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被奉为“亚圣”，堪称古往今来最接近孔夫子形象的大儒。战国时期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地位仅次于孔子，与孔子并称“孔孟”。宣扬“仁政”，是最早提出“民贵君轻”思想的人。
孟老爷子体格健壮，活了八十多岁，他的后半生不是在向诸侯兜售治国理念，就是在与人辩论。
虽说，孟子一辈子没能跻身仕途，但是，他的美名却流传到大江南北，公元前336年，正值壮年的孟子游历魏国，顺路向魏惠王推销自己的治国方针。惠王亲切地问道：“孟轲先生不远万里来到我国，不知先生对魏国有何看法？如何才能让魏国发展得更富强呢？”
孟子不屑地说道：“大王为何张口闭口不离利益呢？我一生奉行仁义之道，眼中唯有仁义二字。君王喜欢说经济发展，名门望族则喜欢讲家族利益，就连平头百姓都喜欢谈赚钱。天下人为了追求利益二字，锱铢必较勾心斗角，长此以往于国家何益？倘若，人人都像我一样追求仁义，那么，每个人都会变得有爱心，充满道义精神，这样百姓才不会把统治者抛诸脑后。”
魏惠王点了点头：“你说得对。”随后，便将孟夫子随意打发走了。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孟夫子堪称“尬聊”专家，几句话就让魏惠王失去了聊下去的兴趣。道不同，不相为谋，魏惠王无言以对，只能应付几句：“孟先生所言甚是。”潜台词则为：“孟先生请你走人。”
“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句话说得非常漂亮，也是人们对于道德素养的终极追求。这种话孟夫子说过无数，每句话都是道德准则的标杆。然而，治理国家涉及到每个国民的根本利益，逐鹿中原则会触碰到统治阶层的切身利益，抛弃利益二字的方针只是一纸空谈罢了。
想要在春秋战国立足，靠的是经济、军事、政治，是综合国力，而非仁义。纵观儒学思想，利益和仁义似乎永远站在对立面，鲜有统一的时候。其他大儒都在追求利益与仁义之间的完美平衡，唯孟夫子走向极端，甚至，连“利”这个字都成了大忌。所以说，孟子贵为“亚圣”，但是，他的思想在当时根本没人买账，不论是追求权势的君王还是追求小利的老百姓皆是如此。
历史上有思想家真正做到“言义忘利”吗？恐怕唯独墨子曾身体力行。
然而，墨子之后，墨者们逐渐转型，逐渐偏离了墨子的“原教旨主义”。为什么以身作则的墨家子弟会选择转型呢？不是他们缺乏毅力，而是连生活在底层的劳苦大众都无法长时间奉行墨家思想，过着比乞丐更苦的生活。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没有利益为基础，所谓仁义皆为空谈，只是伪命题罢了。如果不承认这点，哪怕名声盖过“亚圣”，也难以在社会立足。
公元前319年，孟夫子再次来到魏国，觐见魏惠王的儿子魏襄王。孟夫子离开王宫后对别人说：魏襄王一点君王的样子都没有，根本无法让人心生敬意。魏襄王始终一语不发，却在我说话时插嘴问，如何才能让天下和平？我回答，只有统一一途才能让四海升平。魏襄王又问，谁有资格统一天下呢？我说，只有不喜欢杀人的人才有资格统一天下。
他又问道，那么谁会希望有这样的君王呢？我回答，普天下所有黎民苍生都希望。你见过稻田里的庄稼吗？倘若，七八月里遇见旱灾，这些庄稼均会枯萎。但若天降骤雨，庄稼便会起死回生，青绿一片。庄稼的生死皆由天定，这是谁都不能阻止的。这时的孟夫子已五十三岁，他的话仍毫无营养。魏襄王刚刚上位，此前魏国从未停止过战乱，国家动荡不堪，百姓民不聊生。
孟夫子说，只有不喜欢杀人的人才有资格一统天下，可笑的是，百年后嬴政用切身行动告诉孟夫子：“我喜欢杀人，但我统一了天下！”
说到这，可能有朋友会问了，为何孔孟之道在西汉以后被树为一尊？
原因很简单，此一时彼一时，天下大统后，统治者希望人民奉行仁义的思想。然而，在春秋战国时期，钱、粮、兵才是诸侯立足的根本，儒学思想不值一文，反倒是维护权威的法家更加符合统治者的口味。史籍中对魏襄王的态度并无记叙，笔者认为，魏襄王恐怕像他的老爹一样哭笑不得，面对满口仁义的孟夫子，自己根本不能杀掉他，否则，会影响魏王的名声。
同时，自然也不能重用他，因为，用仁义思想治理魏国为时尚早。最终，魏襄王只能好好招待老先生，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敷衍孟子，早日将他送走。
直到汉儒董仲舒继承其说，汉武帝则将“仁义”作为了传统道德的最高准则。到了宋代以后，由于，理学家的阐发、推崇，“仁义”成为传统道德的别名，而且，常与“道德”并称为“仁义道德”，与“礼、智、信”合称为“五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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