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三年（1080）正月初一，苏轼在长子苏迈的陪伴下，由御史台差人押赴黄州。二月初一，苏轼抵达黄州，而住哪儿却成了问题。

因朝廷规定，像苏轼这种戴罪异地安置的“官员”，不享受住房、工资、补贴等福利，吃穿住行都得自理。还好城外定慧院僧人相邀，父子二人才有了落脚处，安心等待家人的到来。

能得此清静之所的接纳，实则因由太守徐君猷乐道尚文，特别仰慕苏轼的文采，而给予了照顾。后两人性情相投，视彼此为知己，更多了佳话流传至今。

苏轼贬谪之地黄州，今属湖北黄冈市，依托长江优势，经济文化繁荣，历史悠久浑厚。但在千年前，这里却是偏远、荒芜之所，人烟稀少，物产不丰，百姓生活十分清苦。而被剥夺了官员待遇的苏轼，将如何克服艰苦条件、养活一家老小呢？

此时考虑此问题还尚早，因为家眷还在路上呢。

暂时安顿下来的苏轼，一时间无所事事，作息饭食便同僧人。除此外，他早晚会围着寺院的树林转悠，以散步来消遣，慢慢地，人静心空，思绪沉下来，过去的种种犹如影像放映：少年时的出类拔萃，青年时的意气风发，到如今的窘迫受困，都源于何故、起于何因？

回想起来，在贬谪黄州以前，苏轼虽未在朝堂上大展拳脚，却在地方干得如鱼得水。太守之职，赋予了他最直接的决策、指挥和处理权，因而苏轼治理管辖区时，可以按照自己的思路和步骤去规划和实现，做起来政令通畅，往往事半功倍。所以，在“乌台诗案”发生前，苏轼仕途算是一帆风顺的。对于“乌台诗案”这猝不及防的挫折和打击，还来不及认真思考总结，便风尘仆仆地到了黄州。眼下寄居寺庙，腾出了厘清自己的时间和空间。于是，他开始问自己，有人跌了一跤，躺着怨天尤人；有人摔了跟头，爬起来顿悟了。自己该怎么做？

在定慧院的日子，很悠闲，也自在。苏轼去山林里探幽觅胜，到江那边寻友访朋，坐禅院中听佛问道，他开始真正走进宗教，并尝试由此获得心灵平静和生命安宁。

他在《黄州安国寺记》中道：“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以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

这篇记很有意思，苏轼说自己得罪权贵是早晚之事，究其原因，秉性使然，道不同不相为谋。它流淌在血液中，深种在骨子里，与元气、精神、思想融为一体，不是改革自新就能根除的，迟早会发作，倒不如皈依佛门慢慢洗涤心灵之垢。

所以，他在文中写道：“反观从来举意动作，皆不中道，非独今以得罪者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触类而求之，有不可胜悔者，于是喟然叹曰：‘道不足以御气，性不足以胜习。不锄其本，而耘其末，今虽改之，后必复作，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

当真能“一洗之”吗？苏轼多舛的人生，给出了答案：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苏轼曾说，守其初心，始终不变。既然无法改变初心，那就守护它吧。所以，佛教于他，是精神超然，境界升华；是灵魂依托，生命勘破，更是了然彻悟后的拿得起、放得下。

在黄州的日子，有初心保驾护航，苏轼注定会过得有滋有味、肆意洒脱，这才是那个本真率性可爱的他。

五月二十九日，家眷抵达黄州。得太守礼遇，一家人搬进了临皋亭。这是一座官府水路驿站，人流不大，几间陋室，足以存身。有家，就得过日子。日子，就是柴米盐油。好在夫人王闰之善持家、会打算，她将所有财物做了统筹规划，以确保家人能暂时衣食无忧。当然，苏轼也参与其中了。他在与秦观的信中自豪地推广了这种“精打细算”的做法：“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此贾耘老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岁有余，至时别作经画。水到渠成，不须预虑，以此胸中都无一事。”苏轼说，用如此办法，足可以支撑家计一年有余，待钱物用尽时，自有办法解决，不必过分担忧。

无事于心，无心于事，苏轼又至一新境界也。

日常用度安排好了，苏轼便开始改善居住条件，二十多口人挤在潮湿狭窄的临皋亭也不是个事儿。于是，经朋友帮助，终得官府批给一块五十亩的废弃坡地，美其名曰“东坡”，他遂以“东坡居士”自谓。“东坡”上有座亭子，有旧屋三间，苏轼于下方再建房舍五间，于隆冬竣工。他又将厅堂四周漆得白如雪，适时雪花纷纷扬扬，远处一瞧，屋外屋内浑然一色，于是房屋得“雪堂”雅称。自此，“雪堂”就成为苏轼宴请宾客、修身养性的精神之所。

与此同时，他还在“东坡”上开垦出十亩农场，做好了自耕自种、当好农人的长远准备。

从官员到农民，从知识分子到体力劳动者，从文学家到老百姓，挽起裤腿、撸起袖子、戴上斗笠的苏轼与农人无异，他把精力转移到了栽秧耕种、筑坝养鱼、植树摘果等农活上。请教老农农技，搜集优质菜种，寻找活水源头，修理茶树果蔬，忙得不亦乐乎，虽累却充实无比。

有时，或行于乡间小路，或走在田垄地头，或黄州城里来去，无人知是苏轼，他同所有农人般，扛着锄头晚归，遇到乡邻闲聊，碰见稚童逗笑，遭遇歉收发愁。摘去“冠冕”的苏轼，生活简单如许，他在《东坡》中说：“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

后人称赞苏轼豁达、开朗、天真、豪情，实则是说他于何时何境下所展现出的生活态度和生命姿态，就像他在黄州时创作的文学作品，无一不透着恣意洒脱，奇雄豪迈、格局天成，篇篇精绝，令无数才子竞折腰。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劳作的辛劳，生活的艰难，日子的困苦，在苏轼笔下，却只是轻描淡写、意趣盎然、生机蓬勃。避朝廷之机锋，遁江湖以致远。当下，正是人间好时节吧。

很多人喜爱苏轼，便是从黄州这一段开始的。三年时光，他到底有多少令人们津津乐道的逸闻趣事呢？

先得从交友说起。有人说，要看一个人的魅力，直接看他的朋友圈就一目了然了。苏轼的朋友圈在“乌台诗案”中暴露了个底朝天，他以戴罪之身来到黄州，还有人敢亲近他吗？答案是肯定的。苏轼到了黄州后，很多朋友不远千里来看他、陪他，甚至有人就在黄州“等”着他。譬如陈慥就住在岐亭北，两人没事就在一起吹吹牛、聊聊天。譬如黄州太守徐君猷和武昌太守朱寿昌，有了好酒好肉便会叫上苏轼一同享用。譬如追随苏轼二十多年的“真爱粉”马正卿，是他帮苏轼争取到了五十亩东坡地。譬如四川道人杨世昌，在黄州与苏轼论道一年有余，此人也是《前赤壁赋》中所描述的吹笛之人。譬如和尚参寥，从杭州来与苏轼说佛讲禅。譬如在“雪堂”与苏轼谈书论画的年轻的米芾。又如苏辙的几位女婿轮番来探望他……

在苏轼的笔下，邻居们也那么天真可爱。他与邻居庞大夫、郭药师、潘酒监、农夫古某等成为好朋友，与他们说话、做事时很是不拘小节。他吃到刘监仓家中的酥饼，觉得味道不错，便问：“饼这么酥脆，有名吗？”答曰：“没名呢。”“那就名‘为甚酥’吧。”还有一次，他到潘酒监家饮酒，入口只觉味酸，便脱口而出道：“这酒肯定是做醋时放错了水吧？那就叫‘错著水（放错水）’吧。”说话不经大脑，做事不懂圆滑，在朋友面前，苏轼大大咧咧、咋咋呼呼，情商低到了极点。也许就是这般真情流露，苏轼才能与名流显贵、村夫野老、和尚道士、歌伎农妇成为挚友，用他自己的话说便是：“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见谁都是好人，心思单纯，性情天真，这便是苏轼的可爱之处吧。

苏轼在黄州，被好友挂记，也被朝堂之人关注，神宗皇帝也对他多加留意。有次神宗正在用饭，忽闻苏轼病逝，陡然心情低落，进食再无滋味，连忙传召朝中一大臣（苏轼亲戚）询问。传召之急迫，足见神宗对苏轼的关爱程度。后证实苏轼只是得了病，几月未出门，待身体好后出了“雪堂”，谣言才终止。

苏轼很是好玩。黄州附近的山山水水，他都踏遍了。时临长江凭栏眺，或宿江上观夜月，又往寺庙寻静谧，偶攀赤壁望沧海……他着短褂，穿芒鞋，拄竹杖，披蓑衣，朴素又接地气，让人顿生好感。

苏轼喜好小酒，时常醉酒。有次从城里返回“雪堂”时，有段黄泥路不好走，醉意正酣的苏轼却挥毫写下了《黄泥坂词》：“归来归来兮，黄泥不可以久嬉。”苏轼绝大多数的佳作都源于偶得和顿悟，与生活息息相关。

还有一次，苏轼独自乘舟在江上喝酒，酒酣处诗兴大发，偶得佳作《临江仙》：“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不承想，有好事者歪解了“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以为苏轼要驾舟跑路了，害得太守大为吃惊，生怕苏轼从自己的地盘上消失而无法向朝廷交代，赶紧前往“雪堂”一探究竟，却见苏轼正鼾声如雷。后来，这谣言又传到宫中，不知神宗作何想，许是见怪不怪了吧？不按常理做事，不按套路作诗，苏轼总是这么让人欢喜让人忧啊。

苏轼道：“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美食于苏轼，是爱好，是逸趣，更是乡愁，因为他总能将家乡的风味传播得很远很远。在黄州那几年，苏轼发明了很多美食：东坡肉、东坡鱼、东坡羹等。但美食再好，也不能贪嘴，苏轼就在《节饮食说》中说：“东坡居士自今日以往，早晚饮食，不过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馔，则三之，可损不可增。有召我者，预以此告之，主人不从而过是，乃止。一曰安分以养福，二曰宽胃以养气，三曰省费以养财。”食有量，酒有度，方是养身养气养福之法。守度、有度，何尝不是人生大学问呢？

贬谪的日子虽清苦，苏轼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心灵满足，仿佛来到了方外世界：“有屋五间，果菜十数畦，桑百余本。身耕妻蚕，聊以卒岁也。”

黄州于苏轼，是收获，是蜕变，是升华。他能在艰苦的环境中，能把控生活幸福感，追寻精神超越感。同时，他还不忘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当知道当地有杀婴恶俗时，愤而写了一封《与朱鄂州书》：“天麟言：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尤讳养女，以故民间少女，多鳏夫。初生，辄以冷水浸杀，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闭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嘤良久乃死。有神山乡百姓石揆者，连杀两子，去岁夏中，其妻一产四子，楚毒不可堪忍，母子皆毙。报应如此，而愚人不知创艾。天麟每闻其侧近有此，辄驰救之，量与衣服饮食，全活者非一。既旬日，有无子息人欲乞其子者，辄亦不肯。以此知其父子之爱，天性故在，特牵于习俗耳。”

杀婴是灭绝人性的恶习，在请求官府制止的同时，苏轼还全力组织了一个救儿会，邀请正直、热心、善良的人士加入会中，共行善举。他们推举有爱心、善心、慈悲心的古某担任会长，向各方募集救助金，用于给贫困婴儿购买米、衣服等必需品。同时走村串户开展贫困孕妇调查，允诺她们如果将婴儿照顾好，便会赠予孩子生活用品。苏轼还带头捐款，并加大了救助力度，让更多的新生儿获救并成长。在自身生活窘困的情况下，在无公文签署权和行政干预权的尴尬中，苏轼仍然关心百姓、关爱生命，行义举，做善事，初心不改，不忘使命。

在黄州的几年是苏轼最快乐的日子，他将自己置身于简单中，他将心灵放飞于山野间，他将每一天都过得热气腾腾。他向邻居讨了果树苗，想着明年就会开花，之后便会挂上果子了吧。他想，如此过也是极好的。以至于来了一道诏书让他挪一个好地儿，他都纠结着要不要就此拒了皇帝的好意。

考虑再三，苏轼承了神宗美意，作别亲手垒砌的家园，作别黄州的山水，作别相送一程又一程的邻居好友。此刻的心情，真是“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