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司马迁所著的《史记》是文史结合的典范之作，它不仅是一部伟大的纪传体通史，也是一部杰出的传记文学作品。鲁迅先生即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将司马迁与司马相如并举称“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充分肯定了司马迁的文才。对于《史记》这一伟大著作，鲁迅更是称赞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称赞的是作为史书的《史记》，“无韵之离骚”称赞的则是作为文学作品的《史记》。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魏公子列传》是七十列传中最为精彩的篇章之一，明朝学者茅坤曾这样感叹道：信陵君是太史公胸中得意人，故本传亦太史公得意文。本文即从这篇“得意文”入手，通过分析其叙事方法，看司马迁是如何塑造信陵君这位“胸中得意人”的。
此外，《魏公子列传》还与《孟尝君列传》、《春申君列传》及《平原君虞卿列传》形成了战国四公子群传。此四传类而不同，其中信陵君明显受到偏爱，因此可将信陵君与其他三位公子作对比，分析司马迁偏爱信陵君的原因及其背后的价值取向。
一、《魏公子列传》的叙事方法
《魏公子列传》与其他三传最直观的区别在对传主的称谓上，其它三传都以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称呼传主，唯独《魏公子列传》通篇都以“公子”称呼信陵君。由此，不难看出司马迁对信陵君的偏爱。此外，在《魏公子列传》中，司马迁还通过与魏国国运紧密结合的叙事结构、互见法及衬托法等叙事技巧，塑造出了一位近乎完美的理想战国公子。
司马迁蜡像
1. 《魏公子列传》的叙事结构
信陵君和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一样，都是以“养士”而闻名于诸侯，《魏公子列传》也和其他三传一样都是以“养士”为主题的。主题虽同，但《魏公子列传》的叙事结构较其他三传有明显不同。
在《魏公子列传》的开篇，司马迁先是交代了信陵君“为人仁而下士，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不敢以其富贵骄士”的养士态度，随后便将其与魏国国运联系在了一起：当是时，诸侯以公子贤，多客，不敢加兵谋魏十余年。
公子无忌礼贤下士
《孟尝君列传》称孟尝君“倾天下之士”，《平原君虞卿列传》称平原君“倾以待士”，《春申君列传》称春申君“方争下士，招致宾客，以相倾夺，辅国持权”（平原春申二君之语其实是共称四公子），他们虽也像信陵君一样养士，但在叙述之时司马迁并未将他们的行为与国运结合在一起。
信陵君窃符救赵后，心知魏王不会宽恕自己，便令将领带兵回到了魏国，而自己和门客则留在了赵国。此时，司马迁又将信陵君和魏国的国运联系在了一起：公子留赵十年不归；秦闻公子在赵，日夜出兵东伐魏。信陵君在毛公和薛公的劝说之下驾归救魏，魏王授之以上将军印。随后魏国之难被解，史载：公子使使遍告诸侯。诸侯闻公子将，各遣将将兵救魏。
之后魏王中了秦国的离间计，信陵君被免将位后谢病不朝，最终病酒而卒。秦国得知信陵君逝世，当即“使蒙骜攻魏，拔二十城，初置东郡。其后秦稍蚕食魏，十八岁而虏魏王，屠大梁”。由此可见，信陵君的死即意味着魏国的衰亡。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之所以将信陵君和魏国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并非单纯为了突出信陵君的个人影响力，还为突出信陵君之养士是为了大义及国家利益。而在信陵君奔赵及归魏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侯嬴、朱亥、薛公、毛公，他们皆是站在大义及国家利益的角度为信陵君献策。
2. 《魏公子列传》的叙事手法
（1）互见法
互见法是司马迁首创的一种叙事手法，这种手法的产生跟纪传体的体例密切相关。在编年体例中，每个事件都只在时间线内出现一次，但在纪传体例中同一个事件却可能出现在多篇传记中，因此司马迁便创造了“此详彼略，互为补充”的互见法。在具体运用时，互见法还受作者主观意图的干预，比如四公子传以“养士”为主题，一些跟此主题无关的事件则被放到了他传之中。
《魏公子列传》中的信陵君近乎完美，他虽有也有遇事不决的时候，不过很快就在门客的劝说之下采取了最为正确的做法。但事实上，信陵君曾因遇事不决直接导致了魏国相国魏齐的死亡，不过此事并未记载在《魏公子列传》中。
信陵君影视形象
《范睢蔡泽列传》载：（魏齐）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闻之，畏秦，犹豫未肯见……魏齐闻信陵君之初难见之，怒而自刭。说的是魏齐想要投靠信陵君，但信陵君因为害怕得罪秦国而犹豫不决不肯接见魏齐，魏齐得知这个情况后一怒之下吻颈自杀。这样的事件出现在《魏公子列传》中无疑有损信陵君的理想形象，但如果不表明将其记载下来又有为史家“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因此司马迁便采用互见法将之放到了他传之中。
此外，平原君因贪图小利而使赵国陷入长平之战的事件亦放到了《白起王翦列传》中。不过，《平原君列传》的结尾，司马迁还是提及了此事。
平原君画像
（2）衬托法
衬托法是一种古已有之的修辞手法，在叙事类作品中亦可视为叙事手法，其分为正衬和反衬，《魏公子列传》中主要使用的是反衬。在《魏公子列传》中，司马迁先是以魏王反衬信陵君，后又以平原君反衬信陵君。
《魏公子列传》载：
公子与魏王博，而北境传举烽，言“赵寇至，且入界”。魏王释博，欲召大臣谋。公子止王曰：“赵王田猎耳，非为寇也。”复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顷，复从北方来传言曰：“赵王猎耳，非为寇也。”
说的是信陵君和魏王在下棋之时听到赵国来袭的消息，魏王惶恐不安，而信陵君则气定神闲泰然自若，因为早有密探将赵王的动向告知信陵君。此处表面以魏王之“恐”反衬信陵君之镇定，实则以魏王之平庸反衬信陵君之非凡。
信陵君下棋影视形象
此外，司马迁还通过平原君对薛公、毛公的不屑反衬信陵君之识才与爱才。薛公和毛公为赵国境内的隐士，宾客数千人的平原君不仅对他们一无所知，在得知信陵君与他们一同出游后还笑话信陵君为“妄人”。由此不难看出，平原君并没有识才的眼光，其养士只不过是装点门面，而信陵君则有识才的眼光，亦是真心爱士。
二、司马迁偏爱信陵君的原因及其背后的价值取向
在前文的论述过程中，其实已经谈到了平原君身上的两个重大缺陷：其一为利令智昏置赵国于险境；其二为没有识才、爱才之心，养士只不过是为了装点门面。事实上，孟尝君和春申君两人身上亦存在没有识才的眼光及爱才之心的问题。此外，春申君更是因贪图利益导致身死族灭，孟尝君亦曾联合秦、魏、赵三国攻打齐国。下文即从识才养士及维护宗国利益两个方面展开论述。
1. 识才的眼光和所养之士的作用
侯嬴为“大梁夷门监者”，朱亥为“市井鼓刀屠者”，毛公为“藏于博徒”，薛公为“藏于卖浆家”，他们都将自己隐藏在最底层，但信陵君并不因他们身份低贱而轻视他们，这无疑充分展现了信陵君的识才眼光和爱才之心。而侯嬴、朱亥、毛公、薛公四人亦在信陵君遇到难题之时为其指明方向，其中侯嬴和朱亥帮助信陵君窃符救赵，毛公和薛公力劝信陵君驾归救魏，前为大义后为国家利益。
反观平原君、孟尝君和春申君三人，他们要么无识才之眼光、要么无爱才之心、要么根本不愿听取门客的意见，而他们所养之士的作用往往亦并非体现在大义或维护国家利益层面。
平原君“喜宾客，宾客盖至者数千人”，但他却并非真正的识才、爱才之人。毛公薛公在赵国多年被他无视，毛遂在他门下三年亦未引起他的注意。不仅如此，当躄者（腿有残疾之人）要求平原君杀掉笑躄者时，平原君表面上装作轻色重士，心中却骂躄者为“竖子”。当门客因此“去者过半”之后，平原君又杀死美人以谢罪，不难看出他的一切行为实为个人利益所主导。
孟尝君“招致诸侯宾客及亡人有罪者”，他择士的方式可谓是是来者不拒，因此门客中不乏鸡鸣狗盗之徒及为非作歹之人。而他其实亦缺乏爱才之心，《孟尝君列传》中曾以两个“怒”字表明这一点：其一为魏子三反而不致一入时，孟尝君“怒而退魏子”；其二为得知冯谖烧券书之后，孟尝君“怒而使使召谖”。而孟尝君所养之士的作用，往往只局限于为他个人服务，如鸡鸣狗盗之徒帮助孟尝君逃离秦国，魏子自刎而死以证孟尝君无作乱之心，冯谖使薛地之民“亲君而彰君之善声”。
《春申君列传》中称“春申君客三千余人”，但对这“三千余人”的描写非常之少，而且仅有的几次描写都是负面性的。其一为“赵使欲夸楚，为玳瑁簪……其上客皆蹑珠履以见赵使”，说的是赵国使者想在楚国人炫耀，春申君令门客打扮得更为珠光宝气，以此使赵国使者感到羞愧。其二为“朱英知言不用，恐祸及身，乃亡去”，朱英是传中唯一一位为春申君献良言之人，但春申君却根本不听取他的意见。由此不难看出，春申君养士只不过是为了装点门面。
2. 最终的价值取向：是否维护宗国利益
在《魏公子列传》中，司马迁将信陵君的一生和魏国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以此突出信陵君养士的根本目的乃是为了大义及维护宗国利益，而信陵君所养之门客亦正好为为大义及维护宗国利益服务的。因此司马迁称赞道：信陵下士，邻国相倾。以公子故，不敢加兵。颇知朱亥，尽礼侯嬴。遂却晋鄙，终辞赵城。毛、薛见重，万古希声。
而平原君虽被称赞为“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但却听信冯亭邪说贪图小利以致使赵国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因此司马迁叹道：（平原君）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体。鄙语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贪冯亭邪说，使赵陷长平兵四十馀万众，邯郸几亡。
长平之战
综观孟尝君的一生，皆是为个人利益而奔波，而其所养之士与他的关系亦是靠私利所维系的。而他更是因一己私利而令秦相穰侯向秦昭王进言攻打齐国，吕礼因此逃离齐国，但齐国以因此而陷入险境。因此司马迁总结道：靖郭之子，威王之孙。既强其国，实高其门。好客喜士，见重平原。鸡鸣狗盗，魏子、冯暖。如何承睫，薛县徒存！
春申君的一生则可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尽心为楚国利益奔走，后半部分则为维护个人利益而置宗国利益于不顾。楚考烈王无子，春申君竟将怀有自己骨肉的女子献给楚王，最终使自己的儿子被立为太子。因此在《春申君列传》的结尾，司马迁将春申君与嫪毐、吕不韦联系在了一起：嫪毐亦为乱于秦，觉，夷其三族，而吕不韦废。
春申君插画
值得注意的是，《春申君列传》后半部分的原创度其实极低，所用材料和《战国策》中《楚考烈王无子》一子几乎完全一致，这其实亦可看出司马迁本人的态度。
参考文献：
茅坤 《史记钞》
鲁迅 《汉文学史纲要》
司马迁 《史记》
刘向（编） 《战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