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海桑田”用来形容沧州再合适不过了。由于地处九河末梢，古往今来，“萧条”、“荒城”、“孤城”等字眼频繁出现在众多关于沧州的诗作中。这座城市注定是荒凉的、悲哀的。京杭大运河之于沧州，在给沧州带来灾难的同时，也赋予了沧州一线繁华生机。在灾难与繁华中，沧州生产和弘扬了一种别样的财富—武术精神。这种财富也是沧州人独有的。
河人共东望 日向积涛生
在沧州吴桥县城南有一古堤，岁久河涸，但堤址犹在。周围村庄的名字皆以此堤为名，如“堤口崔家”、“堤南宋家”、“桃花岭”、“堤头姚家”、“堤南赵家”。明朝万历吏部尚书杨巍在《桃花岭诗序》中如此描绘这一河堤：“土岭高可丈余。余昔赴关陕，此岭延袤至魏境之南始尽，秦汉以来障九河者。”这就是沧州境界的古黄河堤。
远古时，古黄河至冀州分布为九河。九河者，乃徒骇、太史、马颊、覆釜、胡苏、简、絮、钩盘、鬲津之河也。下至沧州，更合同为一大河，名为逆河。王莽时，将汉的渤海郡，即今沧州更名为迎河郡。王莽好复古，他的改名有着历史依据，古文中“迎”“逆”二字互通。逆河流经沧州，并在沧州地界入渤海。据《尚书R26;禹贡》、《汉书R26;地理志》记载推定，古黄河在沧州有两个入海口。一个在今黄骅市东部，一个在黄骅与无棣县分界的月河口一带。
由于气候干旱，加上农业对土地的过度利用，至元代时，远古的黄河故道已成了千里良田。元代蒙古诗人萨都剌登临此堤时，感慨而言：“迢迢古河堤，隐隐若城势。古来黄河流，而今作耕地。都邑变通津，沧海化为尘。堤长燕麦秀，不见筑堤人。”此诗不仅是河堤沧桑变化的写照，更是沧州城丵市的历史变迁。
沧州，因濒临渤海而得名。始建于北魏孝明帝熙平二年(517)，割瀛、冀二州之地建沧州，盖取沧海之意。对于沧州而言，沧海变桑田历经万年才演变成现实，而在同样一片土地上，桑田变沧海却几乎是在瞬间完成的。这其中，京杭大运河是造成沧州“桑田变沧海”的主要因素。历朝历代，由于管理不当，加上黄河的不断侵袭，运河成为沧州水患的始作俑者之一。
西汉以前，今河北平原上主要河流如黄河、滹沱河、河、河、治水等都是独流入海的，诸水渐次交汇。至东汉建安十一年(206)曹操开凿了一条自滹沱河入弧河的平虏渠(即今京杭大运河自青县北至静海独流镇一段)后，河北平原上主要河流都会流天津入海，海河水系遂告形成(谭其骧：《海河水系的形成与发展》，《长水集续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隋大业四年(608)，隋炀帝征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人，在曹操旧渠的基础上，开挖了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黄河，北通涿郡，与江南运河、通济渠等构成了纵贯南北2500余公里的大运河。沧州段运河当时称为御河或卫河，成为海河水系的一部分。人工开凿的运河造成了众河汇流天津的局面，这也给海河流域的排涝问题造成严重后果。当六至九月的夏秋的多雨季节，每遇漳河、滹沱河、卫河同时涨水，整个河北平原几乎都要遭受水灾。
京杭大运河纵穿沧州达220公里，沧州成为京杭大运河流经里程最长的城丵市，更是运河造成最大危害的城丵市。每遇涨水之时，运河成为河水暴虐发泄的重要渠道。由于运河“水大渠狭，更不开泻，众流壅塞”(北齐R26;魏收撰《魏书》卷56《崔楷传》)，河道常常决堤。宋代河北地区的御河曾被黄河北流所袭夺，长达五六十年之久，致使御河屡浚屡淤。元代御河在沧州一带，“水面高于平地”，以致“水无所泄，浸民庐及熟田数万顷”(明R26;宋濂《元史》卷64《河渠志一R26;御河》)。到嘉靖年间，河道遭淤塞，南北诸水，“流经千里，始达直沽。每遇大雨时行，百川灌河，其势冲决散漫，荡析田庐，漂没粮运”(清R26;傅泽洪撰《行水金鉴》卷114引《明世宗实录》嘉靖十四年七月癸未)。漫天的洪水如发疯的野兽扑向沧州大地，所有的树木，所有的庄家、所有的房屋都浸泡于海水中，沧州刹那间成了一片荒凉之地。于慎行在雨中路过沧州时，如此写道，“广川城北倚扁舟，寒色萧萧对驿楼。过雨菰芦惊午梦，乘波凫鹭激中流。长天积水千帆暮，斜日林五月秋。指点津亭问前路，居人为说古瀛洲。”
“古瀛洲”即在现在的沧州境内，沧州人纪晓岚在《滦阳消夏录》中记到：“余家距海，仅百里，故河间古谓之瀛洲。地势趋东以而高，故海岸陡，潮不能出，水亦不能入，九河皆在河间，而大禹导河，不直使入海，引北行数百里，自碣石乃入”。地势较低的地理环境使洪水更加肆虐无忌，素有“九河下梢，鬲津最南，徒骇为北”之称的沧州由此被清代钦定为“泛区”，即是皇上亲自划定的水灾区域。僧可无在《送吕郎中赴沧州》词中描述了他看到的情景：“路遥经几郡，地尽道孤城，拜庙千山绿，登楼遍海清。河人共东望，日向积涛生。”
每到洪水肆虐，沧州大地上沿渤海方圆百余里，均系芦荡荒滩，四处望去，剩下的只有盐碱滩，还有浸漫在洪水中摇摆的芦苇和茅草，所以，沧州还有一别名—长芦。
水灾的连绵不断造就了古代沧州人特殊的民居风格和生活习俗：房屋依河坡而建，以平顶房居多，纺车一般都挂在树上。洪水一来，人们和家养的牛羊可以很快地爬到平顶房上去，挂在树上的纺车同样可以不被洪水冲走，减少了洪水带来的经济损失。杨翥在《长芦道》诗中曰：“屋室鳞鳞傍水边。”当年，纪晓岚的高祖纪椒坡从应天府上元县北迁时，中途曾遇到一个算卦的先生，告诉他：你们走到牛上房、车上树的地方就是安身立命之地了。当他们走到沧州时，看到牛上了河坡，也就轻而易举地上了房顶，应了“牛上房”的寓言，而这里的农家人丵大多都把纺车挂在树上，纺车也是“车”，这不就是“车上树”吗?于是，纪晓岚的高祖就在沧州安家落户了。
几千年来，一个美丽的民间传说支撑着沧州人与洪水的搏斗，他们在所认知的世界里苦苦搜寻着化解水灾的方法。
据说，很久很久以前，沧州是风景优美、土地肥沃的鱼米之乡。这里，海碧天蓝，气候温和，人们勤劳善良，日子过得非常美好。就连飞禽、走兽也愿意到这里落落脚。
有一年秋天，水面上突然刮起一股黑风，卷着水浪，像虎叫狼嚎一样咆哮着直扑沧州城，房倒屋塌了，满洼的好庄稼也被洪水吞没了。老百姓仓皇逃离，来不及逃离的纷纷被洪水卷走了。人们的哭声、叫喊声一片。原来是一条恶龙在兴妖作怪。它看着沧州这地方好，就一心想独吞这地方做它的龙宫。就在恶龙兴妖作怪、残害黎民百姓的时候，人们猛地听到一声像山崩地裂一样的怒吼。只见一头红黄色的雄狮，从海边一跃而起。它像鹰抓兔子一样，嗖的一声冲向大海，直取恶龙。海面上顿时水柱冲天，狂风大作，龙腾狮跃。雄狮和恶龙从天黑一直厮杀到黎明，恶龙招架不住，掉头就跑。它边跑边想：“我占不了这块地方，也叫这地方好不了。”于是，它一边跑着一边吐着又苦又咸的白沫。雄狮在后面紧追不放，一直到东海深处，逼着恶龙收回了淹没沧州的海水，这才罢休。
恶龙跑了，海水退了，沧州一带的老百姓才避免了一场更大的灾难，又能安居乐业了。人们为了感谢为民除害的雄狮，就请一位叫李云的打铁名匠，带领着九九八十一个手艺高超的徒弟，用了九九八十一吨钢铁，铸造了九九八十一天，终于在当年雄狮跃起的地方，铸成了这尊活灵活现非常雄伟的铁狮子。那条恶龙虽然没死，但一听到铁狮子的吼声就浑身发软，爪子发麻，人们把狮子视为瑞兽，又把这尊铁狮子叫做“镇海吼”。
在沧州历史上，“镇海吼”确实吼过。沧人刘树鑫游赏旧州铁狮记到：“时孟冬天寒，白草萧萧满地，夕阳将落，北风吹入狮腹作吼声。”(《古沧铁狮记》)这应是残破的狮腹所导致的。《万历野获编》记当时传说：“曾有盗叛伏其中，搜捕不获，后知其故，铲破其腹。”海啸大潮常伴有狂风，而残破的狮腹恰好是个自然的发声器。
古人认为，“兽为坤象，坤为土，土生水。”铁兽能镇水灾成为一种风俗。北周时期，即公元953年，沧州人铸造了铁狮。当时，犯人李云上书周世宗，请求铸造铁狮子以镇水灾，周世宗应允，并带头捐款。李云召集当地铸铁匠人数百人，在开元寺前动工。《沧州县志》中记载，“铁狮，在旧州城开元寺前，高一丈七尺，长一丈六尺，背负巨盆，头顶及项下各有‘狮子王’字样。右项及牙边皆有‘大周广顺三年铸’七字。左肋有‘山东李云造’五字，腹内牙内字迹甚多，然漫灭不全，后有识者，谓之为金刚经文……相传周世宗北征契丹，罚罪人铸此，以镇州城。”沧州人把这种希望寄托给了铁狮，也赋予了它不屈不挠的精神。清人李之峥在《铁狮赋》中曰：“此狮飙生奋鬣,星若悬眸，排爪若锯，牙利如钩。即狰狞而蹀躞，乍奔突出而淹留，昂首西倾，吸波涛于广淀;掉尾东扫，抗潮汐于蜃楼。”
沧州铁狮子身高 3.8米，头部高1.5米，通体高5.3米，长6.1米，身躯宽约3米，总重量约30吨，是世界上最大的铸铁狮，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铸铁狮。铁狮子身躯朝南，狮首微向西南，昂首怒目，巨口大张，四肢叉开，阔步前进，栩栩如生，威武壮观。铁狮身披障泥，背负巨大莲花盆，相传是文殊菩萨佛像莲座，圆盆底部直径1米，上口直径 2米，通高0.7米，可以拆卸下来。狮头毛发呈波浪状披垂至颈部，有些还作卷曲状，其前胸及臀部还饰有束带。
据研究，铁狮的铸造工艺非凡，是古人采用一种特殊的泥范明浇法铸造而成。狮体内壁光滑，外面拼以长宽三四十厘米不等的范块，逐层垒起、分层浇铸;其狮头和狮背上巨大的莲座则是一次浇铸成功。铸造工艺之复杂精湛，在当时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铁狮成为沧州一国宝，沧州又称狮城。《沧州志》卷一《疆域志R26;古迹》云：“卧牛城，又名狮城。”(卧牛城是沧州旧城的别称，因为其城池形状颇似一头卧牛。)
康熙元年(1662)，铁狮子被大风吹倒，摔掉了尾巴与下巴。康熙八年二月，15岁的康熙皇帝南巡至京南四百里的沧州，摆驾观看了神武的铁狮。当时沧州诗人傅王灿记下了这次罕见的临幸：“下州狮子远皇都，古色苍苍堪一娱;小物尚能老圣顾，民间愁苦自然无。”
乾隆五十五年(1790)，也在二月，八十岁的乾隆皇帝从东陵到西陵，再到泰山、孔庙兜了一大圈。大概四月上旬来到沧州。地方官员将康熙元年曾临幸的铁狮的故事讲给了乾隆。一心以祖父为榜样的乾隆帝果然顾不上旅途颠沛，也到旧城巡视。可是一向喜欢遇景题吟的他，却没有给沧州人留下值得荣光的御笔。
清嘉庆八年三月，有怪风自东北而来，铁狮倒地，口、腹、尾俱残缺。直至光绪十九年，署州事宫昱遣污者扶起，以砖石补其残，然已失原状矣。当地人认为风过狮仆，是清朝政丵府走向没落的象征。
一千多年的沧桑洗礼，如今的铁狮已显陈旧，锈迹斑斑，但它昂首挺胸、刚健有为的气质没变，从它的身上我们也读到了沧州人特有的气质—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
泱泱乎表海之雄风
如同温柔富贵的江南能产生美丽诗词一样，多难多灾的沧州繁荣了尚武侠义的中华武术精神，京杭大运河将沧州的武术精神名扬天下，沧州也因此成为京杭大运河岸边的一颗灿烂明珠。这一明珠的培育却历经沧桑与艰难。这其中的滋味也许只有沧州人自己清楚。
古之沧州，素有“武术之乡”的称谓，据《汉书》记载，渤海郡太守龚遂到任之后，有感于民风尚武，力劝民众“卖刀买犊”，“卖剑买牛”。而这一劝诫对于沧州民众而言，完全是徒劳的，更是不现实的。源于地理环境和历史文化背景下的尚武风气不是两三句劝勉之语就能改变的。
相对于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而言，沧州的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并不适合人们安稳生活，贫瘠的土地和动荡的社会景象使沧州人学会了如何生存，如何保护自己。
古代沧州境内的河流并不比江南少，这里沿渤海方圆百余里，均系湖泊芦荡，大约有十条河流途经沧州。但是同样是水多，江南由于水源充沛，土地膏腴千里，成为国之仓庾，“尽中国之赋不能当江南之半”。而水留给沧州除了灾难还是灾难。地处“九河下梢”的沧州土地由于多遭洪水浸泡，洪水退去后，所经之地多为荒滩盐碱，贫瘠苍凉，加上常年的水患，旱、涝、虫灾不时降临。在这样贫瘠的土地上，正常年景，许多人家糠菜半年粮;重灾之年，流浪乞讨，卖儿鬻女者不鲜。民谣云：“抛弃黄口儿，一乳恩情尽;但恨生不辰，莫怨父母忍。” 大片的盐碱地、蒹葭连天的大草洼让这里多了几分地老天荒的苍凉，恶劣的地理环境无法生产出足供民众生存的粮食，沧州人常常面临生存的困境。
相对于局面安稳的中原而言，沧州曾是天之尽、地之涯的边缘地界，成为远离政治中心、很少受人关注的边缘地方。这里是犯人发配的地方，“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发配沧州使之名震南北，古人曰沧州“远恶军州”。这里是叛将蔽身良所。由于地处偏僻荒凉之所，又因管辖较松，众多叛将隐藏此地。跟随明末闯王李自成的“闯刀王”宗师秦氏夫妇起义失败后，就隐匿于沧州。明朝时，沧州就有“小梁山”之称。罪犯、叛将的聚集使之成为生产匪盗的地方，加剧了沧州地面的混乱，这种混乱局面又增加了沧州人的生存艰难。
生存的艰难、生活的艰辛使沧州人在历史体验中认识到，当生存面临绝境的时候，往往身体强壮者才能渡一时之困，而体弱者往往难躲其难。因此，练武强身成为他们生存护身的根本所需。
相对于安逸舒适的江南而言，北方除了自然灾害外，更多的还是战争灾难。沧州在历代历朝的战争中培育了崇武风气。运河同样是在战争背景下开凿而成的。
早在春秋时，齐桓公二十二年(664)桓公援燕攻打山戎就发生于沧州一带。战国时，沧州地处燕赵边境，更是战争发生的热点，燕国曾联合多国部队攻打齐国，就是路经沧州攻打的。苏秦合纵六国时，燕国成了列国合纵同盟的首先发起国。秦国为攻击燕国，离间燕赵，燕国在战国后期与赵国结为世仇。两国在沧州地界争战不休。频繁战事，民遭涂炭，民生维艰，燕赵两国民众在战争中知晓了须掌握攻防格斗之技方能自救图存。而燕、赵贵族也多收养行侠仗义之门客，以备不测。燕国义士荆轲堪称慷慨侠义的典范。为挽救于燕国，入质秦国的燕太子姬丹收留刺客荆轲，准备刺杀秦王嬴政。经过一番准备，荆轲在公元前227年带着秦国叛将樊於期的首级和夹裹淬毒匕丵首的督亢(今河北易县、涿县、固安一带)地图来到咸阳进献嬴政。在献图时，图穷而匕丵首见，荆轲刺秦王不中，被杀于秦庭。“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也成为慷慨悲壮的绝响。故史称“燕赵多慷慨侠义之士”。乾隆《沧州志》载：“沧邑俗劲武尚气力，轻生死，自古以气节著闻。”至宋朝，沧州富贵之家尚存收留侠客的上古遗风。在《水浒传》中的柴进为了搜罗侠客武士，专门在路边小饭馆向店小二留下关照，遇有流配的犯人，皆可免单或径行其庄上，以资助之。
沧州段运河的形成更是与战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三国时期，曹操与袁绍争战河北。曹操先在官渡大败袁绍，又于建安七年进逼河北，袁绍病死，河北呈群龙无首之势，诸子不睦，袁尚、袁谭互为攻伐，袁熙固守故安，后被曹操一一攻破。袁熙、袁尚投奔三郡乌丸。
乌丸(亦作乌桓)是生活在北方的游牧民族，按照《三国志》裴注引王沈《魏志》的说法，乌丸是东胡的后裔，东胡在汉初被匈奴单于冒顿灭国，余部的一支逃到鲜卑山，以山为号，称为鲜卑，而另一部分族人逃到乌丸山，也以山为号，这便是乌丸。乌丸部落以幽、并两州为主要聚居地，在北方分布的范围相当广，布列辽东属国、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代郡、雁门、太原、朔方诸郡界。 东汉末年，诸郡乌丸部首领各自称王，位处东北的辽西、辽东、右北平三郡的乌丸部落形成同盟关系，故称之为三郡乌丸。三郡乌丸的首领辽西乌丸大王丘力居死后，因为儿子楼班尚小，由颇有武略的侄子蹋顿代立，总摄三王部。蹋顿在袁绍与公孙瓒交战时主动遣使与袁绍和亲，并帮助袁绍与公孙瓒作战，作为回报，袁绍不但与乌丸部诸王和亲，还遣使诏拜乌丸三王为单于。史书记载：三郡乌丸承天下乱，破幽州，略有汉民合十余万户。袁绍皆立其酋豪为单于，以家人子为己女，妻焉。 所以，袁尚、袁熙在穷途末路之时前去投奔，希望借助外族的力量杀回冀州。他们投奔至乌丸后，乌丸骑兵多次进入幽州腹地进行掠夺，骚扰曹操的北部边境。
为了能彻底解决三郡乌丸之患，清剿袁氏残余势力，平定北方局势，曹操决心北征三郡乌丸部。“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是古代战争取胜的重要策略，官渡之战，曹操打败袁绍，最主要的就是偷袭袁绍的粮草。为士兵、战马提供足够的粮草，是曹操最为注重的。于是，在征战三郡乌丸之前，曹操接受董昭的建议，征用百万余河北民众开凿了平虏、泉州两条渠道以利交通。史书记载：“公将征之，凿渠，自呼沲入水，名平虏渠;又从河口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平虏渠即是京杭大运河沧州段的雏形，它完全是在战争背景下开凿形成的。
可以说，沧州的地理环境和上古依存的文化氛围培育了崇武学武的风气，形成了众多武术门派，也培育了沧州人的特有的精神气质。各门派在传承武术收徒时都制定了严厉的门规，强调徒者忠孝、崇德、重义，如沧州六合门派规定：“不忠不孝者不传，心术不正者不传。”这种收徒标准培育了沧州人行侠仗义、精忠报国的精神气质。如乾隆《沧州志》载：“承平之世，家给人足，趾高气扬，泱泱乎表海之雄风。一旦有事，披肝胆，出死力，以捍卫乡间，虽捐弃顶踵而不恤。”后来残唐五代的战乱，明朝靖难之役，沧州民众多持械参战。
镖不喊沧州
至明清，京杭大运河的全线贯通成为促进沧州这一人文特色发扬光大的重要因素，沧州人从此有了施展本领的舞台，它使沧州武术真正达到昌盛，沧州“武术之乡”的称号真正享誉大江南北。
明清相继定都北京，运河漕运显得尤为重要。南粮北运，行程数千里，安全是最大的问题。明朝时，设有负责漕运运输安全的军运组织——漕军，并在沿河部分城镇设立营所。而至清朝，这一组织撤销。但各省地还是要运送皇粮赋税，官员们深知责任重大，纷纷雇佣镖局、帮会护航。镖局是古代武林高手专门经营的代人护送财物的一种机构。它不但为朝廷或官府护送皇杠饷银，也常常受雇于商旅。
至清朝，沧州及沧州境内的泊头、莫州、河间、献县均为京杭大运河的交通要冲，成为京、津、冀、鲁、豫商品流通必经之地或商品集散中心，亦为官商巨富走镖的要道，这使沧州迎来了商业上的繁荣。比如当时出现了“商家林”地名。明永乐二年(1404)李、黄、王、郭、高、孙等姓由山西洪洞县迁此地，因当时经商的人多，故取“商家如林”之意而得村名商家林，后演化为商林。大批商人会聚沧州，为沧州集市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还有许多回族商人迁来，回族向以善于经商著称，一些回族商人、手工业者和从事骡马运输的人更为沧州—这个大运河上的重要城邑的商贸繁荣带来了生机，运河上多居回民的小镇—泊头，就是因为其商贾云集、市面兴旺，为水陆交通、船只停泊的重要码头而得名的。
运河沧州段的漕粮及商业运输业的繁荣大大刺激了沧州镖行、装运等行业的兴盛。地处运河沿岸、具有崇武风尚的沧州人占据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其防身强体的武术成了他们重要的谋生手段。沧州人靠天吃饭的日子一去不复返。有一身武艺者纷纷入行当镖师，或入帮会负责漕运。沧州人从小拜师学艺也渐渐成为风气，“闯刀王”宗师秦氏夫妇隐蔽沧州就以教人武术为业。由于沧州人的武术本领高，加上沧州人的正直、刚烈，“镖不喊沧州”，成为南北镖行共同遵守之常规。
镖行里有一行规—“喊镖号”，即镖局每过一境，就要敲锣呐喊、报喊地名、插旗招摇的，有“堂堂正正亮自己旗号”的意思，更暗含威慑匪盗的意味。喊镖号绝不能乱喊，该喊时喊，不该喊时不喊，如过省会城丵市或镖行所在地时，一般不喊，镖师也会下马或下船步行一段，待过了这个码头才可以重新登舟上马。但是，这个江湖规矩到了沧州却形成了一个不是规矩的规矩，即不管从哪儿来，往哪里去，途经沧州都要扯下旗号，不得喊镖号，悄然而过，这样才会一路无事。否则，会被当地的同业认为有班门弄斧之嫌，喊镖号者往往会惹上麻烦。
乾隆年间，一个镖师押镖船沿大运河过沧州，沿河看到两岸绿树丛荫，烟村疏落，一时兴起喊了几声镖号。却不曾想，这几声镖号竟惹怒了河西白家口的武术好汉李昆。李昆拳脚功夫极好，尤善弹弓，在兄弟排行老五，人称“神弹子李五”。听到镖号声，“神弹子李五”疾步追赶，待追近时，射出一粒铁弹子把桅绳打断，只见船桅骤落，桅杆上的镖旗也飘然而落。镖师大吃一惊，知道遇见高手了。见李昆在岸边向他招手，示意船靠岸，不等船靠岸，李昆已飞身跳上甲板。拱手对镖师说，你既然敢在沧州喊镖，想必身怀绝技，我李昆想讨教两招。镖师也仗着艺高胆大，便与李昆较量起来。交手不过数招，李昆飞起一脚把镖师踢落水中。等镖师爬上船，揖手叩拜，发誓“镖永不喊沧州”。这也许就是“镖不喊沧州”的来历。
沧州的武术名声也通过大运河名扬大江南北。至清末，沧州出现了津门大侠霍元甲、大刀王五等武术名家，他们倡导武术、精忠报国，成为国人称赞的民族英雄，他们高深的武术及优良的品格可以说是间接得利于运河。
停桡买沧酒 但说孙家好
运河之于沧州，除了灾难和灾难培育出来的沧州武术外，还赐予了沧州清香甘洌的沧州酒。其酒在清朝康熙乾隆年间驰名海内，声誉如同今日之茅台，一罂可值四五金。
乾隆年间进士阮葵生，官至刑部右侍郎，最喜沧州酒，他对沧州酒的评价是“味始清洌”，每次由运河路过沧州，他都“至村中极意访之，始购得一壶归，饮之果佳。此后屡过其地，则皆饬仆往沽，无一如前味者矣。”(清R26;梁章钜《浪迹续谈》卷4“沧酒”条)
在《茶余客话》中，阮葵生讲述沧州酒的来历：明末有三个老人，在沧州城外运河边的酒楼上喝酒，三人剧饮而醉，连账都没结就走了。第二日，三老人继续来喝酒，酒家也没问三人的身世，照常给他们端酒，三人又喝得酩酊大醉。临走之时，他们把酒碗中的余酒洒到楼窗外的运河里，这一洒，顿时酒香扑鼻。用这段河水酿出的酒出奇地醇，出奇地香。
传说归传说，但是他道出了一个事实，即沧州酒取水于运河。这种说法得到了纪晓岚的证实。纪晓岚，沧州人，其《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的故事多数发生在沧州一代。他平生不饮酒，不但不饮，而且闻不得酒味。他曾在诗中说 “平生不饮如东坡，衔杯已觉朱颜佗。今日从君论酒味，何殊文士谈兵戈”(《纪文达公遗集三十六亭诗R26;罗酒歌和宋蒙泉》)。但他特别推崇故乡的沧州酒，在《滦阳续录》之五中专论沧州酒。他指出，酿酒之水“取于卫河，而浊流不可以为酒，必于南川楼下，如金山取江心泉法，以锡罂沈至河底，取其所涌之清泉，始有冲虚之致”。清乾隆《沧州志R26;物产》中也提到：“沧州，酿用黍米，曲用麦面，水以南川楼前者为上味。醇而洌，他郡即按法为之不及也。”
从南川楼下取水酿酒有着不同一般的储存方法，更有它的奇特之处。纪晓岚在《滦阳续录》中描述得美妙绝伦，令人神往于此种奇特：此酒怕冷又怕热，怕湿又怕干，环境稍微变化，酒味就变了。必须把它放置在木架上，放置十年才是上品。如果把酒运到外地，无论是肩扛、车载或船运，只要一晃动，酒就变味。把它静放几天之后，才能恢复原来的味道。喝酒装壶时，要从酒坛里用酒杓平平地舀，如果用酒杓搅拌，酒也失去原味，又须静放几天才能恢复。
此酒如此奇特，其酿造之法也必然奇特，并非沧州每一个酒家都能酿造出来，他必须是“旧家世族，代相授受，始能得其水火之节候”(清R26;纪晓岚《滦阳续录》)。所以，阮葵生在喝遍沧州各酒楼酿的酒后，才下如此判断：沧州只有吴氏、刘氏、戴氏、孙氏诸家酿造的好，其他都不尽佳。
这种酒到底佳在哪处?它又有怎样的不同一般的味道和感觉呢?纪晓岚在《滦阳续录》给了我们真实的答丵案：喝此酒，即使大醉之后，也不会感到胃痛，更不会头痛脑涨，只是感觉四肢舒服，想大睡一场。“虽极醉，膈不作恶。次日醉，亦不病涌，但觉四肢畅适，怡然高卧而已。”如果是用卫河其他段河水酿的酒，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这也是验证真伪之酒的一种方法。
清乾隆《沧州志R26;物产》中曰：“(此酒)陈者更佳。” 阮葵生也同样认为，沧州酒以酿藏十年者为佳。辨别酒的陈新成了喝沧酒人的必备之术。沧州酒的验证之法极为奇特：在架上放了十年的酒，可以温十次，味不变。温十一次，味就变了。放了一年的酒，温两次味就变了，放了两年的，也只能温三次，一点也不能假冒。即“凡庋二年者可再温一次，十年者温十次，十一次则味变矣。一年者再温即变，二年者三温即变，毫厘不能假借也”。(《滦阳续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