而他当年的北大老师、时任教育部长朱家骅以国家和民族学术文化前途之大义而晓以利害，最终被说服并勇敢地挑起了这副重担。

1932年10月11日，罗家伦在中央大学开学典礼上发表了演讲：“创立一个民族文化的使命，大学若不能负起责任来，便根本失掉大学存在的意义；更无法领导一个民族在文化上的活动。一个民族要是不能在文化上努力创造，一定要趋于灭亡，被人取而代之。”“要创造一种新的精神，养成一种新的风气，以达到一个大学对于民族的使命。”

中央大学由此开始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发展时期，但罗家伦绝不是“维持会长”，他是有远大理想和抱负的，按照他的设想，中央大学的目标应该是与柏林大学、牛津大学、巴黎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比肩的。

他亲自为中央大学撰写了新的校歌，歌词为：“国学堂堂，多士跄跄；励学敦行，期副举世所属望。诚朴雄伟见学风，雍容肃穆在修养。器识为先，真理是尚。完成民族复兴大业，增加人类知识总量。进取、发扬，担负这责任在双肩上。”歌词中的“诚朴雄伟，励学敦行”后来成为中央大学的校训，并被南京大学传承并一直沿用至今。

罗家伦

抗日战争爆发之初，中央大学就曾被日军飞机轰炸了四次，在学校第一次被轰炸后，罗家伦就已经考虑迁校问题了，他果断的决定将中央大学迁往重庆，一是他对中日之间战争有清醒的认识，认为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二是南京到重庆有水路可直达，便于学校整体搬迁。三是四川山陵起伏，容易隐蔽防空。

早在“七七事变”爆发的前一年，罗家伦就叮嘱总务长张仲鲁教授定制了500多个木箱，并在木箱上钉上铅皮，准备将重要的图书仪器装箱，以备迁移之用，等到决定迁校之时，这些提前定制好的木箱，对顺利搬迁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央大学租用民生公司轮船，冒着敌机的轰炸溯江而上，将中央大学完整地搬到了重庆，为国家和民族保留了高等教育的火种。

重庆时期中央大学校舍

1937年11初，中央大学在重庆沙坪坝开学复课，罗家伦继续延续他在清华大学的做法，把延聘师资作为第一要务，一方面极力挽留和安抚原有的名教授，另一方面又在国内外广揽名师，他任校长的10年之中，也正是中央大学危难深重而又发达鼎盛的10年，罗家伦为此殚精竭力，他既要保持中央大学的正常运作，又要应对官场上的尔虞我诈，可谓是身心疲惫。

罗家伦最后之所以辞去中央大学校长，原因是多方面，但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学校经费的严重匮乏，二是受到其政敌攻讦所致。罗家伦退出教育界之后，又开始了他的从政生涯。

罗家伦

1941年9月起，罗家伦出任滇黔考察团团长、新疆监察兼西北考察团团长，抗战胜利后又出任国民党中央党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

1947年，罗家伦出任国民政府驻印度首任大使，开始了其两年多的外交官生涯，1949年底，由于印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罗家伦黯然回到台湾，出任考试院副院长、国史馆馆长等闲职。

罗家伦（前排左五）与国史馆同仁合影

罗家伦是一个天生担任大学校长的材料，自从他退出教育界之后，长期混迹于“官场”，并没有多少可圈可点的建树和贡献，昔日辉煌不再，1969年12月25日在台北荣民总医院病逝，享年72岁，他被安葬在台北阳明山第一公墓。

罗家伦文笔不错，并有一定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但其在学术上却是乏善可陈，他尽管游历了欧美多所大学，但却都没有取得任何学位，其一生精彩之处还是在五四时期、清华时期和中央大学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