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文坛，完全是由士族统领的文坛。两晋士族不论在政治、军事，还是在经济文化诸领域，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同样，在文学上士族文人也成为两晋最为活跃的文学阶层，是当时文坛的主要力量，他们的思想情感左右文坛的走向，他们的审美风尚成为时代的潮流。清谈，行散，吃药，喝酒，美女，这些士族文人为后代留下了说不尽写不完的话题，当然还有庄园诗。
庄园诗是由曹丕引领的一帮文人开创的，起源于当时的文人雅集，“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秉承着曹丕开创的文人雅集的风气，加上在晋代士族势力发展和庄园经济的双重作用下，庄园诗在晋代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庄园是缩小了的世界，里面有山有水，可渔可猎，可耕可种，士族们既可以维持他们豪华奢侈的贵族生活，又可以满足他们观赏山水的性分，也就成了他们的精神家园。这个时期的士族，他们想出仕，但是畏惧权利倾轧争夺，他们想归隐，但是又不甘心寂寞，于是就在自己的庄园里过着半仕半隐的生活，庄园诗也就兴盛起来。庄园与诗歌的结合，本来只是士族们用庄园来消解他们的牢骚不平，寻求精神上的解脱，但是无意识中却为中国古代诗坛增高几分。
庄园诗是典型的士族文学，自然与两晋士族的活动分不开，两晋士族最活跃的时期主要由三次，西晋时期的东南士族群体和中原士族群体、东晋中期的会稽士族群、东晋末期及刘宋初年的谢氏家族群。
1.西晋士族群与庄园诗
西晋时期，活跃在洛阳地区的士族群体有两个，东南士族群体和中原士族群体。东南士族群体都是司马氏灭蜀的时候，各地投降的士族，他们相继来到了洛阳，尝试与西晋政权进行合作，代表人物是陆机陆云兄弟。中原士族群体的代表人物是潘岳和石崇西晋洛阳士族文人群体。东南士族群体和中原士族群体种的人员互相来往，结成了“二十四友”，“二十四友”都是与贾谧常来往的豪门子弟和士族文人。《晋书·刘琨传》记载：“石崇、欧阳建、陆机、陆云之徒，并以文才降节事谧，琨兄弟亦在其间，号曰‘二十四友’”(《晋书·刘琨传》)。这“二十四友”除了石崇、欧阳建、陆机、陆云和刘琨外，其余十九人分别是：潘岳、左思、郭彰、杜斌、王萃、邹捷、崔基、刘瑰、周恢、陈昣、刘汭、缪征、挚虞、诸葛诠、和郁、牵秀、刘猛、刘舆、杜育等。
“二十四友”的活动中心就在金谷园，金谷园是石崇的私人庄园。作为金谷园主人的石崇，自然就是金谷雅集的组织者。石崇曾曰“士当身名俱泰”，石崇的话反映了这一群士族文人的共同追求。既不放弃人生享乐，追求物欲与情欲的满足，同时也想追求巨大的声名，能够耀祖光宗。
“二十四友”进行过多次文学雅集，其中一次重大的雅集活动是元康六年，写下的诗篇被编成《金谷集》，石崇并为此作《金谷诗序》：
余以元康六年为从太仆卿出使技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虏将军。有别庐在河南县金谷涧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莫不毕备焉。又有水碓、鱼池、土窟，为其备娱目欢心之物。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与众贤往送涧中。昼夜游宴，屡迁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住，令与鼓吹递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故列具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着后。后之好事者其览哉！凡三十人，吴王师仪郎关中侯始平武公苏绍，字世嗣，年五十，为首。
这次雅集的目的是为了送别王诩还长安。从《金谷诗序》中我们可以看到金谷园的规模，可以看到当时士族生活的奢华，也可以看到当时文人雅集的盛况。
这次文学雅集编成的《金谷集》，如今只能看到潘岳的一首诗，题作《金谷集作》。这是一首当时典型的庄园诗，“绿池泛淡淡，青柳何依依。滥泉龙鳞澜，激波连珠挥。前庭树沙棠，后园植乌椑。灵囿繁若榴，茂林列芳梨”，诗以精美辞藻描写金谷园风光，着眼于享受庄园生活，这个石崇的序言主题是一致的，若以“诗言志”论，的确诗味不多。但是潘岳《闲居赋》中的“闲居”二字，才是解读当时庄园诗的法门，这些士族的庄园生活引领的是一种休闲生活，庄园诗也是一种休闲诗，开创的是休闲文学时代。
2.东晋中期会稽士族群与庄园诗
金谷雅集50年之后，也就是永和九年，在绍兴的兰亭又进行了一次文人雅集，参加了这次聚会的文人有：王羲之、孙绰、谢安、曹华、曹茂之、华茂、桓伟、孙嗣、孙统、王彬之、王丰之、王涣之、王徽之、王凝之、王肃之、王玄之、王蕴之、魏滂、郗昙、谢万、谢绎、徐丰之、虞说、庾友、庾蕴、袁峤之等，都是活跃在东晋中期的士族们，所以兰亭雅集也是一次士族文人的雅集。此次雅集的诗歌也编成了《兰亭集》，由王羲之作序，就是流传千古的《兰亭序》
《金谷诗序》是金谷雅集的主题，《兰亭序》是兰亭雅集的主题，从两个序主题的不同，也反映了两个时代庄园诗的不同特色。石崇追求的是“士当身名俱泰”，追求的是极端的奢华的生活，所以他与人斗富。而参与兰亭雅集的士族文人，很多是南渡之人，“时海内大乱，独江东差安，中国士民避乱者多南渡江。镇东司马王导说琅邪王睿，收其贤俊，与之共事。睿从之，辟掾属百余人，时人谓之百六掾。以前颍川太守渤海刁协为军谘祭酒，前东海太守王承、广陵相卞壶为从事中郎，江宁令诸葛恢、历阳参军陈国栋为行参军，前太傅庾亮为西曹掾。”[]他们复杂的经历，影响了他们的心理，与金谷雅集是的文人相比，他们去除奢华的成分，而取其休闲的成分，加上几分旷达、清雅、飘逸和玄远。西晋士人的半仕半隐，到了西晋士人这里已经发展到“居官而无官官之事，处事而无事事之心”，象王导谢安那样。
“丞相末年，略不复省事，正封箓诺之。自叹曰：‘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世说新语·政事》第十五条）
“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世说新语·雅量》第三十二条）
这不能单纯的理解为怠政，这在当时来说是一种为官的风度，是一种带有时代色彩的潇洒超脱。
兰亭雅集共四十二人，孙绰、孙统、王彬之、王徽之、王凝之、王肃之、王羲之、谢安、谢万、徐丰之、袁峤之十一人各成诗两首，曹华、曹茂之、华茂、桓伟、孙嗣、王丰之、王涣之、王玄之、王蕴之、魏滂、郗昙、谢绎、虞说、庾蕴、庾友十五人成诗各一首，十六人因做不出诗各罚酒三杯，王羲之的小儿子王献之也被罚了酒。因此被后人作诗取笑：“却笑乌衣王大令，兰亭会上竟无诗。”
由于南渡的士族大多都是玄学家族，尤其是王、庚、桓、谢家族，因此他们的也是充满玄理，似乎人人进入了高妙的精神世界里，这从《兰亭集》中可以体会得到。不过这些与庄园景物描写结合起来的玄言，大致还没有违背有感而发的创作原则，因此还未如《诗品序》评价的那样：“理过其辞，淡乎寡味。”(曹旭《诗品集注》)王羲之由看到“仰望碧天际，俯盘绿水滨”这样的景色时，感悟到万物在外在形态上虽各有差异，但本质上却是统一的，“大矣造化功，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谢安在看到“薄云罗阳景，微风翼轻航”的风光时，感悟到“万殊混一象，安复觉彭殇”，在时光的长河中，长寿的彭祖和夭折的小孩并没有什么区别；王凝之感悟“冥心真寄，千载同归”，谢绎感悟“千载同一朝”，都算是有感而发。这也是东晋士人门在田园生活中追求“自然”和“真我”，他们游玩于田庄园林之中，忘记了物我的界限，齐万物，等生死。
3.谢氏家族群与庄园诗。
东晋末期及刘宋初年，谢氏家族群体再一次活跃，这个集团中包括谢混、谢灵运、谢瞻、谢矅、谢弘微。《宋书·谢弘微传》：“（谢）混风格高峻，少所交纳，唯与族子灵运、瞻、矅、弘微并以文酒赏会。尝共宴处，居在乌衣巷，故谓之乌衣之游，混五言诗所云：‘昔为乌衣游，戚戚皆亲侄’者也。”
这个时期的田园诗相对发生了变化，这些士族虽然依然过着优越的庄园生活，也还进行雅集，也些庄园诗，但是他们已经开始从庄园中走出来，走向山林，走到名山大川去，特别是这些南渡的中原人士，看江南的秀丽山川田野后，极大的引发了他们的审美情趣，庄园诗的创作逐渐成了他们的副业，乡村田野诗歌渐渐的代替庄园诗，成了田园诗的主流。同时，山水诗也脱颖而出，登上了中国诗坛。
综观两晋士族的庄园诗，呈现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创作的群体性，体现“诗可以群”。
“诗可以群”是儒家诗学观念，“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所谓“群”，何晏《集解》引孔安国的话说是“群居相切磋”，“诗可以群”就是指人们用诗歌来交流、沟通思想感情，起到协和群体的作用。“‘诗可以群’这种注重创作集体性、功利性与交际功能的倾向是诗歌创作走向普及与繁荣的巨大驱动力之一。也许还可以说，“诗可以群”也是中国古代文学所固有的民族特色之一。”[]此为精当的见解。两晋士族文人的庄园诗体现了这一点。
庄园诗是两晋士族文促进公共社会关系有益工具，要提高自己的声誉，扩大自己的影响，都离不开与别人的交往，特别是与士族阶层的交往，所以士族文人特别喜欢和重视雅集欢宴。士族文人在庄园里唱和、公宴、雅集，以诗歌作为社会交际、感情交流的工具，进而组成文学和政治功能参半的集团，比如“二十四友”。
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庄园诗创作的集体性对整个田园诗创作的推动作用。无论是唱和、公宴还是雅集，那都是一场赛诗会，比赛是促进运动发展、提高参赛人员水平最直接和最快的方式，西晋的金谷聚会、到东晋的兰亭雅集、到谢灵运等人的山泽之游无不体现出这个特色。唱和、公宴、雅集，当场比如的是水平高低的结果，也就相当于选出了冠军，而对诗歌真正起到促进作用的，是赛前的训练备工作和赛后榜样作用，这些之前和之后的作用，真正促进了文学观念的自觉，促进了诗歌创作的地位提高了，促进了诗人们个人性灵的启发。就田园诗这一点来说，促进了田园诗语言技巧的提高，丰富了田园诗的内容，扩宽了田园诗的思想，使得田园诗走向了普及。
第二、思想上表达爱自然，爱享乐。这和之前的田园诗有很大的不同，之前的田园诗中，表达很多的是思念归隐和同情疾苦的思想，也就是说，田园诗当时具备的还是社会学意义和政治学意义，还没有真正上升到文学审美和关注自我性灵的思想上来，而两晋士族诗人则实现了这一点，也才使得田园诗真正的普及。
“自然”通常两种含义：一是指自然物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万物”是自然的第一义；二是指“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的自然，也就是事物本来的面目，事物的真我。对自然第一义的追求，使得诗歌的题材在魏晋时期全面挖掘出来，万事万物都进入文人的笔端，所以中国古代所有的诗歌题材，基本在这个时候都已经出现了；而对自然第二义的追求，则使得魏晋人士性灵的解放，不光是文学自觉的时代，更是人性自觉的时代。而对自然第一和第二义的综合追求，则体现了两晋认识心物交会精神状态：简省而有余意，平淡而有甘味，直朴而含真情，率意而饱含天趣。两晋的人如此，两晋的文学也如此。《文心雕龙·明诗》篇提出：“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文心雕龙·明诗》)《文心雕龙·物色》篇说得更为清楚：“四时之动物深矣…物色相召，人谁获安！是以献岁发春，说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况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哉！”(《文心雕龙·物色》)所论非虚。
在两晋士族田园诗中表达比较多的另外一个主题思想就是爱享乐。西晋的士族阶层对生活的享乐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突出的，甚至起到了极坏的历史影响，其中许多士族文人也随波逐流、推波助澜，写出了一些反映士族阶层享乐生活的作品。当时没有士族的这种享乐之风掀起的过度休闲浪潮，也有不会有作为休闲文学的田园诗发展的未来，田园诗正始在这种对享乐之风进行了修正之后的休闲文学。
第三，诗歌形式化加重。
诗歌形式化是这一个时期的特征，形式化主要体现在语言上辞藻华丽、句式趋向骈偶，加重了诗歌描写的成分。这些形式化的特点，仅仅从拟诗就明显体现了出来，试比较一下《猛虎行》古辞和陆机的拟作《猛虎行》：
“饥不从猛虎食，暮不从野雀栖。野雀安无巢，游子为谁骄。”（《猛虎行》古辞）
渴不饮盗泉水，热不息恶木阴。恶木岂无枝，志士多苦心。整驾肃时命，杖策将远寻。饥食猛虎窟，寒栖野雀林。日归功未建，时往岁载阴。崇云临岸骇，鸣条随风吟。静言幽谷底，长啸高山岑。急弦无懦响，亮节难为音。人生诚未易，曷云开此衿？眷我耿介怀，俯仰愧古今。（陆机拟作《猛虎行》）
古辞只有四个参差不齐的句子，而陆机则改变成整饬的五言长诗，诗歌中间十二句，全行对仗，有流水对、有比喻对、有平列对，其妥帖工稳，对景物的描写也细致生动。
两晋士人的庄园诗也笼罩在形式化的诗风之中，但是形式化的诗风对庄园诗来说不是缺点正好是优点，辞藻的华丽和细致的描写，正是庄园诗中景物描写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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