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游列国游说诸侯,孟子的待遇和排场要比孔子高大上的多。孔子带着几辆牛车,几十个衣衫褴褛面有菜色的弟子,场面很寒酸,甚至有些悲壮。他们在陈国的边境绝粮七日,饿得眼冒金星,连最忠心耿耿的弟子子路都有点炸毛。而孟子游说诸侯境况就好得多。孟子的身后是几十辆车几百个弟子,气势相当隆重气场相当强大。无论在哪个国家,孟子基本上生活小康,不是高官就是厚禄,在齐国甚至年收入上百万,一下子从贫穷步入现代化生活。
但总有人认为孟子是个吃白食不干实事的江湖骗子——毕竟孟子的仁政和王道无人理睬,不仅从来没有干成过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还不断从一国吃到另一国,起码齐国高官淳于髡就是这样认为的。这样的看法在当时还很有市场,连孟子的弟子彭更都这样认为。彭更认为,种地的农民和手工艺人,辛勤劳动收获努力的成果,是为了养家糊口,而孟子和自己的师兄弟们可都是知识分子,也没有干过什么实事,还整天气势浩大地到处吃白食,这样很丢人。于是他和老师孟子有了下面一场精彩的辩论。
彭更问曰:“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泰乎?”
孟子曰:“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子以为泰乎?”
曰:“否。士无事而食,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羡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舆皆得食于子。于此有人焉,人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而不得食于子。子何尊梓匠轮舆而轻为仁义者哉?”曰:“梓匠轮舆,其志将以求食也;君子之为道也,其志亦将以求食与?”
曰:“子何以其志为哉?其有功于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
曰:“食志。”
曰:“有人于此,毁瓦画漫,其志将以求食也,则子食之乎?”
曰:“否”
曰:“然则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彭更问道:“跟在身后的车几十辆,跟随的人几百个,从这个诸侯国吃到那个诸侯国,不是太奢侈了吗?”
彭更觉得孟子老师很过分,整天带着他们气势宏大地吃吃喝喝,正事一件也没做,这就是吃白食。
孟子也很生气,彭更跟着自己那么久,还是个榆木脑袋,竟然认为自己是个超级江湖大骗子。
孟子说:“如果不正当,就是一篮子饭也不能够接受;如果正当,就是像舜那样接受了尧的天下也不过分。——你说过分吗?”
彭更说:“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觉得,读书人不劳动而白吃饭,是不对的。”
孟子说:“你如果不互通有无,交换各行各业的产品,用多余的来补充不足的,就会使农民有多余的粮食没人吃,妇女有多余的布没人穿。你如果互通有无,那么,木匠车工都可以从你那里得到吃的。比如说这里有一个人,在家孝顺父母,出门尊敬长辈,奉行先王的圣贤学说,来培养后代的学者,却不能从你那里得到吃的。你怎么可以尊重木匠车工却轻视奉行仁义道德的人呢?”
孟子的意思是说,社会是有分工的,有从事体力劳动的人,他们的职责就是从事物质生产;有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他们的职责是生产精神产品,比如教书育人的老师。虽然精神产品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他们的价值不在物质产品之下,这就是客观存在的社会分工。彭更竟然认为只有体力劳动者有权利吃饭活下去,难道从事精神生产的人就活该饿死?或者说你让我这个老师活活饿死?孟子很生气。
而彭更认为,体力劳动者的层次比较低,追求吃饭睡觉好好活着,这很正常,难道知识分子只追求吃饭睡觉好好活着?祖师爷孔子不是说过“君子谋道不谋食”,老师自己也说过“士志于道”吗?彭更果然是个榆木脑袋,搞得好像他不需要吃饭,或者说他每次吃饭的时候都羞愧难当不忍下咽一样。
彭更说:“木匠车工,他们干活的动机就是为了求饭吃。读书人研究学问,其动机也是为了求饭吃吗?”
孟子一想,彭更果然是自己的弟子,学会转移话题了,这讲的是心理动机和客观效果的问题,孟子是个雄辩的哲学家,这样的哲学问题,对孟子来说,“天空飘来五个字,那都不是事”。
孟子说:“你为什么以他们的动机来看问题呢?只要他们对你有效果功绩,应该给他们吃的,那就给他们吃的罢了。况且,你是论动机给他们吃的呢?还是论效果给他们吃的呢?”
彭更说:“论动机。”
孟子说:“比如有一个人,把屋瓦打碎,在新刷好的墙壁上乱画,但他这样做的动机是为了弄到吃的,你给他吃的吗?”
彭更说:“不。”
孟子说:“那么,你不是论动机,而是论效果的了。”
这就是孟子的辩论技巧,他总是能按照对手的辩题,运用归谬法把对手的论点引到一个不合常情荒缪的理论上去,从而证明对方是错的。
这段精彩的辩论,其实是说两个问题。一是社会分工的问题,孟子清醒地认识到,有体力劳动者,叫“劳力者”;有智力劳动者,叫“劳心者”。有了社会分工,社会资源才会互通有无流通起来,社会才会向前发展。第二是动机和效果的问题。儒家学说总的倾向是重动机轻后果,认为只要动机是正确的,至于功利性的效果,基本上可以不去考虑。孟子曾经和梁惠王说过“何必言利”,后来的儒家哲学家就认为孟子是不追求功利的,其实这是对孟子的大大的误会。汉代儒学家董仲舒说:“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认为一个人行为的善恶,主要看他是否出于“义”和“道”的动机。动机好就好,其他的功利东西就不必要了。这种单方面误解了孟子的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坏,导致一些追求功利效果的改革家和实干家成为被人讽刺的对象。王安石一心推行改革以谋求富国强兵之道,据说,他想把八百里梁山泊填平改造成良田,但又找不到那么大的地方来堆放那么大体量的土方和水。他的一个叫刘贡父的朋友告诉他,在梁山泊附近在挖一个八百里的水泊就行了。故事很搞笑,王安石也被讽刺的很惨,从某种意义上说,重动机轻效果是先秦儒家之后儒家文化的一个弊端。
从这段精彩的辩论中,我们知道,孟子是主张效果论的,这个观点与他的“性善论”有深刻的关联。孟子的“性善论”认为,在人的内心中有天赋的与生俱来的四种善端,即人的良心本心,按照这个逻辑推论,人人都可能成为善人。从理论上说,人人的动机都应该是善的,因此没有必要去考虑动机的问题,而只需要看人行为的效果。主张性自私论的法家,在这个问题上,与孟子有惊人的一致。法家认为人人都是自私自利的,在利益面前必然损人利己,动机也必然都是恶的,同样没有必要去考虑动机的问题,只要看人做事的实际效果即可。
这并不是说我们做事不需要考虑动机了,毕竟孟子的性善论和法家的性自私论都是假设。用今天的话来说,动机应该可以叫做目的。一般来说,目的正大光明,人的行为就会沿着正义而行,结果一般来说是好的;人的目的是坏的,一般来说会带来坏的结果。但人生总是充满辩证法,好心可能办成坏事,坏心也有办成好事的时候。比如你见义勇为用力过猛,把本来不犯死罪的人给打死了,这叫防卫过当,好心办了坏事;本来是为了一己之私利,却办成了一件泽被后世的好事,秦始皇为了让自己在地下还有人陪他金戈铁马,搞了规模宏大的兵马俑,现在成了中国文化的瑰宝;隋炀帝为了去扬州看琼花吃喝玩乐,开掘了京杭大运河,却成了打通中国南北水上交通的要道,至今还在发挥重要作用。因此,动机和效果是一对需要我们认真思考、辩证地看的复杂问题。但不管怎么说,树立正确的动机和初心,是我们做人做事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