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孟子说人性本善？

战国是一个崇尚武力、充满杀戮的时代(参见本书上文“为什么东周'的后半期被称为“战国’时代”一题)。孟子曾形容当时的状况,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为了各自的利益和取得战争的胜利,国与国间常兵戎相见,人命像草芥一样下贱,可以被随意践踏。

面对这样一个时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如杨朱认为,人首先要为自己着想,天下之事与我何干,自己过得好最重要,哪怕拔出一根汗毛就可以对天下有利,对自己来说也是不划算的;再如墨子,他提倡“兼爱”,号召停止战争,主张人们要像爱自己的亲人一样去爱别人;又如庄子,对世间纷争抱超然态度,认为与其在这个乱糟糟的现实世界碰撞得伤痕累累,还不如逍遥自在地游走在其中;而孟子则从人性的角度出发,他发现每个人内心深处其实都存在一种光辉的善意。

为了说明“人性本善”,孟子曾举过一个例子:如果有人突然看到一个小孩子掉进深井,他心头一定会本能地、下意识地感到震动,会担心那个孩子的安危,这就叫做恻隐之心。这种心理活动的产生,不是因为这个人和孩子的父母有交情,也不是想得到别人的夸奖,更不是因为讨厌孩子号哭呼救的声音,这是不必通过后天学习而人人生来都具有的。这个侧隐之心就是“仁”的起点和发端,如果能将它推而广之,那么小到个人、大到天下,都可以走向理想的境地。历代的先王就是因为有着这种“不忍”之心,才会采取种种嘉惠百姓的措施,也才有了当时的太平盛世。由此可见,孟子的“性善论”是他的仁政思想的前提和基础。他强烈地希望当时的统治者也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去效法古人,用这种“善”去感召和引导人民。他认为这才是让天下统一安定的根本方法。但这种看似一劳永逸的方法,对于那些利欲熏心的统治者来说,却是难以付诸实践的。就算孟子以中华人文始祖的榜样来激励他们—尧舜和我们一样都是人,他们能做到的我们一定也可以做到的—也依然无济于事。

孟子所处的时代与孔子相比已然有了许多变化,他对于孔子的学说也有一定的取舍和发展创新,但孟子无疑是孔子最忠实的追随者。从史书的只言片语之中,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孟子对于自己未能和孔子生在同一时代(比孔子晚出生约200年)的遗憾之情。他说,自从有人类以来,没有人比孔子对于人心世道的贡献大,如果让我许个愿望,我希望能成为孔子那样的人。孟子在自己的著作中,第一次将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排列起来,成为后世儒家“道统论”的先声。而到明代大儒王阳明那里,又从孟子的学说中发展出“致良知”之学,成为“心学”系统中的高峰。至于《三字经》中开篇的“人之初,性本善”,则是自南宋以后七百多年来蒙童识字时首先便要接触到的。可见,孟子的性善学说虽然在当时无人理睬,但对后世的影响却多么深刻与广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