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浙江绍兴人。他作为新文化运动发源地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以一本《新潮》杂志和一纸《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一笔写出五四潮”，成为名噪一时的“五四健将”。他的一生长期耕耘在教育领域并有所建树，也曾出任国民政府的闲职进行“帮忙”或“帮闲”，还常常标榜自己“不能忘情于学术”而专注于历史研究。
罗家伦是现代中国社会大变革时代“文人政治化”或“政治化文人”的典型代表。在他的生前身后都是毁誉参半，历史评价更有云泥之别。赞之者称他“思想家”“教育家”“历史学家”；贬之者讥之为“御用文人”“帮忙”或“帮闲”文人。那么，历史中真实的罗家伦又是怎样的呢？
治 校
1928年，年仅31岁的罗家伦得到国民党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和外交部部长王正廷的提名，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到任之前，他在答复清华学生会代表时诚恳表示：“来办清华，本系牺牲个人之政治地位，自当以全副精神来办理清华。”9月18日，罗家伦宣誓就职，在其就职演说“学术独立与新清华”中，提出了“廉洁化、学术化、平民化、纪律化”的四化教育方针。罗家伦充满激情地宣示了自己建设“新清华”的雄心：“我们要共同努力，为国家民族树立一个学术独立的基础。我们要建设一个新学风以建设新清华！”
针对“旧清华”的积弊，罗家伦“以革命的精神”开始了他的“除旧布新”的整理工作。首先，改良组织，裁并机关和冗员。使职员人数由95人减为72人。其次，扩大教授阵容，提高教授待遇。现有教授中18人续聘，37人解聘。另成立聘任委员会，专事延揽国内外著名学者。至1929年4月，半年内新聘教授讲师近30人，包括钱玄同、沈兼士、朱希祖、克尔文（美国）、萨本栋等国内外知名的学术大家。第三，整顿各学系。同时，停止全部毕业学生派遣留美的办法，而改为公开考试，选拔少数成绩优秀的学生赴美深造。罗家伦还开了清华招收女生之先河。对此，冯友兰评论：“1917年是北大的大改革时期，1928年是清华的大改革时期。”
罗家伦年轻气盛，铁腕治校，引起了许多非议。许多人认为“罗的办学政治色彩太浓”，而其最大的恶名是推行“纪律化”彻底失败。罗曾投笔从戎，强调“尚武”精神。在执掌清华时，他身着戎装，强推军训。张岱年因不堪军训之苦，转投北师大。哲学系才子沈有鼎因军训被记过8次，险被开除。此举始终不受学生欢迎，勉强推行了两个月，终于虎头蛇尾，草草收场。以“纪律化”“军事化”管理学生，这种做法与大学的独立自由风气格格不入，给师生留下了恶劣影响，是其日后遭驱逐的一个“远因”。
罗家伦还在清华上演了一幕“大戏”，在基金保管和“专辖废董”抗争中经过顽强而巧妙的高层运作最终大获成功。由于特殊的办学背景，清华在相当长时期由外交部主管，独立于国家教育系统之外，后由外交部和教育部共管。其模仿美国方式设立董事会对学校进行管理。董事会一向采取暗箱操作的运作方式，渐为清华师生所不满。1929年4月，清华大学董事会两次否决了罗家伦提交的学校发展规划和相关预算，罗断然辞职，并暗下决心：“要以我的辞职，换取清华基金的安全与独立，以及清华隶属关系的正规化。”辞职前两天，罗拟就了一万多字的长文，将清华基金的积弊，连同汤姆生会计事务所查账的报告，以及清华在两部共管之下面临的掣肘和困难如实记录下来，交给上海各大报纸，于他递交辞呈的同日一并发表。此举引起朝野震惊，行政院急令教育、外交两部会商此事。会商前，罗向美国驻华公使通报清华基金的实情，进而提议基金由中美合组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代管，主权属清华，支配权归教育部。这样，既使基金摆脱了长期由外交部官员控制的局面，也避免了基金由校长支配带来的误解。对此方案，美国公使欣然同意。于是，两部会商顺利通过该方案。至于促成清华专辖教育部，罗家伦意识到在行政院会议上，教育、外交两部部长为避免争执，极可能采取折中办法而使此事夭折。为此，他开始启用自己在国民党中央的人脉网络进行四处斡旋。他绕过行政院，直接找到国务委员戴季陶和陈果夫，由二人联名提案。罗又征得蒋介石、谭延闿、孙科三位大员的首肯。提案在1929年5月的第28次国务会议上顺利通过，取消两部共管和清华董事会，清华由教育部专辖。这样，罗家伦基本铲平了学校发展道路上的障碍。
使清华成为一流学府是罗家伦孜孜以求的目标。据清华学生1930年的记述：“我们看到罗氏回校后到现在一年之内，建筑方面有生物馆、图书馆、气象台和学生宿舍的落成。教授方面，好的也聘了好多位，在数量上较以前是多了。课程方面比以前多了很多，经费方面总数虽较以前还少，但图书仪器的费用增加了很多。”清华大学渐上轨道。陈寅恪夸赞“志希在清华，功德是很高的。像他这样的校长，在清华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令人惋惜的是，罗家伦的办学进程因政治风云的变幻而戛然终止。中原大战阎锡山控制北平，给罗家伦强加“党化教育”的罪名，迅速酿成“驱罗风潮”，部分学生推波助澜，多数教授沉默而不施援手。1930年5月23日，罗家伦辞职离开清华。
相比执掌清华卓有建树却不见容于校内师生，罗家伦执掌中央大学功成名就，基本收获一致好评。
1928年建校以来，国立中央大学几经学潮和易长风潮的冲击，再加上办学经费困难，学校教学和管理始终未上正轨。1932年8月，罗家伦临危受命，出掌中央大学。面对一个“饱经风波以后百端待理之中央大学”，罗的第一反应就是辞职，故有“命令朝达，辞呈夕上”之说。无奈教育部部长朱家骅三顾茅庐，并“以国家及民族学术文化前途的大义相责”，罗家伦遂抱定“个人牺牲非所当惜”的勇气，接下这块烫手的山芋。
10月11日，在中大开学典礼上，罗家伦发表了题为《中央大学之使命》的演讲，提出“创造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为本大学的使命”，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养成新的学风。他用“诚朴雄伟”来概括新的校风，这四字现在也依然是南京大学（中央大学的后身）的校训。
和主持清华大学一样，罗家伦在治理中央大学的过程中，始终抓好人、财、物三件事，而“人”一直是他关注的核心。罗家伦曾说：“聘人是我最留心、最慎重的一件事”，真才实学是他聘人的唯一标准。在他任校长后相继进入中央大学的教授都堪称一时之选，如留美数学博士孙光远和曾远学、化学博士庄长恭、生物博士孙宗彭；留法物理博士、居里夫人的学生施士元，诗人徐志摩、哲学家宗白华、经济学家马寅初、化学家袁翰青等。他还加建了图书馆、新建了音乐教室等建筑。上任两年内就购进了近4万册中外图书。
罗家伦确定的“安定、充实、发展”“三时期以进”的治校方针得到了很好的贯彻，也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他认为经过几年安定与充实的工作，中央大学发展的时机到了。1933年，他选定南京城郊的石子岗8000亩的区域，拟作为新的中央大学校址。他的构想得到国民政府同意，并分期下拨经费。新校址动工半年后，卢沟桥事变爆发，罗家伦带着他未完成的“玫瑰色的大学梦”，与中大师生踏上了艰苦的内迁之路。
早在1937年春中日关系紧张时，罗家伦就已预见到一场大战在所难免。他力排众议开始实施迁校计划。图书仪器装入事先定做好的几千个大木箱里，借助卢作孚的长江航运溯江西上，师生员工有组织地分批入川。同时，预先斟定的重庆新校址紧锣密鼓地建设校舍。在有限的时间内，中央大学易地重新开学上课，于连天烽火中弦歌不辍。此举被称为战时大学迁移的奇迹。当学校员工历时一年，带着动物系的中外良种牲畜万里迢迢来到新校区时，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感慨道：“两个大学有两个鸡犬不留—南开大学鸡犬不留，是被日本人的飞机投弹全炸死了；而中央大学鸡犬不留，却全部都搬到重庆了。”
罗家伦在抗战时说过一番掷地有声的名言：“我们抗战，是武力对武力，教育对教育，大学对大学，中央大学所对着的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显示出罗家伦的气魄和民族责任感。到罗家伦离任前，中央大学专职正、副教授183人，讲师39人，助教179人，在校大学生3153人，成为当时全国高校中院系最多、门类齐全、规模最大的大学。从1938年开始实行全国“联考”即统一招生的几年中，全部考生总数的三分之二将中央大学作为第一志愿。上世纪40年代初，教育部前两批45名部聘教授中，中央大学入选12人，超过四分之一。
尽管在中央大学的际遇要远好于在清华，但在1941年秋，罗家伦还是黯然离开，赋闲在家。关于离职原因，一说是罗家伦与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陈立夫关系不睦，难以调和；一说是罗家伦不肯拿中大教授的职位作人情，得罪了权贵；还有的说是蒋介石为奖励汪精卫派的归渝人士顾孟余，让罗腾出校长职位。总之，罗家伦从此离开了给其带来无数声誉的教育界。
从 政
离开集“毁誉于一身”的大学校长位置后，罗家伦处于一种边缘化的闲置状态。他先后出任了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滇黔区党政工作考察团团长、西北建设考察团团长和新疆监察使等闲职。但是，闲职不闲，不甘寂寞的罗家伦充分发挥自己“上达天庭”和口才文才俱佳的特长，把“学者型的官僚”替国民党政权“宣示中央德威，融洽地方情感”的角色演绎得有声有色，颇见功绩。
1940年，国民党推行“设计、执行、考核”的行政三联制，为此成立了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负责考核。1941年9月，罗家伦出任党政考核委员会滇黔区党政工作考察团团长。10月离开重庆赴贵州、云南。此行历时两个月。考察结束后，他认为国民党的党务工作仍有待改进，并提出四点对策。
在国民党加强对西北控制的大背景下，1943年2月，罗家伦出任西北建设考察团团长。考察团6月7日由重庆出发，至1944年2月22日返回，历时九个月，行程达万里。此行最终的收获是历时两月草拟的《西北建设考察报告》。报告的主旨是在“建设西北已达实行之阶段”，有感于多难之兴邦，“贡危言于盛世”，向蒋介石“献一得之忠忱”。然而，他的这篇精心之作因蒋介石工作的重心转向内战而被束之高阁。
出任西北考察团团长的同时，罗家伦开始介入新疆问题，于1943年3月被任命为新疆省监察区监察使，亲身经历了国民党“收服”盛世才、彻底控制新疆的整个过程。国民党对新疆的治理，罗家伦极为关注，撰写了大量报告，也多次上书蒋介石，直言新疆“民政腐败，边民失望”，陈述对新疆问题的解决之策。虽然“竭智尽忠，哓音喑口”却“无补时艰”。
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符合蒋介石“与本党有关及在学术界有地位”选人标准，罗家伦由“内政”而“外交”，出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驻印度大使，直接参与了国民党政权与印度政府的“建交”和“断交”。
1947年2月，罗家伦被任命为驻印度大使，5月5日抵达新德里开展工作。按照蒋介石争取与尚未完全独立的印度建立外交关系，以此扩大中国的影响，以真正树立“亚洲领袖”地位的要求，罗家伦主要做了三方面工作：一是积极联络印度各界，了解印度政情，见证印度政权接收典礼及各项庆祝活动；二是全力推动中印间文化教育交流；三是与印度商谈签订通商友好条约。据罗家伦回忆，在大使任上经他手为印度做的事共14件，其中包括对印度国旗的设计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将移交权力的时间定为零时。尤其是前者，多年以后，罗家伦还津津乐道地追述这一事件：
起初，印度方面计划以绿、白、橘红三色横条做底子，中间安放甘地的纺车。对此，罗家伦颇不以为然，他认为，独立后的印度要走现代化之路，不能只停留在原始土纺车上面；另一方面，在印度历史上只有阿育王时期得到真正的统一，而印巴分治并非印度人民所愿，既然面临分离的痛苦，又怀有复合的希望，不如将阿育王轮放在国旗正中，既美观，又有深意。这一建议得到了包括尼赫鲁在内的印度政要的赞同。罗家伦得意地评价这一建议是“以一个中国大使来建议驻在国国旗的形态，而且这个驻在国也是有悠久文化的国家，恐怕可以说是史无前例”。
可惜好景不长，国民党政权垮台，印度政府准备与国民政府断交。尽管罗家伦做出了极大努力，但在1949年12月30日，印度政府宣布承认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31日，罗家伦召集“大使馆”全体人员，亲自降旗撤馆，“一场斗争于是在悲惨的光荣之下结束”。对于“二十余年来不惜牺牲任何精力，甚至生命以服务政府与国家”的罗家伦而言，他开始怀疑“我的使命是不是失败了呢”？他只能用“海阔天空数行泪，洒向人间总不知”来寄托情怀。其实，罗家伦使命的失败是他所依附的政权不可扭转的命运的投射。在历史的大势面前，个人的努力都是微不足道的。
修 史
罗家伦结束外交使命后，于1950年2月由新德里回国并定居台北。此后，他远离了国民党当局的政治权力中心，回到了他念念不忘无法释怀的老本行—历史学的天地。令人遗憾的是这并不是纯粹的学术研究，而是为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再一次“御用”的“史政管理”。其目的是为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陆的失败总结历史教训，为在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寻找所谓“合法性”的历史根据。
1950年8月8日，罗家伦被任命为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1957年，台湾当局决定恢复“国史馆”，罗家伦被任命为馆长。1968年冬，罗以身体不适请辞两项职务，至此其主持党史会长达18年，主持“国史馆”亦超过10年。这是罗家伦一生中“学术的兴趣”和“社会的兴趣”结合得最直接的一个时间段，因此也极想把他所积累的对于近代中国的思考和设想一一付诸实施。
主持“党史会”后，罗家伦坚持“科学的历史学”的治史理念，主要做了4件事。一是建设“荔园”史库。使史料有了集中保管的地点。二是进行史料的征集与整理。他利用他在政坛上的人脉关系，广泛搜求国民党史料，仅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成立之后的两年即征集史料5000多件。三是整理、编辑“当事人的文件和记载”。最主要的工作是整理孙中山的文集和年谱。四是编辑了大量中国近代史料丛书。
这期间，罗家伦完成的一件重要工作是主持确定了国民党建党纪念日。1954年为国民党建党60周年，此前，国民党没有确定过建党纪念日。为使“党员年年举行纪念，毋忘总理缔结本党之伟大精神”，国民党中央明令“党史会”详细研究。罗家伦亲自主持，经过考证史料，提议将11月24日定为国民党建党纪念日。该提议经国民党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通过，并经国民党中常会核定备案。对这一经过，罗家伦还特作《兴中会成立日期之史的考订》一文以志其事。
尽管“国史馆”的“国史”编纂困难重重，罗家伦仍确定了两项计划，即编纂抗战实录和“中华民国”开国实录。两项计划均已安排专人负责，而且也征集到了可观的史料，但“终因人力与财力未足，始终未能进行编纂”。
对于罗家伦，社会各界一直有着不同的评价。同为历史学家的吴相湘就讥讽罗家伦“修史不成编”，称罗“与虚心求真之科学研究精神皆背道而驰，五四时代之号召置诸脑后。岁月催人，时代进步。有始无终，亦成悲已。”王聿均评价，罗家伦“那一代的心路历程，可以说交织了希望和失望，闪耀着理想和现实撞击的火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