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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好问的诗歌理论主要见于《论诗绝句》三十首。主张天然真淳,反对堆砌雕琢;提倡豪放刚健,反对纤弱柔靡;重视独创精神,宣扬恢复建安以来的诗歌优良传统。他是继杜甫之后比较系统地运用绝句形式来表达诗歌理论的重要诗人,对后代影响很大。《论诗绝句》三十首,对建安以来的主要诗家及流派作了概括性评述。这里选他“排比铺张”和“望帝春心”这两首。
排比铺张特一途,藩篱如此亦区区。
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碔砆。(之十)
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
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十二)
“排比铺张”这首七绝是批评元微之评论杜甫的错误。元微之与白居易提倡新乐府运动,从他们“补察时政”的观点出发,对以诗歌反映人民疾苦的杜甫极为推崇,对李白则有所指责,第一次出现“扬杜抑李”的评论。
韩愈不赞成这种评论,在《调张籍》诗中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嘲笑了“扬杜抑李”之说。
元微之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中说:“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予观其壮浪纵盗,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这段话既贬低了李白的价值,也没有理解杜甫的真正价值。元好问这首诗正是针对元微之这一错误评价进行批评。诗的前两句主要就“排比铺张”这个问题来说。
“排比铺张特一途,藩篱如此亦区区”,元微之把仅仅是表现手法之一的“排比铺张”不恰当地夸大为杜诗的藩篱(门墙),实在所见太小。元好问不仅不同意他的“扬杜抑李”论,也不同意他夸大杜诗的长篇排律的价值。接着就转入第三句,正面表明自己的看法,“少陵自有连城璧”,杜甫诗歌自有其很高的成就,如元好问在所写的《杜诗学引》中所说,“千变万化,不可名状”。可是元微之却看不到。然后引出第四句,批评元微之,“争奈微之识碱碳(假玉)”,错把美石当真玉,见识未免过于短浅。
李白杜甫两位诗人,创作方法不同,各有风格,各有成就,扬彼抑此,或扬此抑彼,都是不对的。
至于写长篇排律,是杜甫晚年的特别爱好,卖弄学识和熟练的技巧,借以排遣生活中的无聊情绪,对后代有颇大的消极影响。这非但不是杜甫的优点,而且正是杜甫的弱点。元微之特别称道杜甫的长篇排律,这与他和白居易“爱驱驾文字,穷极声韵,或为千言,或为五百言律诗,以相投赠”(元微之《上令狐相公诗启》)的作法有关,实是一种错误的主张和作法,元好问的批评是正确的。
“望帝春心”这首七绝是评论李商隐诗,也是批评北宋以来某些人只从形式上幕仿李诗的错误倾向。北宋以来,有不少人学李商隐的诗。可是李诗寓意深微。婉曲典丽,理解起来比较困难。因此,有些人只从形式上学习李诗,追求词藻,堆砌典故,形成所谓“西昆体”,流毒颇广。所以元好问对此加以批评。
诗的第一、二句,““望帝春心托杜腾’,佳人锦瑟怨华年。”概括李商隐《锦瑟》诗的部分意思,说明望帝魂化杜鹃,是为了寄托思念故国的心意,佳人弹奏锦瑟是为了抒发对自己年华身世的感叹,因而可以说,李商隐的诗绝不是为形式而形式,而是有所寄托,有所抒发的。
这不但肯定了李诗,而且也表示对李诗应从内容到形式全面去理解、学习。不过,李诗寄兴隐微,词意难解,从而引出第三、四句,“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以一“总”字表明模仿李诗形式的人很多,用一“独”字,说明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由于李诗的内容较难理解,许多人只从形式上去学习。如果能够有人如郑玄为《毛诗》作笺注一样,帮助读者正确理解李诗的内容,使学李诗的人不犯只学习形式的偏向,那该多好啊。这对专学形式的作者是一记“当头棒喝”。也指出李商隐诗好用事典、思想感情太隐晦的缺点。
这首诗虽说的是李商隐诗和学李的问题,但主要对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上只追求形式而忽视内容的人都是一种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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