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运动是一场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运动，也是一场充满了争论农民起义运动。
但不管怎么样，在这场运动中还是涌现了许多铁骨铮铮、气壮山河的真豪杰、真男子、真英雄。
比如北伐悍将林凤祥，在北京菜市口西市被施予凌迟极刑，据时人李桓在《宝常斋丛稿》记载，由于施刑过程极为惨烈，有观者竟被惊吓而死。但在如此惨烈的施刑过程中，林凤祥硬气十足，“刀所及处，眼光犹视之，终未尝出一声”，真真大英雄、大豪杰！
比林凤祥稍后被擒的另一北伐悍将李开芳及他的部下黄恣端、谢金生、李天佑，谭有桂、韦名傅、曹得相共七人，也同样被凌迟处死，。李开芳绝食多日，被押赴刑场时，已饿得奄奄一息。黄懿端有吃则吃，有喝则喝，养精蓄锐，劲头十足，行刑前，踢死刽子手二名，踢伤二名。
石达开在大渡河落难就擒，押赴成都后，坦然接受凌迟酷刑，毫无畏色。石达开受刑目击者周之翰与其子周询著《蜀海丛谈》，书中记：同死的曾仕和、黄再忠二将侍立翼王石达开左右两侧，嘴里说“仍主帅先行”，石达开神色不变，昂首阔步从督署大堂而出，至成都城内上莲花街督标箭道就刑，三人无一毫畏缩态，虽系以凌迟极性处死，至死均默默无声，真奇男子也。
比石达开还要少年英雄的英王陈玉成，面临凌迟酷刑，慨然拒绝清将胜保劝降，大义凛然地说：“大丈夫死则死耳，何饶舌也！”
与陈玉成年龄相当，同样来自于广西藤县大黎里的来王陆顺德被叛徒林政扬擒捉献降，在狱中，“解衣付狱卒，易酒食，对坐而饮，谈笑自若”，“凌迟死广州市，沿途犹大骂不绝云”。
洪秀全的洪家子弟虽然不成器，但干王洪仁玕却是个人物，虽然被擒，仍一口一句自称“本藩”，写《自述》云：“今予亦只法文丞相已。”学习民族英雄文天祥舍生取义。
遵王赖文光，在天京城破后仍然继续在长江北岸高举反清大旗，联络并且领导了北方捻军，把清朝名将僧格林沁和曾国荃的新湘勇打得落花流水。兵败被俘后，面对惨酷的刑戮毫无畏惧，痛斥“清妖”，在《自述》中写“古之君子，国败家亡，君辱臣死，大义昭然；今予军心自乱，实天败于予，又何惜哉？惟一死以报国家，以全臣节。”
……
然而，被擒前英雄气概丝毫不逊上述诸人的忠王李秀成，居然在《自述》中写下了许多出人意料的文字，让那些钦佩和爱戴他的人难以接受。
由于这份《李秀成自述》是曾国藩命人删改誊抄上报军机处，后来由九如堂刊刻行世，所以，很多人不愿意相信它是出自李秀成之手，而属曾国藩一手炮制。
直到1963年，曾国藩的曾孙曾约农把珍藏在自己家，一向秘不示人的《李秀成自述原稿》拿出来影印，公诸于世。以罗尔纲为首的一大批太平天国史专家，从笔迹、词汇、造句、语气和内容等各方面进行全面鉴定，最终确认九如堂刊刻行世的《李秀成自述》刻本就是出自李秀成之手，只不过有若干文字被曾国藩删减而已。
既然真是出自李秀成之手，那么，问题就不容回避了。
《李秀成自述》都写了些什么呢？让我们来看看。
《李秀成自述》一开首，是这样写的：“时逢甲子六月，国破被拏，落在清营，承德宽刑，中丞大人量广，日食资云。又蒙老中堂驾至，讯问来情，是日逐一大概情形回禀，未得十分明实，是以再用愁心，一一清白写明。”
接着，就从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等人在金田起事写起，一路打到天京，最终爆发了天京事变。
这一大段文字大致有四千多字，终于把“天王出身之来意，东西南北翼王合心举义图谋之实绩，後此人自行相杀乱事之原，业经载明”。
接着，便是“李秀成在天朝出身为官，每年奉命战征一切之情由，明白写清，并未隐瞒一切细□，恭呈老中堂玉鉴，一视便知，并未差错之理”，又详详细细写了自己的个人奋斗史，写了五千六百多字，写一个普通乡农投军，百战沙场，终于成为了太平天国后期的“总司令”。
李秀成是这样总结自己的：“我自幼不知分亳之事，迷迷懞懞而来，造成今日患害，父母分离，妻儿失散，为人非肯作不良不孝不义之徒乎！今国破被擒，贪直一心，将国来历，一一用心，从头至尾，起止反复，得失误国情由，实见中丞大人有德之人，深可服佩，救世之人。久悉中堂恩想深量广，切救世人之心，玉驾出临阶，当承讯间，我实的未及详明，自行甘愿，还细清白写呈老中堂玉鉴。”
接下来，边叙边议，“再说朝规坏乱，丧民失散家邦情由”，写了一万八千多字，却因纸已用尽，笔已写秃，不得不在最后一页纸上写：“纸尽情长，言不了完，烦列位师爷交簿一本，交好笔一技，此笔破坏了，今将三万七八千字矣（实际只有二万七千多字），笔坏不能，烦各位师爷转禀老中堂及中丞夫人宽限，我亦赶写。”
换了新簿新笔，李秀成继续总结自己担任了“总司令”以来对清作战的得失，又写了一万多字，才写到天京城破，自己失路被擒。
已成阶下囚的李秀成沉痛地写：“承禁囚笼，蒙九帅恩给饭茶足食，老中堂王驾由皖而来，当承讯问，我见老中堂大义恩深，实大鸿才，心悔未及，中丞大人情厚难酬，是以我心自愿将国中一切供呈。”然后为曾国藩积极出谋划策，称：“今见老中堂恩惠甚深，中丞大人智才爱众，惜士恩良，我愿将部下两岸陆续收全，而酬高厚。我为此者，实见老中堂仁爱，我虽不才，早至数年而在部下，亦尽力图酬，虽不才智，死力可为，忠扶天朝末国，不待复言。愿收齐人众，尽义对大清皇上，以酧旧日有罪愚民。”从而花费了两千多字的篇幅，提出了十条纲领，即“招降十要”，又总结了太平天国败亡的十条原因，称：“天朝之根已去，能收复此等之人众齐来，免大清心腹之患再生，中堂及中丞大人名成利就，早日完功收复，众匪发何防。”
最后感叹说：“何生天王而乱天下，何我不才而佐他乎？今已被拿在禁，非因天意使然，我亦不知我前世之来历，天下多少英雄才子，何不为此事而独我为，实我不知知也。如知（下原缺）”
也许，“如知”之后，被通知处决，无可奈何，就此搁笔了。
不难看出，《自述》里，李秀成一而再、再而三地用了最肉麻的字眼称颂曾国藩、曾国荃兄弟。赞美曾国荃“有德之人，深可服佩”、“智才爱众”“惜士恩良”；赞美曾国藩“恩深量广，切救世人之心”，“仁爱惠四方，兼有德化之心，良可深佩”；恭维他们“恩德巍峨”“运算良才”、“明才足过”“盖世无双”、“谋才福择（泽），无此（所）不能”。赞美湘军“将相勤劳”、“兵壮”“力足”“营规分明”、“能受苦坚”、“此军常胜，未见败过”。称颂“清朝有厚福”、“大清之福”、“满洲之人过我大国为帝，此是天命而来”、“此是大清皇上鸿福”“仍大清再复升平”、“大清皇上格外之福”等等。
反过来痛责太平天国运动是“忽（屈）悞英雄”、“悞死世民”，“违犯天命”、“害民害众”，“先机之定数”、“世人之劫数”。
因为这份《自述》，曾国藩、李鸿章、赵烈文等人由原来对李秀成的仇视转化成了鄙视和可怜。
曾国藩对李秀成的评论是：“宛转求生，乞贷一命”，“献谀乞怜，无非图延旦夕一命。”
赵烈文在日记中也鄙夷地说李秀成“有乞活之意”，有“乞恩之意”。
李鸿章本来对李秀成是非常敬畏的，两国交战时，在来往文书里有时称李秀成为“忠老”，但读了李秀成这个《自述》，在致曾国荃的信里说：“阱虎乞怜，曾狗鼠之不若，殊可嗤也”。
但清史大家孟森却怀疑李秀成是伪降，是在学习第蜀汉姜维伪降，“以种族之见劝曾（国藩）……取而代之”。
史学文家大家梁启超认同这一看法，他在《中国四十年大事记》里说，李秀成“在站笼中慷慨吮笔，记述数万言，虽经官军删节，不能备传，而至今读之，犹凛凛有生气焉”。
《近世中国秘史》的编者韩孔厂也因此称赞李秀成自述“字字血，语语泪”，足可以为“中国历史之光”。
在这种思路的引领下，百年来不断有人为《李秀成自述》写考证、做笺注，进一步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伪降假说。其中影响力最著的是太平天国史大家罗尔纲。
罗尔纲在《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三版自序”里说：“必须先对忠王的委曲的隐秘的心事有所了解，然后才不致入了那些诬罔先烈的皮毛之见。”
罗尔纲对李秀成的伪降，是有梯次的。
第一梯次，是完全同意孟森的猜测，认为李秀成是效法姜维伪降钟会的故事，“伪降曾国藩”以图“恢复”太平天国。苦于找不出有力证据来支持，最后，不得不有保留地郑重声明放弃了这个意见。退而提出第二梯次的伪降说。
第二梯次的伪降说是保存革命力量说。即李秀成的投降敌人是为了保存太平天国的革命力量。罗尔纲说，“在忠王自己打算，如果经过伪降，得到释放，借招降为名，先保存革命的实力，然后等待曾国藩与满清皇朝之间的矛盾的爆发，或满清皇朝、汉族官僚地主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之间的矛盾的爆发，他就企图利用这一情势的发展，来保存自己的实力，发展自己的实力，从而推翻反动统治，以达到恢复太平天国的目的。在当时的客观情况看来是很有可能的，这也就说明使忠王采取这种企图是有他的条件的。”但是，罗尔纲自己一方面批评李秀成部将陈炳文带着六万部队、七千洋枪、洋炮叛变投降是可耻的、难堪的变节行为，另一方面又称赞李秀成的投降变节是出于一种善良的动机，逻辑上根本说不通。
于是，罗尔纲又提出了第三梯次的伪降说，即“苦肉缓兵计”说。意思是李秀成写自述的目的，是以自己的伪降来暂时麻痹一下敌人，使敌人对太平军的余部丧失警惕，为革命部队争取一个缓兵机会。
其主要依据是：（一）李秀成在自述里欺骗曾国藩说幼主“定然被杀”了，使曾国藩不去追赶幼主；（二）他还欺骗曾国藩说，湖州、广德的太平军“不攻自遁”，使曾国藩不去攻打湖州、广德；（三）他提出的招降计划，也是为了欺骗曾国藩停止对浙江、安徽、江西、湖北各省太平军的截击，使这些部队得过江西、湖北同扶王陈得才的大军会师，实现入踞西北以图中原的大计。后来曾国藩果然一一中计。
罗尔纲深情无限地说：忠王之所以用“极委宛曲折的叙述，甘言蜜语的词句，甚至不辞穷耻极辱用了‘投降’两字”，乃是为了实现这样深远的政治意图，以免“刺激敌人，招致敌人疑忌”。这种“苦心”，“真是千秋还可以共见。”
但是，李秀成向曾国藩述说幼主“定言（然）被杀矣”的话，不过是如实地反映情况，其推断合情合理，欺骗之说并不成立。而说他欺骗曾国藩使之不去攻打湖州、广德，但从原话看，却是毫无保留地把清方迫切需要知道的各路太平军原来的行动计划全盘泄露。曾国藩后来在打广德的行动上比李鸿章、左宗棠慢半拍，并非是中了李秀成的什么计，而是基于以下几点原因：（一）湘军在攻破天京后，忙于掠夺“金帛子女，江宁鈭货”，战斗意志涣散，难于继续作战。（二）在天京攻防战中，湘军死亡惨重；再加上“盛暑鏖兵”，营中疾疫流行，“病者甚多”，急需休养补充。（三）天京城既破，曾国藩担心自己会“功高震主”，正在缩编自己的军队，不能抽调兵力去进攻广德等处。（四）湖州处在苏、浙之交，是李鸿章、左宗棠的军事势力范围，广德虽属皖南，但是地处江南数省“冲要”，李鸿章、左宗棠均要在这块地盘上建功，曾国藩若急吼吼地派遣军队前去，只会加剧他同李鸿章和左宗棠的矛盾，所以老滑头的曾国藩不肯过快发兵行动。
再者说了，太平天国后期，太平军许多将士对太平天国前景不看好，感觉前途渺茫，自1862年以后，童容海、骆国忠、古隆贤、郜永宽、汪安钧、周文嘉、蔡元隆、邓光明等等前赴后继、大批量投降。在这样的背景下，李秀成作为太平天国的“总司令”、军事统帅，最应该做的是作出的，是与洪仁玕等人相同的“铁胆忠心”的表率，而不是什么伪降。所以，罗尔纲的“忠王李秀成苦肉缓兵计”还是难以服众。
最后，李秀成被关押了九天后，当曾国藩派人告诉他“国法难逭，不能开脱”，他仍然说了“中堂厚德，铭刻不忘，今世已误，来生愿图报”之类的话。如果只是伪降，就没有必要伪降到死了——反正都要被处死了，为何不在被处死前撕开自己伪降的伪装，让世人知道自己是一个光明磊落的真豪杰、真英雄呢？
话说回来，不管李秀成是真降还伪降，冲着其在《自述》里一而再、再而三对大江南北几十万太平军将士性命的担忧、对天下苍生的担忧，就算他是真降，最终目的也不过是想亲自出马进行招降，让大家放下兵刀，远离杀戮，以化解人世间这一场苦难。所以，英国学者柯文南先生说：“这样的想法和行为，我并不认为很可耻，反而觉得很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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