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族英雄、南宋爱国将领岳飞，有一首千古传诵的词作《满江红·写怀》，这首词饱蘸了岳飞誓死抗金报国的激情，抒发了壮志未酬的激愤，它同岳飞这个不朽的英名一样，成为不朽之作。
关于这首词，过去只是在学界领域里有过“写于何时”的讨论，还没有发生过“写于何地”的争辩。这些年，出现了一个现象，即对于一些凡是出名、有影响力的东西（无论是人或物），极易形成争辩抢夺，而且已超出了学术争鸣的范畴，衍变为一种关乎利益的争夺。因为有名有影响力的东西，一旦与某地挂钩，就能为地方创利，成为“旅游开发”的一大资源。岳飞《满江红·写怀》一词也面临着这一境遇。
岳飞此词写于何时？我看到有这么一些说法：
1、喻朝刚说写于绍兴初年。指出：当时大宋军民自发抗击金军，岳飞感而作《满江红》词以寄心中之怀。（见《宋词三百首》注）。
2、王曾瑜说写于绍兴四年。说道：时值岳飞征伐伪齐刘豫政权获胜，夺回了襄阳并收复了河南南部大片失地，在凯旋回到鄂州（今武昌）时，临江登楼，作《满江红》词，以抒心中之志。（见《岳飞新传》）。
3、汤宏建说写于绍兴六年。写道：绍兴六年，岳飞在战场上节节胜利，大有收复失地，直捣全国老巢之势。而此时宋高宗正忙于议和，遂急命岳飞停止进击并撤退。岳飞痛感错失良机，愤而作《满江红》词以抒心中激愤。（见《唐宋词鉴赏词典》注）
4、李元强说写于绍兴八年。认为：此时岳飞在河南战场抗金前线，积极筹划抗金大计；而此时高宗皇帝又起用秦桧为相，两人正暗地里积极准备议和，于是将岳飞从前线召回，岳飞遂作《满江红》词抒愤。（见《上疆村人宋词选》注）。
以上是岳飞《满江红》词在写作时间上的不同说法。近来，从地方报刊上看到一些作者撰文，认为岳飞此词写于江西九江，立论根据是岳词中有“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句，说明岳飞是30岁时写的这首词。据撰者考：①岳飞在九江时正值30岁；②岳飞自19岁离开家乡河南汤阴，辗转南北，一路走来，到九江，计程正好大约8000里。于是断定：岳飞此词写于九江。
此前，除王曾瑜有岳飞《满江红》词写于鄂州（今武昌）之说，还没有学者提到岳飞此词写于何地。现在又有人提出写于江西九江，而且确认是岳飞30岁那年写的。岳飞30岁那年是宋高宗绍兴三年，那么其结论应该是：此词是岳飞于绍兴三年写于九江。
这样，关于岳飞此词的写作，在时间上出现了五说，在地点上出现了两说。
除了这些，我还看到另外一种说法，那是唐圭璋先生的宋词笺注。
现代名学者唐圭璋先生是从事宋词研究的大家，编有多种宋词选本，并作笺注。现今许多后起学者在说解宋词时，多有引用唐圭璋的说法来支撑自己的见解，可见唐先生在宋词领域的地位。关于岳飞《满江红·写怀》一词，唐圭璋先生在他编写的《宋词三百首笺注》里有这么一段笺注：“沈雄《古今词话》云：武穆收复河南罢兵表云：‘莫守金石之约，难充溪壑之求；暂图安而解倒悬，犹之可也；欲远虑而尊中国，岂其然乎？’故作《小重山》云：‘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而斥指议和者。后又作《满江红》，忠愤可见。其不欲等闲白了少年头，足可明其心志。”
唐圭璋先生真不愧是大家，不确定的东西不肯定其说，只是引其他名家的说词，供读者参考、思索与探求，这是真大家严谨、谦逊与高明的表现。沈雄在《古今词话》里也没有准确说《满江红》词写于何时何地，只是指出它写于《小重山》之后，而《小重山》词是写于岳飞的《罢兵表》之后。
对于已经出现的岳飞《满江红》词写于何时何地的几种说法，各家几乎都没有拿出足够的史料来佐证这些意见。尤其是“写于九江”说，仅依“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认为就是30岁，行了8000里程，这未免让人觉得有牵强之慨。诗词用语多为泛指，而非实指。如“九曲黄河万里沙”，黄河只有九道弯吗？“茫茫九派流中国”，长江只是由九条支流汇聚而成的吗？“飞流直下三千尺”，不要说在庐山，就是地球上也找不到落差3000尺的瀑布吧！袁枚在《随园诗话》里有“诗家曲笔”之说，指出“诗家用词多非实指，此乃为诗之妙”。岳词中“三十”、“八千”，显然是泛指，而非实指。对于“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几乎所有注家的译解都是：多年来驰骋沙场，转战南北，披坚执锐，辛苦征程，虽也立了不少战功，但这些功名利禄同抗金报国的壮志相比，却如同尘土一般，不值一提。因此，以“三十功名”即30岁，“八千里路”即行程8000里，并由此来推断此词是写于九江，这个说法很难站得住脚。
还有“写于武昌”说，似乎也难令人信服。撰者认为这是岳飞夺取了襄阳，回到鄂州，临江登楼，感而作此词，时间是绍兴四年。这里的问题是，这样的背景与词中所抒发的情感不一致。岳飞这次进讨襄阳，打击的对象是伪齐刘豫政权，并不是金兵。而岳词内容表述的是抗金的壮志，表现出的是一种与金寇不共戴天的仇恨。岳飞这次军事行动与岳词内容不一致。其实岳飞有两首《满江红》传世，其一是脍炙人口的“写怀”，另一首是“登黄鹤楼有感”，其词是：“遥望中原，荒烟外，许多城郭。想当年，花遮柳护，凤楼龙阁。万岁山前珠翠绕，蓬壶殿里笙歌作。到而今，铁骑满郊畿，风尘恶。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这首《满江红》写于鄂州无疑。是不是撰者仅依词牌将此《满江红》误认为是彼《满江红》，于是提出了岳飞《满江红·写怀》写于鄂州的说法。
更而甚者，还有人著文认为，《满江红·写怀》非出岳飞之手，是后人假托岳飞之名而作的伪品，依据是“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金国老巢不在贺兰山。说这话的人，其实是把词中“贺兰山”当为实指，是犯了“三十”“八千”同样的错误。
岳飞《满江红·写怀》一词究竟写于何时？写于何地？还是要从唐圭璋先生笺注的提示中去寻求线索。带着这个问题，我刻意读了一些书，查了一些资料，现就个人读书的体会，提一些浅显的意见，兼以求教方家。
按照《古今词话》所说，岳飞上《收复河南罢兵表》之后作《小重山》，此词意在斥责满朝多为主和者，像自己这样坚决主张抗金的人太少了，“知音少，弦断有谁听。”后又作《满江红》。唐圭璋先生引《古今词话》之语未作笺注，表明他赞同这一说法。按此，岳飞是先写《罢兵表》，后作《小重山》，再写《满江红》。以唐先生和沈雄的严谨，这个顺序应是可信的。这样，这里的关键是《罢兵表》写于何时？
在《关于绍兴议和》的资料里，我看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据岳珂《鄂王行实编年》和陈郁《藏一话腴》的记载，此表是岳飞于绍兴九年正月十二日所写，并全文登载了此表。这份表奏的写作背景是：当时金熙宗元颜亶提出：以宋国必须向金称臣并岁贡巨金为前提条件，同意将原伪齐刘豫统治的陕西、河南之地归于宋，与宋议和，宋为金的藩国。宋高宗与秦桧沆瀣一气，为了实现这一屈辱的议和目标，竟要求岳飞停止一切军事行动（罢兵），以此促成议和。岳飞坚决反对这种屈辱投降的行径，遂上这份奏表，恳告朝廷；金夷绝无信义，金人贪壑难填，议和绝不可取。然而朝廷并没有接受岳飞的这一恳请，举朝上下多数官员也是顺从皇帝的旨意，宋金议和便在密鼓紧锣中进行。岳飞鉴于此，又憾于自己力不能挽澜，便写了《小重山》词，以述己愤。这首词是深秋之作，因词中写到：“昨夜寒蛰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已三更。”寒蛰夜鸣，正是深秋之景，此词当是绍兴九年九月之作。《满江红》词又写于《小重山》之后，便是绍兴九年九月之后的事了。
根据这一史实，结合《古今词话》之语，我认为《满江红》一词最大的可能是绍兴十年之作，理由有三：
1、历史背景与词中抒发的情感最为一致。绍兴十年，金寇公然撕毁合约，正如岳飞所言“金夷绝无信义”，分四路大举南犯。大宋军民同仇敌忾，奋起抗击来犯之敌，岳飞率军与金军主帅元颜兀术（即金兀术）相战，大败金军，一路所向披靡，在河南郾城大破金兀术“拐子马”，收复了颍州、蔡州、洛阳等地，大战朱仙镇，兵锋直逼故都汴京。岳飞激励诸将士，“直捣黄龙府，与诸君痛饮！”大有直捣金国老巢之势。然而这时，历史出现了转折，秦桧唆使宗高宗以十二道金牌强令岳飞退兵，并诏命岳飞速回临安面圣。岳飞接诏仰天痛哭，大声呐喊：“十年之功，毁于一旦；乾坤世界，不可再复！”然而君命难违，不得已南走临安。据岳珂《鄂王事纪》所述，岳飞行至建康（今南京），临江北望，悲泪痛言“山河不再矣！”由此看来，当时的情形以及这种情形给岳飞造成的心境，是激发他抒写《满江红》词最直接的前提因素，岳飞在词中抒发的情感也与当时的历史情形很是一致。
2、词中用语与岳飞当时所言简直语出一辙。岳飞在这首词中所使用的语言与当时岳飞所说的话也竟相一致，如“直捣黄龙府，与诸君痛饮”与“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是何等一致；“山河不再矣”与“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更是语出一辙。试想，那不只是在诉述，那是在仰天痛吼啊！
3、《满江红》写于绍兴十年，与沈雄在《古今词话》里所说“先写《罢兵表》，后作《小重山》，再写《满江红》”的写作顺序也相符合。
鉴于这三点，我认为岳飞《满江红》词最大的可能是绍兴十年写于建康。此乃一管之见，浅陋之处有赖方家指教。
岳飞从疆场鏖战中被召回临安，在愤慨痛惜之中写出了《满江红》。然而历史的悲剧并没有结束。岳飞一到临安就被解除了兵权，不久又蒙冤下狱，最终竟被迫害致死。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极其沉痛的思念！（老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