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藏分享 | 《我的父亲罗家伦》

作者简介

罗久芳，1934年生于南京，长于重庆。1948年出国，在印度和澳大利亚念完高中，1955年悉尼大学文科毕业。同年入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院，主修近代史。1956年获硕士学位，1958年获博士候选人资格。曾任密歇根大学中文系助教，华盛顿大学远东学院研究助理。上世纪70年代起开始整理乃父遗稿、文物，协助出版《罗家伦先生文存》的工作。1977-1979年任职美国州立西雅图中央社区学院，讲授英语及中国历史课程。主要著述有：回忆录《罗家伦与张维桢——我的父亲母亲》《五四飞鸿——罗家伦珍藏师友书简集》，以及整理校订毛彦文自传《往事》等。其他研究文字散见于多种报章杂志。

图书简介

他与傅斯年等人共同创办的《新潮》杂志，使之成为当时继《新青年》后倡导新文化运动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

他起草了“五四宣言”，是“五四”爱国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之一；

他是国立清华大学首任校长，改组旧清华，为现代化的清华大学发展奠定了方向；

他亦是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十年“重建”，遂使中大有“民国最高学府”之称谓；

他是罗家伦。

在这部由罗家伦的女儿用真情实感编写的亲情回忆录里，作者用丰富的材料全面地展现了罗家伦不平凡的一生：北大学生生活、组织学生运动、留学欧美、收获爱情、实践教育、从政报国，其间交织着爱情和亲情，以及那一代人的教育理想，和中国富强之梦。

精彩片段

【31岁的清华校长】

1920年秋，父亲从北大外文系毕业，正好赶上企业家穆藕初捐出5万银元给北大设立奖学基金，父亲与康白情、段锡朋等5位同学，被校长蔡元培选中，推荐出国留学。这5位优秀的北大学生出国留学在当时也较为引人注目，一家报纸将此比作晚清朝廷派出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出洋”。历届得到穆氏奖学金资助的北大学生，后来在不同的领域都各有建树。

父亲去的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不久又转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历史与哲学，实现了拜在杜威教授门下的心愿。1923年，穆氏企业破产，父亲的奖学金被迫中止。这年秋季，在结束了三年的留美生涯后，父亲带着《思想自由史》的译文和《科学与玄学》的书稿，前往刚刚结束了“一战”、物价较低的德国。

20世纪20年代很多中国留学生赴德深造，一是因为德国各大学府有浓厚而自由的学术空气，二是在战后马克大幅贬值的情况下，带外币在德国兑换使用格外实惠。当时很多有影响的人都聚在德国，如蔡元培、朱家骅、赵元任、俞大维、陈寅恪、徐志摩、金岳霖等，他们常在一起高谈阔论，畅所欲言，父亲晚年回忆起来，形容那是他极快乐的一段时光。

蔡元培是父亲最敬爱的长者，1924年，父亲留学期间与蔡元培先生通了好多封信，幸运的是，这些信不但我们家都保留下来，蔡家也保留了不少父亲的信，前些年我们双方交换的信件，共有50多封。蔡先生与父亲，完全是一种师生关系，现在看起来，让人感觉真的很温暖。

蔡元培退休后没有房子住，他70寿辰之前，父亲这些过去的学生和同事念及他无一安身之处，便集资在上海给他建一所住宅。献寿的信由胡适起草，父亲等人修改后，以几百个朋友、学生的名义面呈。蔡元培经过三个多月的考虑，最终接受了众人对他这一番出于敬意的表达。但因“七七事变”的发生，这个心愿也未能实现。1940年，蔡元培先生去世了。

穆氏企业破产后，父亲一度以译稿补贴生活，但仍然陷于拮据。又是在蔡元培先生引荐下，商务印书馆监理张元济先生借给父亲1500元，让父亲完成了在英、法最后一年的学习研究。父亲对张元济先生一直心存感激，回国后多次要还这笔钱均被张先生拒绝，直到有一次以祝寿的名义还了张先生1000元钱，张先生才勉强接受。

1926年，游学欧美多年的父亲终于回国。他曾在东南大学任过教，后来出任战地政务委员会教育处长。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统一了中国，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蔡元培，让父亲迅速北上，任清华大学校长，那一年父亲只有31岁。父亲到任时正赶上暑假招生，他便在招生启事上写上“男女兼收”。于是，清华迎来了清华史上第一批女学生。

父亲到清华，便以前所未有的改革力度重新聘任教师。当时，清华大学教授水平参差不齐，50名教授中，父亲只续聘了18人，另行增聘的近30名教师中，毕业于清华的仅占三分之一，来自金陵大学、东南大学的一批化学、物理和生物学科的助教进入清华担任讲师，由此奠定了清华实验科学的雄厚根基。同时，一些有北大背景的文科教授也相继应聘，父亲的同学杨振声、冯友兰等还担任了教务长、学院院长等职务。此举在当时曾招来“清华要与北大合并”的恶意谣言，但父亲对此毫不在意，他说：“我只抱发扬学术的目的，不知有所谓学校派别。”

父亲多年后回忆，他当年聘请教授的原则之一：不把任何一个教授地位做人情，也决不以自己的好恶来定夺。当时有件有趣的事，外文系的吴宓教授，因在“五四”新旧文学之争时，曾攻击过新文学运动，也曾和父亲打过笔墨官司。看到父亲来当了校长，他怕父亲对他有所不利，特地托赵元任先生来打听消息。父亲大笑说：“我们当年争的是文言和白话，现在他教的是英国文学，这风马牛不相及。如果他真能教中国古典文学，我也可以请他来教，我绝不是这样褊狭的人。”以后，父亲不但继续聘他，并对他的待遇也格外关照，两人自此倒成了很好的朋友。

父亲本人并不属于任何学派，选拔人才，也不拘泥于分数。除了对钱钟书的破格录取外，还有1930年报考清华历史系的吴晗，他的数学考了0分，但中文和英文竟是两个满分。父亲大笔一挥，将吴晗也破格录取。后来还有记者向钱钟书问及此事，他说：“为此事当时校长罗家伦还特地召我至校长室谈话，蒙他特准而入学。我并向罗家伦弯腰鞠躬申谢。”几年前我在整理父亲的遗稿时，偶然找出写在荣宝斋仿古信笺上的两封信和10多首旧诗。细读之下，才知道它们的作者，便是钱钟书先生。

父亲在清华时最大的贡献之一，是使原隶属于外交部的“清华学校”，升格为“国立清华大学”。1932年，处于复杂政治形势下的父亲被迫辞职。尽管如此，在不到两年时间里，父亲对清华所做的成绩，依旧被肯定。当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导师陈寅恪先生，谈到这点时说：“志希（父亲的字）在清华，把清华正式地成为一座国立大学，功德是很高的。”而研究清华校史多年的苏云峰教授曾说：“现在很多人只知道梅贻琦是清华大学的功臣，而不知道罗家伦的奋斗成果与经验，实为梅氏的成就，铺下了一条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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