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好不容易发表了一篇重量级文章，备受吹捧，却遭到老师一顿严训，更妙的是学生竟感激万分，以有这样的师教为幸。这样的事情听起来就像天方夜谭一样，却是近代教育史上真实发生的事情。
20世纪30年代，广西贵县人罗尔纲从上海中国公学毕业后，因受校长胡适赏识，被留在胡适身边帮忙。胡适交给罗尔纲两个任务：一是帮助整理胡父遗稿；二是教胡适的两个儿子国文。期间，罗尔纲得以浏览胡适的全部藏书，并在学术研究的起步阶段得到了学界一哥胡适的全面指导。
这一段时间长达数年，给罗尔纲深深打下了“胡适弟子”的烙印。不过，据胡适所言，“尔纲做学问的成绩是由于他早年养成的不苟且的美德”，他并未给罗尔纲开什么小灶，也无啥秘籍可传，“如果我有什么帮助他的地方，我不过随时唤醒他特别注意：这种不苟且的习惯是需要自觉的监督。偶然一点不留意，偶然松懈一点，就会出漏洞，就会闹笑话。我要他知道，所谓科学方法，不过是不苟且的工作习惯，加上自觉的批评与监督。良师益友的用处也不过是随时指点出这种松懈的地方，帮助我们自己做点批评督责的工夫。”
那时候，罗尔纲在《大公报·图书副刊》发表了《聊斋文集的稿本及其价值》书评，他认为“《聊斋文集》的价值，就这部新编的二百十九篇来看，其中只有《述刘氏行实》一文是一篇好文章……”
胡看到这篇文章后，他指出：“聊斋《述刘氏行实》一文固然是好文章，但文集里好的文章还有不少。”胡适还当面批评罗尔纲“太武断”，“一个人的判断代表他的见解。判断的不易，正如考证不易下结论一样。做文章要站得住。如何才站得住？就是，不要有罅隙给人家推翻。”罗尔纲恭恭敬敬地将胡适的教训记在了这篇文章上面。
后来，罗尔纲又在《中央日报·史学副刊》发表了《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颇受一些人吹捧，其中有一段论述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形成是由于清初朝廷的有意提倡，并引申清人管同、郭嵩焘的话来论证。胡适看到篇文章后，非常生气，写了一封长信严厉地责备罗尔纲：“这种文章是做不得的。这个题目根本就不能成立。”“我近年教人，只有一句话：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然后可说三分话。治史者可以作大胆的假设，然而决不可作无证据的概论也。”
胡适的严厉批评让罗尔纲警醒，治学上从此更为严谨，他后来回忆当时的心情曾如此说道：“师恩如春阳，我好比一株饱受春阳煦育的小草，叫我怎能说得出我的感激哩！”
后来，罗尔纲在史学研究上卓然成家，出版社邀请他写自传，他于是专门把受教于胡适门下五年的经历，写成了一本小册子，并取名为《师门辱教记》。这本书出版后，胡适对人说：这本小小的书给他的光荣比他得到35个名誉博士学位还要光荣。晚年，他还把罗尔纲的这本《师门辱教记》改为《师门五年记》自费付印，作赠送朋友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