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应该是中国古代最有名的文章组合，虽然这个组合到了明末才予以正式命名，然而这个称呼已然深入人心，而这八人中，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一家子就占了三席的位置。唐、宋是中国文章的恢宏时代，这两朝加在一起有五百多年的历史，在这么长的时段内，推选出八位文章大家，从这个角度来说，苏氏一门太厉害了。
苏家这三位，其中以苏轼名气最大。吉川幸次郎在《中国诗史》中说：“宋诗的第一伟人苏轼”，同时他又说：“（苏轼的）父亲、弟弟都是散文大家，和他一起，占了‘唐宋八家’中的三家，但诗名则为他所独占。”看来吉川先生也同样惊叹于苏家占的份额太大了。同样是日本汉学家的前野直彬在《中国文学史》中，则把苏轼称之为“宋代第一位的诗人”，并且认为：“苏轼是其老师欧阳修后又一次出现的万能的大天才，在文学方面也是诗、词、赋、古文都留有第一流的作品。”
其实苏轼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不仅仅是在宋诗界独占鳌头，赵义山、李修生主编的《中国分体文学史》对苏轼有着这样的评价：“苏轼是宋代唯一称得上堪与屈、陶、李、杜方驾的伟大作家，在文艺上有多方面成就臻于一流。其诗冠代，与黄庭坚并称‘苏黄’，与陆游并称‘苏陆’；其文冠代，与欧阳修并称‘欧苏’；开创豪放词风，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为宋四家之一，并称‘苏黄米蔡’。”可见，三苏虽然并称，但就历史影响以及个人成就而言，唯有苏轼最受后人瞩目。
苏洵撰《郎晦之注老泉文集》十二卷，民国二十九年蟫隐庐活字印本，书牌
在历史上，为了称呼的方便，人们将苏洵称为“老苏”，苏轼为“大苏”，苏辙为“小苏”。既然三苏在历史上的成就并不相当，为什么他们会并称在一起呢？一般而言，人们都认为这件事的始作俑者应当是明代的茅坤，因为他编了一部《唐宋八大家文钞》，这部书有很大的社会影响，但若追根溯源，很多人又不认为“唐宋八大家”的起名权属于茅坤，清代诗人杭世骏在《古文百篇序》中称：“元末临川朱氏始标‘八家’之目，迄今更无异词。”
由此可知，杭世骏认为最早提出“八家”之人是元末的朱右。他的这个判断得到了纪晓岚的肯定，其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称：“考明初朱右，已采录韩、柳、欧阳、曾、王、三苏之作为《八先生文集》，实远在坤前。”这两种说法唯一的区别，是杭世骏说朱右为元末人，而纪晓岚说朱是明初人。那就折中一下，将朱右定在元末明初好了。
苏洵撰《郎晦之注老泉文集》十二卷，民国二十九年蟫隐庐活字印本，卷首
朱右的这个提法要比茅坤早两百年。然而朱右虽然将这八位作者的文章汇在了一起，但他并没有提出“八大家”这个说法，况且实际情况也不是纪晓岚所说的那样，朱右编了《八先生文集》。实际的情况是，朱右只编了一部《六先生文集》，他在《新编六先生文集序》中称：“邹阳子右编《六先生文集》，总一十六卷。唐韩昌黎文三卷，六十一篇；柳河东文二卷，四十三篇；宋欧阳子文二卷，五十五篇，见《五代史》者不与；曾南丰文三卷，六十四篇；王荆公文三卷，四十篇；三苏文三卷，五十七篇……故唐称韩、柳，宋称欧、曾、王、苏。六先生之文，断断乎足为世准绳而不可尚矣。”
由此可知，他所说的这“六先生”，其实就是“唐宋八大家”，只是他将苏洵、苏轼、苏辙的文章合编在一起，称为“三苏文三卷”。如果将“三苏”分别计算，也就正好符合这“八家”之名。然而朱右编的《六先生文集》到后来却失传了，好在当时他请自己的朋友贝琼写了篇序言，题目为《唐宋六家文衡序》，这篇序言保留了下来。由序可知，最初朱右将此书定名为《六先生文集》，而后的定稿书名则改为了《唐宋六家文衡》。
若将三苏合在一起，则朱右为最早的“六家”说，而在元代其实还有“七家”说，吴澄在《刘尚友文集序》中称：“汉文历八代浸敝，而唐之二子兴。唐文历五代复敝，而宋之五子出。文人称欧、苏，盖举先后二人言尔。欧而下、苏而上，老苏、曾、王未易偏有所取舍。……叙古文之统，其必曰唐韩、柳二子，宋欧阳、苏、曾、王、苏五子也。”这篇序言中提到的唐宋七位文章大家，唯独没有苏辙。
三苏撰《三苏先生文粹》七十卷，明嘉靖刻本
但吴澄的这个序言并没有点出“七家”之名，而将此给予明确说法的，则是明成化李绍在《苏文中公全集》序言中所提出者：“古今文章，作者非一人，其以之名天下者，惟唐昌黎韩氏、河东柳氏、宋庐陵欧阳氏、眉山二苏氏及南丰曾氏、临川王氏七家而已。”这篇序言中有“眉山二苏氏”，他没有点出三苏中去掉了哪一位，后世的理解还是认为他去掉了“小苏”苏辙。
但也有人这不这么看。清乾隆时，钱大昕将李绍的这句话录入了《十驾斋养新录》。到晚清时，俞樾将钱大昕的所录又收入了《茶香室续钞》，同时曲园老人又对这段话写了句按语：“茅鹿门所定八大家本此，但增入老苏耳。”俞樾认为茅坤提出的“唐宋八大家”，其本源就出自李绍的这个说法，唯一的区别是，茅坤又在“七家”之外把“老苏”加了进去。如此说来，俞樾认为李绍在序言中所说的“眉山二苏氏”指的是苏轼和苏辙，而没有苏洵，到了茅坤才把苏洵加了进去。
从这些论述可知，唐宋的文章大家无论是“七家”还是“八家”，区别都在三苏中的增减，这个增减是在“老苏”和“小苏”之间转换，唯一没有变化者，则是“大苏”苏轼。如此说来，真正让“唐宋八大家”并称在一起者，仍然是茅坤。不过从这个侧面也可看出，三苏虽然并称，其实另外的两苏在后世心目中的地位都比不了“大苏”。
苏洵撰《嘉佑集选》一卷，明天启元年刊本
以我的有限理解，“老苏”最有名的文章就是《六国论》，因为我在课本中学过这篇文章。此文的确写得有气势，尤其开篇的那几句话：
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赂秦而力亏，破灭之道也。或曰：六国互丧，率赂秦耶？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故曰：弊在赂秦也。
这几句话极具名气，苏洵起首就得出结论，他认为秦灭六国，并不是因为秦强大而其他国家打不过他，之所以六国被灭，原因是这些国家纷纷贿赂秦，即使不贿赂者，也因六国心不齐，而后被秦一一击破，所以他觉得秦能统一全国，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出在这些国家相继地贿赂秦。
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呢？苏洵接着做出了如下的分析：
秦以攻取之外，小则获邑，大则得城。较秦之所得，与战胜而得者，其实百倍；诸侯之所亡，与战败而亡者，其实亦百倍。则秦之所大欲，诸侯之所大患，固不在战矣。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之地。子孙视之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然则诸侯之地有限，暴秦之欲无厌，奉之弥繁，侵之愈急。故不战而强弱胜负已判矣。至于颠覆，理固宜然。古人云："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此言得之。齐人未尝赂秦，终继五国迁灭，何哉？与嬴而不助五国也。五国既丧，齐亦不免矣。燕赵之君，始有远略，能守其土，义不赂秦。是故燕虽小国而后亡，斯用兵之效也。
苏轼撰《东坡先生全集》七十五卷，明万历三十四年茅维刻本，书牌
此文不但分析事理视角独特，从文学角度而言，也颇有气势，难怪苏洵被称为唐宋八大家之一，余外他的诗作我却未曾读到。其实我也很好奇，老苏为什么能培养出那么有名的两个儿子？按照前野直彬的说法：“据说出身于商人”，虽然这里用了“据说”二字，看来还是有所本。
苏洵年轻时并不喜欢刻苦读书，后人编写《三字经》有云：“苏老泉，二十七，始发奋，读书籍。”竟使得世人皆知。后来不知什么原因，他突然开悟了，此后就开始发奋，然而他的运气却不好，始终未能考中进士。其实相对而言，宋代的科举已经比唐代宽松了很多，虽然宋代在考试手段上要比唐代严格，然而录取的名额却大了许多倍。唐代一场科考录取的人数大约在二三十位之间，而宋代则是这个名额的十几倍到几十倍。虽然跟绝对人口数相比，宋代的科考也比今天的高考难度大百倍，但毕竟还是有很多人能考上名次，而老苏始终考不上，那也就无法怨政府了。
老苏的出名跟欧阳修有很大关系，当时，他是通过益州知州张方平和雅州知州雷简夫分别给欧阳修写了推荐信。按照张方平在《文安先生墓表》中的说法：“永叔（欧阳修）一见大称叹，以为未始见夫人也。目为孙卿子（荀子），献其书于朝。自是名动天下，士争传诵其文。”此后欧阳修给皇帝写了奏表，专门举荐苏洵，但两位宰相不置可否，这件事没弄成，然而老苏的名声却在京城传播开来了。而他的两个儿子苏轼和苏辙就比他运气好得多，两人分别在二十一岁和十九岁就进士及第。
苏轼撰《东坡先生全集》七十五卷，明万历三十四年茅维刻本，卷首
这个结果令老苏的心情十分复杂，一边为自己的儿子这么年轻就能考取功名而骄傲，一边也感慨自己屡屡碰壁，应该多少也有些酸意，《史阙》中录有苏洵说的这样几句诗：
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
莫道登科难，小儿如拾芥。
苏洵感慨，别人都说科考容易，但对我来说，却如登天般难，但也不能说科考难，因为我的儿子却易如反掌。虽然他跟两个儿子并称为“三苏”，但他的文章和诗作都要少得多，叶梦得在《避暑录话》卷下中夸赞苏洵：“明允诗不多见，然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正类其文……婉而不迫，哀而不伤，所作自不必多也。”看来，人们都注意到苏洵的诗流传于世者很少。
苏洵写过一首名叫《有骥在野》的四言诗：
有骥在野，百过不呻。
子不我良，岂无他人？
絷我于厩，乃不我驾。
遇我不终，不如在野。
秃毛于霜，寄肉于狼。
宁彼我伤，宁不我顾？无子我忘。
此诗受到了胡应麟的夸赞，其在《诗薮》卷二中赞誉到：“四言简直”。
苏辙撰《栾城集》四十八卷，清道光十二年刻眉州三苏祠藏板三苏全集本，书牌
关于苏洵，自南宋以来就将其称为“苏老泉”，王十朋所辑《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卷一中引林子仁的说法：“庚子正月，先生（苏轼）与子由侍老泉自荆州游大梁。”此句话称，大、小苏陪着父亲老泉游大梁，曾枣庄在《三苏研究》中认为：“这可能是最早称苏洵为老泉的记载”，但是曾先生认为“老泉”肯定不是苏洵，他举出了明清两代学人为此而提出的质疑。一是在唐宋时期，避讳很严，如果苏洵确实号“老泉”，那么苏轼肯定要避“老泉”讳。
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比如苏轼作过一首名叫《六月七日泊金陵，得钟山泉公书，寄诗为谢》的诗，此诗中有这样的诗句：“宝公骨冷唤不闻，却有老泉来唤人。”此诗中明确写出了“老泉”二字，这在唐宋时期是不可能出现的事情。清人王鸣盛在《蛾术篇》卷七十八中也同样提出了质疑：“《金陵阻风得钟山泉公书》云：‘宝公骨冷唤不闻，却有老泉来唤人。’俗称苏明允为苏老泉，又以其《嘉祐集》为《老泉集》。果尔，东坡岂作此语？”
那么，“老泉”是怎么回事呢？叶梦得在《石林燕语》卷十中称：“苏子瞻谪黄州，号东坡居士，东坡其所居地也；晚又号老泉山人，以眉山先茔有老翁泉，故云。”叶梦得认为，“老泉”其实是苏东坡晚年的号，这个号的来源是因为在他的老家眉山祖坟处有个老翁泉。
对于这一点，明娄坚在《学古续言》卷二十三《记苏长公二别号》一文中也证实了这个说法：“东坡此书古澹遒劲，……又纸尾有‘东坡居士老泉山人’印。盖公自黄（州）还朝，既衰而思其丘墓，去作此书不远，两别号殆相继于元丰、元祐之间也。当时如宗室（赵）令畤，尝从公为颍州倅，亦札记及此。而南渡后，虽马端临之博，犹以老泉为明允别号。至本朝杨升庵，其博洽为一代所推，亦仍其误。”娄坚是用苏东坡作品的钤章来做印证者。
而王文诰在《苏诗总案》卷一中也有如此的认定：“老泉者，公以称其父之墓也，集有《老泉焚黄文》可证。时惟苏氏子孙称之，后两宋文人震于其名，皆相沿称道，遂讹以为字，举目为苏老泉而有加以先生者矣。”由此可知，将苏洵称为“苏老泉”，肯定是没有道理的一种称呼方式，可是在历史上却没人注意到这种显然的错误，直到民国时期影印的《苏洵文集》仍然称其为“苏老泉”。
苏辙撰《栾城集》四十八卷，清道光十二年刻眉州三苏祠藏板三苏全集本，卷首
在历史上的兄弟情深，少有像苏轼和苏辙这样密切者。宋嘉祐六年，苏轼任凤翔签判，而苏辙则留在京城开封陪父亲。这是他们二人第一次远离，而后二人就靠通信联络。苏轼在《次韵子由除日见寄》中写到：
诗成十日到，谁谓千里隔？
一月寄一篇，忧愁何足掷！
兄弟二人亲密无间，分别两地常常写诗唱和，手足情深溢于言表。其实他们在年轻之时就特别能玩到一块儿，在参加考试时，兄弟二人还能互相给对方以照顾，《铁围山丛谈》卷二中录有这样一段话：“东坡公同其季子由入省草试，而坡不得一，方对案长叹，且目子由。子由解意，把笔管一卓，而以口吹之。坡遂寤乃《管子注》也。”
原来他们在参加当地考试时，东坡一时想不起题目中所言之出处，于是就给弟弟使眼色。苏辙立即明白了哥哥的意思，但他又不能在考场上明目张胆地说出，于是就以毛笔的笔管为道具，做出吹奏状。东坡是何等的聪明，他立即就明白了弟弟是在告诉他此题出自《管子注》。
不仅如此，当弟弟不明白时，哥哥也同样给予了帮助，《吹剑四录》上称：“东坡试《形势不如德论》，不知出处，‘礼义信足以成德’，知子由记不得，乃厉声索砚水曰：‘小人哉！’子由始悟出‘樊迟学稼’注。”哥哥竟然用叫别人续水的方式让弟弟醒悟过来出处在哪里。
在历史上有一场著名的文字案，名叫“乌台诗案”。《汉书·朱博传》中称：“是时，兀御史府吏舍百余区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树，常有野乌数千栖宿其上，晨去暮来，号曰朝夕乌。”因此后世便将御史府称为“乌府”，而御史台则称为“乌台”。宋元丰二年，御史中丞李定、何正臣、舒亶等几人向皇帝举报，苏轼用写诗来“玩弄朝廷，讥嘲国家大事”，而后皇帝同意将苏轼逮捕下狱。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
苏辙撰《栾城集》五十卷，明刻清梦轩藏板本
对于“乌台诗案”初期的情形，《萍洲可谈》卷二中有如下记载：“东坡元丰间知湖州，言者以其诽谤时政，必致死地，御史台遣就任摄之，吏部差朝士皇甫朝光管押。东坡方视事，数吏直入上厅事，捽其袂曰：‘御史中丞召。’东坡错愕而起，即步出郡署门，家人号泣出随之。弟辙适在郡，相逐行及西门，不得与诀，东坡但呼：‘子由，以妻子累尔！’郡人为之泣涕。下狱即问五代有无誓书铁券，盖死囚则如此，他罪止问三代。”
当时苏轼正在做湖州知州，这帮人已经想将其置之死地，而东坡却完全不知其中的阴谋，他还在堂上理事就被人当场抓走。苏辙闻知，立即追了过去，而此时东坡已经被抓出了城西门。东坡不知事情严重到了什么程度，于是就大声地喊给苏辙听，让他照顾好自己的妻儿。等被关进监狱后，狱卒问苏轼有没有五代的铁券丹书。按照当时的惯例，只有犯死罪的人才会被问有没有这种护身符，即此可知，当时的御史就是打算将苏东坡置之于死地。
在押送东坡前往首都的路上，他想到了自杀，因为他不知道事情严重到什么程度，但他思考一番，觉得不能死，原因竟然就是想到了自己的弟弟，他觉得自己要是自杀了，弟弟肯定不会单独活下去，此事记载于《孔氏谈苑》卷一：“苏子瞻随皇甫僎追摄至太湖鲈香亭下，以柁损，修牢。是夕，风涛倾倒，月色如昼。子瞻自惟仓卒被拉去，事不可测，必是下吏，所连逮者多，如闭目窣身入水，顷刻间耳。既为此计，又复思曰：‘不欲辜负老弟。’弟为子由也，言己有不幸，则子由必不独生也。”当自己在生死关头，想不到别人，却唯独担心自己的弟弟，如此的兄弟情深真是罕见。
苏轼被关进监狱之后，想到的还是弟弟，他通过狱卒给弟弟写了两首交待后事的诗，《归田诗话》卷上中称：“东坡为舒亶、李定等所论，自湖州逮系御史台狱，时宰欲致之死。于狱中作诗寄子由曰：‘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来生未了因。’‘柏台霜气夜凄凄，风动琅珰月向低。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眼中犀角真吾子，身后牛衣愧老妻。百岁神游定何处，桐乡知葬浙江西。’神宗见而怜之，遂得出狱，谪授黄州团练副使。后作《中秋月》词云：‘惟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神宗览之曰：‘苏轼终是爱君。’得改汝州听便。”苏轼的诗还是被人送到了神宗皇帝那里，皇帝看后觉得苏轼也没什么反心，将他关了一百多天后放了出来，而后贬职下放到他处。
当时想害苏轼的这帮人不能看着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于是继续在他的诗文中找线索，《石林诗话》卷上中称：“元丰间，苏子瞻系大理狱。神宗本无意深罪子瞻，时相进呈，忽言苏轼于陛下有不臣意。神宗改容曰：‘轼固有罪，然于朕不应至是，卿何以知之？’时相因举轼《桧诗》‘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之句，对曰：‘陛下飞龙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之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神宗曰：‘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时相语塞。章子厚亦从旁解之，遂薄其罪。子厚尝以语余，且以丑言诋时相，曰：‘人之害物，无所忌惮，有如是也！’”这些人又给皇帝上谗言，说苏轼竟敢诬蔑皇帝。好在神宗并不想置苏轼于死地，他看了之后，认为诗中所写跟自己没啥关系，再加上好心大臣的劝慰，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那么“乌台诗案”的起因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如果按背景来说，这跟王安石的改革有较大的关联。最初苏轼反对这种变革，为此他被派到了地方去任职。也有的资料上说，他是主动要求离开者。苏轼是位口无遮拦之人，他在一些诗句中表示出了自己对这种变革的不满。而朝中的那帮人想抓把柄来整一整他，但苏轼又没干过什么坏事，唯一的办法只能从他的诗句中找毛病，而当时主要找出来的证据，恰恰是苏轼写给弟弟的一首名叫《戏子由》的诗：
宛丘先生长如丘，宛丘学舍小如舟。
当时低头诵经史，忽然欠伸屋打头。
斜风吹帷水注面，先生不愧旁人羞。
任从饱死笑方朔，肯为雨立求秦优。
眼前勃溪何足道，处置六凿须天游。
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
劝农冠盖闹如雨，送老虀盐甘似蜜。
门前万事不挂眼，头虽长低气不屈。
余杭别驾无功劳，画堂五丈容旂旄。
重楼跨空雨声远，屋多人少风骚骚。
平生所惭今不耻，坐对疲氓更鞭棰。
道逢阳虎呼与言，心知其非口诺唯。
居高志下真何益，气节消缩今无几。
文章小伎安足程，先生别驾旧齐名。
如今衰老俱无用，付与时人分重轻。
其实此诗的内容只是苏轼调笑自己的弟弟，比如说弟弟长得太高，打个哈欠都会碰头等等，但找证据的人抓住了其中的“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这句话的本意是苏轼调笑弟弟说，你只是读闲书，但却不读律法的书，这怎么能辅佐皇帝成为尧舜？然而找麻烦的人却不这么看，认为这是有意不学新的律法。而其他的诗句中也有对朝廷不尊之处，因此这首《戏子由》就成为了苏轼诬蔑朝廷的主要证据。
哥哥被抓后，弟弟积极营救，苏辙给皇帝写了封《为兄轼下狱上书》，此书中有这样一段话：“（苏轼）顷年通判杭州及知密州日，每遇物托兴，作为诗歌，语或轻发。向者曾经臣僚缴进，陛下置而不问。轼感荷恩贷，自此深自悔咎，不敢复有所为。但其旧诗已自传播。”苏辙在给皇帝的奏章中当然不敢说是谁以诗歌来举报哥哥，然而此事背后的始作俑者，竟然是作《梦溪笔谈》的沈括。此事记载于王铚《元祐补录》中：“沈括素与苏轼同在馆阁。轼论事与时异，补外。括察访两浙，陛辞。神宗语括曰：‘苏轼通判杭州，卿其善遇之！’括至杭，与轼论旧，求手录旧诗一通。归即笺贴以进，以词皆讪怼。其后李定、舒亶论轼诗置狱，实本于括云。”我对沈括的印象一直很好，看到这段话后真的难以置信，希望王铚的所记只是没有依据的传闻吧。
东坡能够躲过这场大的灾难，跟他弟弟苏辙的极力营救有一定的关系。如前所言，苏辙写了封《为兄轼下狱上书》的奏章并呈给了皇帝，他在该奏章中还替哥哥做了如下的解释：“臣诚哀轼愚于自信，不知文字轻易，迹涉不逊。虽改过自新，而已陷于刑辟，不可救止。轼之将就逮也，使谓臣曰：‘轼早衰多病，必死于牢狱，死固分也。然所恨者，少抱有为之志，而遇不世出之主，虽龃龉于当年，终欲效尺寸于晚节。今遇此祸，虽欲改过自新，洗心以事明主，其道无由。况立朝最孤，左右亲近，必无为言者。惟兄弟之亲，试求哀于陛下而已。’臣窃哀其志，不胜手足之情，故为冒死一言。”
苏辙说哥哥已经意识到自己写文章太过轻率，他本想改过自新，可惜他的文章已经流传出去，收不回来了。虽然如此，苏轼被逮捕之后依然感念皇帝对他的照顾，可惜因为他性格耿直，知道没人在这关键时刻替他说话，所以他只能要求弟弟苏辙帮助自己向皇帝予以解释，而苏辙觉得哪怕是冒着一死，也要替哥哥跟皇帝把事情解释清楚。
尽管承认哥哥苏轼所写之文确实有问题，但苏辙觉得，即便如此，哥哥所犯之事也不至于判死刑，于是他就引经据典，说自己愿意被撤职，以此来减轻哥哥的罪行：“昔汉淳于公得罪，其女子缇萦请没为官婢，以赎其父，汉文因之遂罢肉刑。今臣蝼蚁之诚，虽万万不及缇萦，而陛下聪明仁圣，过于汉文远甚。臣欲乞纳在身官以赎兄轼，非敢望末减其罪，但得免下狱死为幸。兄轼所犯，若显有文字，必不敢拒抗不承，以重得罪。若蒙陛下哀怜，赦其万死，使得出于牢狱，则死而复生，宜何以报？臣愿与兄轼洗心改过，粉骨报效，惟陛下所使，死而后已。臣不胜孤危迫切，无所告诉，归诚陛下，惟宽其狂妄，特许所乞。臣无任祈天请命激切陨越之至。”
苏辙的这份奏章写得情真意切，原本神宗皇帝就没想置苏轼于死地，看到这份奏章后，他就给相关部门打了招呼，于是苏轼的案子被审了四十多天后就从轻发落了。当年除夕，苏轼出狱，被贬为了黄州团练副使。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苏辙的这份奏章正因为写得在情在理，才使得原本犹豫的皇帝终于动了心。因为这篇好文章使得东坡免于死罪，这也算是文章的力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