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一浮的母亲何定珠,出自名门望族,有文才,见识过人。
马一浮十岁时,她曾命马一浮以菊为题作诗,曾为儿子那“我爱陶元亮,东篱采菊花”等句,声声叹息。
这孩子诗虽有些稚气,却颇似不食人间烟火之语。将来或不患无文,但怕是少福泽。
其后马一浮学贯中西,果可为文。
他由国学到西学到复归国学,转了一圈,哲学、文学、佛学、书法都造诣极深,既与熊十力、梁漱溟被人并称为新儒家三圣,又被梁漱溟推为千年国粹,一代儒宗,这可不是一般的为文。
但俗世福泽,他似乎也当真没享得几分。
马一浮虽成就独步,名满天下,却生性淡泊,甘心隐逸,几乎一生都只在学问中嗅菊,这的确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
一个人父母早逝,19丧妻,这已是人间之大不幸,而他哀痛之下,再立志不娶,自甘于一生孤独,这就更令人叹息。
马一浮早先是大姐在照顾,其后是大姐的儿媳在照顾,一个如母,一个如女,只可惜丧亲之痛,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滋味,他一概尝尽,到65岁后,更加孑然。
如果这再加上战争年代的离乱漂泊,晚年所遭受的凌辱打击,那简直就是一个不忍言说的人生之局。
当然,这只是俗世之眼,井底之观,儒佛兼修,学问到了这种地步的人,自然别有洞天,何况先生本就达观。
尽管他也曾有“人命危浅,真如朝露,生年欢爱,无几时也。一旦溘逝,一切皆曾泡影”之叹。这些恐怕只有使他更加看淡,更加在心与学问的追求之中,不知归路,无问东西地沉湎。
(马一浮杭州书法展照片)
马一浮生平有许多挚友,弘一法师李叔同,和大教育家夏丏尊,应该是其中至为重要的两位。
他们一个是遁入空门,终于彻底斩断了尘缘,一个是忧自家、忧朋友、忧教育、忧学生、忧国忧世,百事缠身,无一不忧,八年抗战,更不知“增添了几十万斛的忧愁”——马一浮算居于他们中间。
所以跟他性情、心灵、活法最近的,应该是他们三个共同的弟子,著名文学家、漫画家丰子恺。
一僧一儒一文一画,师生情加君子交,这是他们师徒四人合奏的一曲广陵散,丰子恺对他这三位恩师的态度,一般情况下并无彼此,但是他在他们去世之后,却有过不同的表现。
夏丏尊是第二个去世的,当时丰子恺一惊闻噩耗,就迅速写了一篇长文哀悼。
“他看见世间一切不快、不安、不真、不善、不美的状态,都要皱眉、叹气……忧能伤人,夏先生之死,是供给忧愁材料的社会所致使,日本侵略者促成的!”
而当李叔同圆寂之时,丰子恺却始终不肯提笔写文,甚至也不曾发起、参与悼念活动。
他目视长空,沉默十几分钟后,首先要做的是为李叔同画一百尊画像,分送全国各地的信仰者。
然后他就为他与李叔同共同的愿望,完成了代表佛家普世之爱的《护生集》第三册。
他直到四年之后,才终于为恩师写下了一点文字。
1947年,刘绵松编辑《弘一法师全集》时,非要丰子恺写序,丰子恺想了又想,才勉强写下了不到千字。
“我崇仰弘一法师,为了他是‘十分像人的一个人’……”
丰子恺1948年11月在厦门留下的那段文字,是一篇演讲稿。
“他怎么由艺术升华到宗教呢?……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为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他们(第三层人)做人很认真,满足了‘物质欲’还不够,满足了‘精神欲’还不够……他们不肯做本能的奴隶,必须追求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这才能满足他们的‘人生欲’……我们的弘一法师,是一层一层地走上去的。”
那期间,丰子恺其实是曾找马一浮为李叔同写传的,他认为只有马一浮能够,但马一浮最终也没有动笔。
李叔同不是不可写,而是太难写,他是一种意境,一种深邃,只可意会,一说就非,这种事,大智者马一浮决不肯为。
马一浮比李叔同小三岁,比夏丏尊大三岁,他去世在1967年,终年84岁。
当时丰子恺的罪名比他还大,直到73年获得“解放”,这才能够前去祭拜。
那年3月,丰子恺在弟子胡冶均陪同下,准备到杭州蒋庄凭吊马一浮故居,但是快到了时,他忽然不走了,对弟子说,我不去了,你去看,我在这里等你。
胡冶均诧异,丰子恺自言自语,人已不在,看了又有何益?
本为凭吊而来,到了却又止步,此时的丰子恺不复当年,早已将百味归为一味。
数十年真与心的相交,丰子恺对三位恩师的一切自然无所不知,他就是在这里,向弟子揭开马一浮独身之谜的。
(蒋园一角)
马一浮少年时就才华展露,名动乡里,故而大名鼎鼎的汤寿潜就亲自托人做媒,把女儿许给了他。
汤仪女士虽然文化不高,但是名门淑女,娴雅温良贤惠,二人婚后一个肯教,一个肯学,琴瑟和谐,感情至深。
新婚后,在外求学的马一浮虽不能经常陪在妻子身边,但二人互相思念,书信不断,变故却发生在马一浮父亲去世那年。汤夫人在守丧期间的那次怀孕,便是最大最根本的祸端。
马家祖上都是精研程朱之学的,汤家也是一个封建礼法谨严的家族,按照古制,守丧期间有喜,这就是大逆不道、大不孝的非礼,所以小夫妻俩当时一下子就慌了手脚。
他们不敢声张,只有偷偷去找江湖术士买打胎药,结果汤夫人就因此不但胎没打下,还身体中毒。
汤夫人之前为跟进丈夫,手不释卷,学习太苦,本就积劳成疾,这一下雪上加霜,不久就离开人世。
马一浮从小最看重的就是真,但是他现在有了一次“伪”,最看重的就是德,但他现在有了“失”。
马一浮虽是包办婚姻,但伉俪情深,而现在这条他至爱的美丽生命却因他一朝而去,所以他一度陷入没顶的悔恨、自责、内疚、痛苦,发誓永不再娶。
马一浮后来曾去美留学,他是钻研了西学做过比较之后,才重归国学的,国外经历、西学造诣、新时代、新思想、新儒家,都使他不会固守在传统礼教当中,但是这个誓言,他却一生没有违背。
他已经不是在为了旧观念而守,而是为了真与修而守,为了报妻子、守护妻子、守护那段感情而守。他一生深埋于学问,不只是因为爱好,因为志向,那也一种转移、转化,一种生命寄托。
李叔同的出家,也有不为人知的刻骨之痛,他们都是不肯再为欲伤人、自伤的人。唯有对自己狠,对情狠,这才能绝人之痛、绝己之痛,李叔同就因此在日本妻子来寻他时,表现得尤其绝情。
他们这种人的行动力从来远超一般人,踏破木屐而来的日本女子,自然不知“慈悲对世人,为何独伤我”的背后,有一种更深的自伤。
真正的高僧,是放得下背上的女子的,甚至心中早已无男女之别,只有还修炼不到的人,才会以凶狠对情欲,以绝情扮从容。
马一浮当然有条件三妻四妾,汤寿潜后来还想把三女儿嫁给他,但他拒绝了。而当汤寿潜和三女儿生病时,马一浮曾一度刻苦学医,他这样的人岂能无情?
那一次的打击对他实在是太大了,那种失去对他实在是太刻骨铭心了,他只是不想有负妻子,不想再有夫妻之情,不想再有伤害之祸,不想再陷入大哀痛而已。
这世上总有种人,会把深情、内疚、誓言背一辈子,宁肯自苦,不肯苦人,尤其是修行者,所以我认为,丰子恺的结论只说对了一半:
“汤氏夫人被封建礼教所杀,真是可怜!马先生矢志不娶,对爱情如此专一,弥足可敬!但这毕竟是一场悲剧。”
多元虽可以并存,但人终究有诸多不同,所谓白天不懂夜的黑,某种至情至性并不可一概归于脆弱与迂腐,相信了解过马先生生平与修持的人,当知我此言并非虚妄:
他的独身里,深情、忠贞、深悲、恐惧、自罪、牺牲,都可能有,大爱无爱的,不只是佛家,还有至情至善的伤心人。
文 | 九鸦
图 |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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