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1883-1967）名浮，字湛翁，别署蠲戏老人、圣湖居士。祖籍浙江上虞，生于四川成都，居杭州。
博古通今，粹然学者，凡中土九流百家之学，汉宋经师之论，佛释经典，义禅教理，道教玄学，以及欧美文、史、哲学，莫不通其志而穷其源，上世纪20年代已蜚声学术界。中国国学大师、一代儒宗，一生著述宏富，有“儒释哲一代宗师”之称；周恩来总理曾称他是“我国当代理学大师”；是引进马克思《资本论》的中华第一人；亦是诗人和书法家。
精研书法，篆隶、章草、分书、真书、行、草各体无一不精，其书法功力沉厚，合章草、汉隶，自成一家，优雅峻拔，章法有致，结字平和舒展，用墨浓淡相宜，草行相杂，丰子恺曾赞之为“中国书法之泰斗”。他的文章、诗词，以及书法，篆刻都炉火纯青，造诣非凡。
解放后，曾担任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浙江省人大代表，浙江省政协委员，浙江省文史馆馆长，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等职。其晚年在西湖蒋庄寓所已辟为“马一浮纪念馆”。
马一浮一生经历的是经学、西学、道学、佛学，最后又返求儒学“六艺”的过程。他对传统文化正统之学“六艺”的阐讲，多有发前贤所未发之处；对传统文化所作的哲学思考和独到领悟，在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也实属不可多得。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马一浮是一座令人景仰的高山，其融合儒、释、道三家的深广学术造诣和具有深刻传统典型意义的“六艺论”，是特立独行的成就；同时，他又是一个遗憾，在民族灾难艰深的年代，其博约宏富的学术体系，没能在本应有的著述和门人传承中得到亲手完成和薪火相继。尽管如此，其一生所遗存的文章、诗词和书法等，以鲜明的价值趋向，亦足可奠定时代地位，在20世纪的中国文化史上，马一浮是一个异常独特而典范的存在，其书法以期间罕有的学问根底和终身临池不辍的笔墨工夫，为后世树立了一种典型。
马一浮少好金石，终生临池，未尝有怠。然而倾毕生精力于国学的马一浮，只能在读书著述之暇以书自娱，虽然他视书法为中国文化的一种精神，但他不可能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从事书法创作和书法研究。马一浮先后在1932年、1942年、1947年、1950年有过四次公开鬻书，而每次鬻书前后，特别后三次就是马一浮书法创作的高峰。四次鬻书虽各出有因，但他在每次鬻书之前都是经过准备的，即经过一段时期的临书来充实自己，可见马一浮在书法创作上的严谨态度。正是经过这种边临边创、以临促创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马一浮个人书风的形成而价值取向。
1963年，年过八旬的马一浮因眼疾加剧，作字只能多以瞑书。1965年夏，眼疾更甚，始全以瞑目作书。马一浮“瞑书”，较之以前的作品，不复有温文尔雅之貌，更显苍茫干炼之态。这一时期的作品，无论临作还是创作，虽多为凭娴熟的笔墨技巧来完成，但其结字、用笔、章法、用墨尽在越规，这反而使得暮年的马一浮作品显现出一种历史的负重感。特别是用墨上，湿燥枯润全凭书写之兴，兴来落墨。兴尽收笔，浓淡交替，枯润相间，整件作品把书家的性情体现得淋漓尽致。当然，暮年书作中的这种苍茫散远意境，并非完全因其瞑书而来的。萧散简远，沉著痛快，一直是马一浮的追求；只是在其暮年，心（学养）手（技巧）俱臻妙境之际，这种风格自然地流露于笔端。应该说，马一浮瞑目作书，为他的这种追求提供了一种“心手无障”的契机，而得以“心领神会”的充分抒写。
马一浮于书法一道，各体兼擅，无不精粹。他学书年早，涉猎广博，临池日久，笔墨精熟，晚年可谓真正达到了“人书俱老”的艺术境界。从马一浮传世作品的书体看，涉及金文、小篆、隶书、楷书、行书、草书诸体，其中又以行书、隶书、小篆三类传世最多。金文多临古之作，小篆以“二李”为师，隶书取法东汉诸刻，楷书胎息欧、褚，行书根本“二王”，草书以章草为基调。马一浮书法中最富个性、最见功力的无疑是行草书，神气韵味、笔法结构，无不展现出高古清雅、遒美秀逸、劲健超绝的学者气息，己意最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