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聊斋·叶生》，蒲松龄之自画像也，清人但明伦评：“我读之为之大哭”，是得其骨髓也。据《淄川县志·蒲松龄小传》载：“文章风节著一时”、“新城王渔阳先生素奇其才，谓非寻常流辈所及也”，而在《聊斋·叶生》里亦有“文章词赋，冠绝当时”、“会关东丁乘鹤来令是邑，见其文，奇之”，与之一一对应。可以说，蒲松龄年少成名，却一生困于科场，此小说《叶生》，虽为“聊斋”之文，实则为以血泪书之诗篇，令人读之叹惋。
蒲松龄
正文：
若聊聊清小说如何揭露科举之弊，人必举《儒林外史》以答之，尤其以《范进中举》此一段落，是嬉笑怒骂，鞭挞精准，故鲜有人不知。然而笔者以为，《儒林》似“清明上河图”，吴敬梓以笔之锋利，描绘儒场之百态，虽极为详尽、生动，却缺乏《聊斋·叶生》此类小说以简练笔墨叙写人生哀苦，感情浓烈而沉痛如亲历之妙，赚得人眼泪，颇有直面人生凄凉处之悲剧意味。此二书似为一脉？
昔者，鲁迅先生于《中国小说史略》如此评价二书：《聊斋志异》在清之拟晋唐小说为“专集之最有名者”，《儒林外史》则是为清之讽刺小说“始有足称讽刺之书”者。一在“志怪”，一在“现实”，鲁迅先生区分二书之法，乃是遵从中国古代小说史之流变、历史为主体，以写实主义为衡量准绳，故此二书分在二章，互补相关、互补成为清之小说大貌。鲁迅先生之定评本无多可质疑，然而笔者从现代眼光看，正如蒲松龄《聊斋·自序》所言“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聊斋》一书中“鬼狐之幻”，乃是以冷漠人间为衬，其于当世之讽怨，不下于《儒林》一书。又《聊斋》此书，一半为花妖狐魅，一半为书生科场，题材又与《儒林》为一家，故笔者此文，抛开文学史流变、文学立场，单从文本出发，褒《聊斋》而贬《儒林》，以见蒲松龄之大家风范——
1935年十版 民国毛边本
一、《聊斋·叶生》在叙述上体现“命运”意识，其深刻性高于《儒林》的现象讽刺笔法：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点出了《聊斋》小说的两点特性：1、出于幻域，顿入人间2、花妖狐魅，多具人情。可以说蒲松龄的《聊斋》虽为“志怪”小说，但是早已不同发端于魏晋南北朝之际，以“发明神道之不诬”为旨的《搜神记》之类，其笔下之“异”，多为对“人间”的文学形象化，又从“人”的角度，状写了“命运”的偶然性、悲剧性。
其情节如下：
《聊斋·叶生》讲述了一个唤为“叶生”的书生，文章虽好，却屡试不中，郁郁而终，有愧知己丁乘鹤，死后以魂魄相随，又助丁公之子高中，待回乡探望之际，才发现自己早是已死之人的故事。
为何说《叶生》比《范进中举》深刻？
清朝早期八股文科举《八科考卷文编》
1、以“起笔”论起：笔者以为《聊斋·叶生》第一句颇有深意，具有现代性：
“淮阳叶生者，失其名字，文章词赋，冠绝当时……”
蒲松龄的《聊斋》是“用传奇法，而以志怪”，故开篇介绍多为“姓氏人名+地点+职业、事情等背景”的模式，目的在于交代清楚，即使主人公没有名字，多用“某”“生”等代之，本不会多叙述，如《成仙》“文登周生，与成生少共笔砚”。
然而，《叶生》却赘述了一个“失其名字”，又下文皆“叶生”指代人物，须知蒲松龄笔法以简练著称，如《叶生》中“无何，寝疾”之语，以及在下文“异史氏曰”中言：“天下之昂藏沦落如叶生其人者，亦不复少”，故以上证据，笔者可以断言：“失其名字”，非赘述，是刻意为之之笔，为使人物在小说中具有了不确定性。这是一个在“五四”之后的小说十分常见的手法：以“我”代指一类人。然而蒲松龄这一笔，又更具有超前性：失其名字=此人是谁？读者在阅读审美的期待视野之下，跟随主人公经历大起大落：文章小有名气——郁郁不得志——得到丁公帮助成为科试冠军——又不中——跟随丁公，助子高中——衣锦还乡——才察觉自己早死去。于是人们会发现，说的竟然是自己，这是一种审美的认同，人物和读者成为一个共同体，这是因为——巧妙地叙述之下，升华到了超脱科举的普遍意义，人生的无可奈何，谁又不如同叶生一般，为了一件事情“当局者迷”呢？
范进中举“发疯”
反观《范进中举》，其叙述结构为：中举人前，家贫——中举后，疯了——被胡屠夫治好——众人巴结。叙述只是单纯的一个起伏，其复杂性在于延伸而出的社会状态，并非故事本身。就如同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的评价：“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儒林》一书在中国小说史上，是以写实主义奠定其地位，我们虽然能感慨礼教、科举之下，人性的堕落和坚守，但是总是在文本之外，旁观的视角，无法引起局外人的共鸣。
2、从“疯”这一情节对比二书：《范进中举》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情节，便是范进中举后发疯：
范进不看便罢，看了一遍，又念一遍，自己把两手拍了一下，笑了一声，道:"噫!好了!我中了!"说着，往后一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老太太慌了，慌将几口开水灌了过来。他爬将起来，又拍着手大笑道:"噫!好!我中了!"笑着，不由分说，就往门外飞跑，把报录人和邻居都吓了一跳。
一个落魄穷酸的读书人，一朝中举之后，居然是喜极而疯，于是让人深思背后的深刻涵义——科举制度对于读书人的迫害。这种讽刺笔法是辛辣的，让人在啼笑之余，洞见可悲之处。
那么，相比《叶生》此篇小说呢？其中的“疯”，是“魔疯”，比之“可悲”更深一步，是具有“悲剧味”。简单来说，叶生之疯，是一种执迷。
生凄然曰：我今贵矣。三四年不觌，何遂顿不相识？妻遥谓曰：君死已久，何复言贵？……生闻之，怃然惆怅，逡巡入室，见灵柩嫣然，扑地而灭。妻视之，衣冠履鞋如蜕委焉。大恸，抱衣悲哭。
这是蒲松龄“异”的笔法，以荒诞讽喻现实人间，多少读书人到死也难休，只为一朝功名，纵然如叶生一般有才华，却时运不济，依靠自己学生，才能依靠人情关系，实现胸中抱负，岂不是可笑又可悲？在这种执迷之下，我们似乎又能看到一种隐喻：功名皆虚幻，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而书生执迷，累世难逃此苦。这种“疯”，显然比吴敬梓更让人悲伤。
明清时期的同城科举
二、《聊斋》笔致峭拔婉转，生动传神，在语言上远胜于《儒林外史》
1、六朝骈文灵动之致：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我国语言从很早开始就有了“文”“白”分流的趋势，文言文难以描绘出生动、复杂的人物以及情感世界，最终被白话小说所取代，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诗歌等题材，我们反观《儒林》“范进中举”的片段来看，似乎是细节描摹比《聊斋》更胜一筹。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短篇小说的精悍短小，确是在蒲松龄文言体小说中发挥的淋漓尽致，这又成为了蒲松龄胜与吴敬梓之处。 众所周知，六朝骈文注重语言文字的审美性，在蒲松龄文言小说中，虽大多体现在写景之中，但是《叶生》此篇，也可以找寻一二痕迹：
不意时数限人，文章憎命，榜既放，依然锻羽。生嗒丧而归，愧负知己，形销骨立，痴若木偶。
一言一词，皆为用语凝练，比喻贴切，此笔妙曼，迥出所谓唐宋八大家之外，笔致自然传神，又与六朝骈文蹊径显异，是得其神髓。
相较之《儒林》“范进中举”，语言多用夸张、细节描写等：
来到集上，见范进正在一个庙门口站着，散着头发，满脸污泥，鞋都跑掉了一只，兀自拍着掌，口里叫道:"中了!中了!"
《儒林》的刻画虽然也十分生动形象，但是“散着头发，满脸泥污”，只是流于人视觉所能见，我从这样子的表现再体会出范进的可笑之处，比之《叶生》“形销骨立，痴若木偶”，则《聊斋》一书中更多了一份内心的黯然销魂。《儒林》此处，是中举发疯之态，自然是用力最大之处，但是和《聊斋·叶生》一对比，则显得相形见绌了。
人面木偶
2、述人叙事，凡事件关键之处，人物笑貌皆活现：
《儒林》一书中，“范进中举”最生动的人物非范进，而是前后形成鲜明对比的胡屠夫，通过他举前后的态度变化，可窥见读书人生存环境的冰山一角：
前：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抛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屁吃!趁早收了这心，明年在我们行事里替你寻一个馆，每年寻几两银子，养……一顿夹七夹八，骂的范进摸不着门。后：我每常说，我的这个贤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就是城里头那张府、周府这些老爷，也没有我女婿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你们不知道，得罪你们说，我小老这一双眼睛，却是认得人的。
我们绕过《儒林》语言的通俗性，也绕过《聊斋》的典雅、曲高和寡，这里就可以指出《儒林》的一个瑕疵：语言的繁琐性。举个例子：就好比鲁迅在《孔乙己》中那“排出九文大钱”，一个简练的人物动作，成了孔乙己的留在人心的经典理由，若成了《儒林》这样，将骂骂咧咧的废话一股脑儿抛出，试问，读者会记得人物怎么骂人吗？答案自然否定。
胡屠夫
在《叶生》中，人物的刻画，将动作、语言巧妙地结合，恰恰以少量的字数完成了人物的刻画：
传之卧榻，生持书啜泣，寄语来使：“疾革难遽除，请先发。”
短短几个字，动作——持书、啜泣，可见其内心感动与悲伤，语言——“疾革难遽除，请先发”，和自己动作所呈现的内心，出现了不一致的举动，于是见到叶生内心之悲。这是《儒林》一文所不能做到的。
论《聊斋·叶生》和《范进中举》所呈现的科举弊端的差异性
其实，《聊斋》和《范进中举》之间，所呈现出的科举弊端也是不一样的，当我梦将目光跳脱出范进发疯，叶生离魂的离奇情节，我们发现，《叶生》写了科举制度内的弊端，《范进中举》写了科举制度之外的弊端——
科举试卷
1、从《叶生》看科举体制之内：
首先，科举制度缺乏公正性。《叶生》原文如下：
“值科场，公游杨于学使，遂领冠军。”
这里蒲松龄写得很明白，是丁公以自己的颜面，极力推荐，考官重视了叶生的文章，所以才有了“冠军”。
第二，科举存在主观性。《叶生》如下：
生以生平诵拟举子业，悉录授读。闱中七题，并无脱漏，中亚魁。
可见，叶生遂屡次不中，但是自己的能力，却足以使得自己的学生中榜，个中缘由，可想而知。
第三，科举官可以买，荒唐之极，《叶生》原文如下：
公不忍强，嘱公子至都，为之纳粟。
所谓纳粟，就是捐官，在科举体制之下，穷人，依然是不能有翻身之日的。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所谓科举体制，早已失去了之前选拔人才的功用，无论是对于读书的压迫，以及精神的控制，也不再是贫寒之人一跃龙门的捷径。其体制之弊端，让人心寒。
蒲城清代考院
2、从《范进中举》看科举体制之外：
首先，读书人的贫穷和功利思想。在《范进中举》之中这样子写道：
辞了丈人回来，自心里想:"宗师说我火候已到，自古无场外的举人，如不进去考他一考，如何甘心?"……家里已是饿了两三天。被胡屠户知道，又骂了一顿。
读书人因为读书而贫穷，周围的人瞧不起他，但是读书人一心只想着获取功名，即使是倾家荡产，无米下锅也在在所不惜，可见功利思想之深刻。
其次，科举制度是阶级社会的表现。如之前，在上述提到过的一样，胡屠夫在中举前后的态度变化，可以看出，科举制度制度下，人性是异化，人在环境的支配之下，变得势力，读书的高尚性质也充斥着一股子的铜臭味，当真是可笑。但是这偏偏是社会的主流意识。
财富和读书
最后，以封建王朝为背景的科举制呈现除了剥削的本质：
果然有许多人来奉承他:有送田产的;有人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荫庇的。到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鬟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张乡绅家又来催着搬家。搬到新房子里，唱戏、摆酒、请客，一连三日。
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所有人都希望巴结中举的范进，这似乎和上述的内容如出一辙，但是，我们发现，这些人主动给范进送财富，本来一贫如洗的范进，一下子变成乐钱权兼有的人。人吃人，被吃的人再吃人，这种现象，当真让人心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