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者章学诚论及北宋以后南宋与金对峙局面时曾说:“当日程学盛行于南,苏学盛于北。”(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五第九条)程学指理学,由杨时、尹敦传入南宋,朱熹后来将其发扬光大,形成了后来影响巨大的程朱学派。苏学指诗、文,它经由金朝著名的文学家如蔡松年,赵秉文等继承和传播,形成了一个文学传统。正是在金朝这样的文化传统的熏染下,有着鲜卑豪放血统的元好问,又受北方雄健民风的影响,其“诗祖李杜,律切精深,而有豪放迈往之气。文宗韩欧,正大明达而无奇纤晦涩语。”(徐世隆《遗山新生集序》)“上薄风雅,中规李杜,粹然一出于正。”(郝经《遗 山 先生墓铭》)同时,元好问又形成了自己的诗学理论。在二十八岁时,他作《论诗三十首》。受东方审美意识特有的古朴性、神秘性和感悟性影响,这些诗论体现着中国古代文论所具的民族特色:一是着眼于文学作品对读者产生的直接效果。再者,受人物评品的影响,它们不是出于理智的分析批判而是出于直观想象;不是借助于抽象的概括而是诉诸具体的形象。就以诗论诗的形式而言,元好问效法杜甫。杜甫曾作《戏为六绝句》,为其滥觞。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的规模较杜扩展了五倍,其范围上至汉魏,下迄唐宋,著名的诗人多有涉猎,且三十绝句有机排列,自称机杼,比喻贴切,形象生动,语言雅畅。就其诗论所体现的美学理想而言,其诗美的纲领在“真”、在“天然”。这种美学理想源于元好问的庄佛思想。
道家推崇“道”,认为道先天地而生,无所不在,无时不在。天地间万物荣枯,众生生息,无不以道为转移。道,只任万物依照自己天然的本性而生而灭,此即为“无为”。人若为着某种执着而干扰客观物体,必然破坏客体天然的个性,同时也相应的使自己受累而破坏主体天然的个性,此即“有为”。庄子的齐物论主张齐一自由,追求天然美或“真”,认为,道之所在即美之所在,得道之人便是最自由的人,便是美。“真者,所以受于天地,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庄子·渔父》)所以,“真”就是得道之人的真诚的天然本性的自然流露,是天然自由情态处于“无为”而不受任何损伤情况下的真实外现。元好问由此而受启发。
此外,庄子还借庖丁之口指出:“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元好问据此生发,“诗学亦有之,子美夔州以后,白乐天香山之后,东坡海南以后皆不烦绳削而自合,非近于道乎”,认为,诗歌创作时,既要吟咏情性又须排除主观随意性,要求真实情性的自然流露,同时要符合诗歌这种特殊的表现形式,不受准绳规矩的束缚而自由地表现。
元好问在诗论中构建起他的“真”与“天然”的美学理想。三十首诗中“真”字屡屡出现,这是他论诗的出发点,既追求诗歌内容的真实,又追求表现手法即艺术形式的自然。
“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要求作家本人表现其天然率真的思想感情。“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强调情感流露的自然无伪饰。表现真实和真实表现是“真”的第一层含义。
“眼处心生句字神,暗中摸索总非真。”元好问认为于“眼处”之外界所得,首先应是客观景物之真。其次是由此真景所激发出来的真情。主体的真由客体的真激发而生,两真又自然浑融,这样方能得出“图画临出秦川景”,才能“句自神”。正如查慎行所评:“见得真,方道得出。”(《十二种诗评》)“真”又包有主体自然真性与客体固有天然不期而遇自然融合的含义。
“真书今人不入眼,儿辈从教鬼画符。”“真书”即正楷,比之诗,则是孔子提倡的“思无邪”说。这里,他有两重意义:一是内容上的“正”,儒家之诗教。二是表现手法的“正”摈弃“鬼画符”的险怪诗风。
“真”还有精纯之义。“古雅难将子美亲,精纯全失义山真。”这里他批评了黄庭坚“失义山之真,未得其精纯。”(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225页)
元好问既提出了“真”与“自然”的美学理想,同时,较前代文论家更高明处,他又指出了达到这一目标的“坦途”。
首先是“心声只要穿心了,布谷澜翻可是难。”固守天然真诚。追求“心声”的真诚,一方面要求创作主体提高自身的修养;一方面要接触生活实践。诗人笃于高尚的情操则会如陶渊明一样“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保守其本性,就会“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渊明是晋人。”要避免“暗中摸索总非真”,就应走进生活接触社会,放弃“传语闭门陈正字”的做法,那样只会“可怜无补费精神”,就应该“亲到长安”,身临真山真水,这样才能“画图临出秦川景”。此外,作家“心声”既是一己之心声,同时,又非一己之心声,其心声应折射出时代的某一个侧面,既显示诗人的个性同时又带有时代的色彩,反映出蕴涵着的多层次的时代情绪。
其次,“金入洪炉不厌频,精真哪计受纤尘。”元好问在《陶然集诗序》中曾说:“文字以来,诗为难;魏晋以来,复古为难;唐以来,合规矩准绳尤难。……诗之目既广,而诗评、诗品、诗说、诗式亦不可胜读。大概以脱弃凡近,澡雪尘翳,驱驾声势,破碎阵敌,囚锁怪变,轩豁幽秘,笼络今古,移夺造化之工…..”这里,他主张首先要澡雪主体情操,因为“风格即人”,讥讽了“文”与“人”乖离的“安仁拜路尘”。同时他又强调“冶炼”。这也源于其庄佛思想,庄子在《庄子?.大宗师》中说,要得道而自由须经过“损之又损”,“谴之又谴”。庄子称之为“炉捶”。元好问由此启发,提出以“修辞立其诚”为原则,磨炼雕琢,达到既古雅天然,又符合规矩准绳而不见痕迹的境界。
最后,元好问主张摈弃“藩篱”,不主一途,不尊一家,不单追求一种风格,不拘泥于某一种体制。他在论诗时,表现出集大成的风度和气派,既主张慷慨悲壮的建安风骨又不废淡泊自然的阮籍陶潜;既批评“温李新声”“风云少”同时又看到了“义山真”的一面;既肯定了苏轼的纵横之奇波诡云谲,又指出了苏诗“百态新”带来得负面影响。元好问反对门户之见,在前人创下的高峰面前,反对“窘步相仍死不前”,使得“俯仰随人亦可怜”,相反,应视前人为可超越的敌手。不敢越雷池半步,拘泥一家之法,只作“江西社里人”,诗歌会走向没灭的死胡同。
元好问,以其《论诗三十首》,既树立了“真”与“天然”的美学理想,又,指出达到此目标的“坦途”,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继承有所创造,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地位,同时,也使得百代而下,人们仍受其惠泽不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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