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君出塞的故事千古流传。昭君出塞，是喜剧还是悲剧？昭君出塞以后历代的文人墨客各有各的看法。
王昭君(约前52年-约8年)，名嫱，字昭君，乳名皓月，西汉南郡秭归人，今湖北省宜昌市兴山县人，西汉元帝时和亲宫女，与貂蝉、西施、杨玉环并称中国古代四大美女，是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落雁，晋朝时为避司马昭讳，又称"明妃"、王明君。历史上昭君出塞的利好是，维护汉匈关系稳定了半个多世纪。
一、历代吟咏王昭君主题诗歌的历史渊源
王昭君的故事，最早见于《汉书匈奴传》：“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上谷以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卒吏，以休天子人民。”
王昭君塑像
又据《西京杂记》记载，汉元帝因后宫女子众多，就叫画工画了像来， 看图召见宠幸。宫人都贿赂画工，独王昭君不肯，所以她的像被画得最差，不得见汉元帝。后来匈奴来求亲，汉元帝就按图像选王昭君去，临行前才发现昭君优雅大方、容貌最美，悔之不及，追究下来，就把毛延寿、陈敞等许多画工都杀了。
从西晋石崇的《昭君辞》开始，王昭君的故事开始进入到历代文人的吟咏中。唐代以前的昭君诗就已经有19首。至于唐人所作就更多了，单是以《王昭君》、《昭君怨》、《昭君辞》、《明妃曲》为名的乐府歌辞便有五十多首。
于是，后世多情的诗人，各自按照自己的想象，来描绘塑造着王昭君的形象，通过她凄美的故事，寄托抒发自己内心复杂的情感。但诗人的立意，诗歌的主题，无论如何翻新斗奇，终究难以超出以下两种模式：或是肯定昭君出塞的合理性，或是对这一悲剧加以谴责否定。
昭君出塞图
如唐代张仲素的《王昭君》：“仙娥今下嫁，骄子自同和。剑戟归田里，牛羊绕塞多。”；唐代汪遵的《昭君》：“汉家天子镇寰瀛，塞北羌胡未罢兵。猛将谋臣徒自费，娥眉一笑塞尘清。”这两首诗都是站在史学的立场上，着眼于王昭君出塞的政治现实利益，由此生发出赞颂的主题。
二、历代吟咏王昭君主题诗歌的类型
后世的诗人们，以他们特有的敏感和悲天悯人的情怀，用诗歌的形式吟咏，对王昭君寄寓了无限的同情与哀怜。这一类的昭君诗歌主题分为二种。
01以悲哀怨思为主题
历代的咏昭君诗，大部分可以归属此类，如石崇、沈约、陈昭的《昭君辞》，李白、令狐楚、崔国辅、郭元振的《王昭君》、王偃的《明妃曲》等。这些诗歌或者以空间的间隔，写昭君的垂泪离别、塞路之悲；或者以强烈的对比，暗示昭君胡汉永隔的痛苦，或者以景托情，写昭君在边塞荒漠的郁郁思归。
王昭君塑像
写的较为含蓄深刻的，是储光羲的《明妃曲》“日暮惊沙乱雪飞，傍人相劝易罗衣。强来前帐看歌舞，共待单于夜猎归。”诗歌以惊沙乱雪烘托出边塞凄寒荒凉的氛围，截取具体的日常生活片段，写昭君以夏事夷、事与愿违，却又不得不强颜欢笑。寥寥四句，丰富而深刻地展现了昭君内心复杂的情感世界。
02以谴责讽谏为主题
诗人们在对昭君的不幸遭遇表示出极度的同情之外，又进而质询探讨造成这一悲剧的现实根源，从而使昭君诗生发出谴责讽谏的主题。受贿的画工毛延寿首当其冲，成为千夫所指，不断地遭受他们的唾骂。
如唐代诗人崔国辅的《王昭君》其二：“一回望月一回悲，望月月移人不移。何时得见汉宫使，为妾传书斩画师。”；而唐代诗人白居易，则将斥责的锋芒直指汉元帝，以昭君的口吻委婉地讥讽元帝的荒淫好色：“汉使却回凭寄语，黄金何日赎娥眉？君王若问妾颜色，莫道不如宫里时。”
王昭君蜡像
当然，也有人将昭君的悲剧归结为红颜薄命，如唐代诗人刘长卿的《王昭君歌》“自矜娇艳色，不顾丹青人。那知粉绘能相负，却使容华翻误身。上马辞君嫁骄虏，玉颜对人啼不语。北风雁急浮云秋，万里独见黄河流。纤腰不复汉宫宠，双蛾长向胡天愁。琵琶弦中苦调多，萧萧羌笛声相和。谁怜一曲传乐府，能使千秋伤绮罗。”
及至北宋，随着长期的积贫积弱、内忧外患，以及文化领域内儒学的全面复兴，昭君诗也由于本身题材的敏感，而使得诗歌主题中的民族意识和儒家诗教色彩愈加浓厚。如北宋郭祥正《林和中家观画卷五首其四·昭君马上图》：“飘飘秀色夺仙春，只恐丹青画不真。能为君王罢征戍，甘心玉骨丧胡尘。”
王安石画像
又如北宋高似孙《琵琶引》“人生聚散难为别，何况匆匆作胡越。梅梢带雪下昭阳，明朝合隔关山月。长城不战四夷平，臣妾一死鸿毛轻。回凭汉使报天子，为妾奏此琵琶声。长安城中百万户，家家竞学琵琶谱。酸声苦调少人知，食雪天山忆苏武。西风吹霜雁飞飞，汉宫月照秋丰衣。嫖姚已死甲兵老，公主公主何时归。”
在这二首诗中，昭君一反前代诗人所吟咏的可悲可怜的弱女子形象。她不再是被历史所践踏的无辜个人，而是一位勇于为人主分忧、为国家解难的民族英雄。诗歌的主题是赞颂，赞颂了昭君出塞是自觉地牺牲小我，以个体的幸福换得国家社会的安定，赞颂了昭君内心自觉的伦理意识和道德观念，而非局限于一己得失欢戚的哀怨悲鸣。
昭君出塞图
三、王安石《明妃曲二首》的创作背景
王安石的《明妃曲》作于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诗歌的创作与大约同时发生的两件事情密切相关。首先是嘉祐四年（1059）初王安石上《万言书》一事。《上仁宗皇帝万言书》是王安石积十几年的学识和从政经验，历经深思熟虑之后所写的一篇经天纬地的大文。
文章对北宋当时存在的种种社会弊端，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剖析，并提出了一系列改良的方法，体现了王安石深厚的学识和高远的抱负。遗憾的是，这次上书并未引起宋仁宗的重视，反而使执政大臣为之不悦。洪迈《容斋随笔·四笔》卷四谓：“王荆公议论髙奇，果于自用。嘉祐初，为度支判官，上《万言书》。……当时富、韩二公在相位，读之不乐，知其得志必生事。”
昭君出塞图
在这种情况下，王安石心中充满了失望与失落。士大夫自古既有的怀才不遇的落寞情怀，自然凝聚心中，从而也就难免大起思古之幽情，以诗歌传统中“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对历史上那位虽然明艳无双却不为君王所知的王昭君加以吟咏了。
其次，王安石在诗歌中所强调的“知心”，除了君臣遇合的涵义外，还有朋友之间相知相契的一面。嘉祐四年（1059）六月，诗人王令去世。王令是王安石的姻亲，更是他的生平知己。对于他的英年早逝，王安石悲痛不已，先后写下了《思王逢原》、《思王逢原三首》等诗歌。其中云：“我思谁能谋，我语听者谁”、“便恐世间无妙质，鼻端从此罢挥斤”、“妙质不为平世得，微言惟有故人知”。
王昭君塑像
这些诗句足以说明王安石写作《明妃曲》前后的心态。满腹经纶却不为当权者所赏识，最能了解自己的生平知己又在此时去世，于是，类似庄子对惠施的痛悼之情与王昭君流落塞外的落寞，也就自然而然地交融在一起，发之于吟咏唱叹。
四、王安石《明妃曲二首》的巨大影响
昭君出塞的故事，经过历代传诵，内容越来越丰富。有悲挽昭君的，有怨恨毛延寿的，有讥讽汉元帝的。而王安石创作的《明妃曲二首》却能别出心裁，独辟蹊径，影响颇大，就连当时的文坛名家梅尧臣、欧阳修、司马光、曾巩等人也都写诗唱和。
王昭君塑像
与上述所举的诗歌相比，王安石的《明妃曲二首》显得卓然不群、独树一帜，表现出鲜明的创新。首先体现在其诗歌主题对个性意识的张扬上。为了更好地分析问题，现引其诗如下：
其一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角垂。
低回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
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未曾有。
仪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
一去心知更不回，可怜著尽汉宫衣。
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
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
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其二
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辆皆胡姬。
含情欲说独无处，传于琵琶心自知。
黄金捍拨春风手，弹看飞鸿劝胡酒。
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
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
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
电视剧王昭君形象
从历代昭君诗歌的演变来看，王安石的《明妃曲二首》，无疑创立了一种崭新的创作典范，其主要特色，就是诗中议论倾向的明显增强。与前代的咏昭君诗相比，尤其是与唐代诗人咏昭君诗相比，这种典范并不仅仅局囿于昭君的本事，把昭君作为吟咏抒情的对象，而是把她当作议论的题材，宏论滔滔的决口，使得诗歌中抒情色彩的相对减弱，说理与思辨的意味却明显增强。
这种崭新的昭君诗歌典范乍一确立，便立即引起了当时诗界的轰动。一时文坛名宿如欧阳修、司马光、梅尧臣等，纷纷写诗唱和。在这些唱和之作中，已经鲜明地流露出宋诗自己的风貌。
内蒙古呼和浩特王昭君博物馆
欧阳修《明妃曲和王介甫作》
汉宫有佳人，天子初未识。一朝随汉使，远嫁单于国。绝色天下无，一失难再得。虽能杀画工，于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汉计诚已拙，女色难自夸。明妃去时泪，洒向枝上花。狂风日暮起，飘泊落谁家？红颜胜人多薄命，莫怨春风当自嗟。
曾巩《明妃曲二首·其一》
明妃初出汉宫时，秀色倾人人不知。何况一身辞汉地，驱令万里嫁胡儿。喧喧杂虏方满眼，皎皎丹心欲语谁？延寿而能私好恶，令人不自保妍媸。丹青有迹尚如此，何况无形论是非。穷通岂不各有命，南北由来非而为。黄云塞路乡国远，鸿雁在天音信稀。度成新曲无人听，弹向东风空垂泪。若道人情无感慨，何故卫女苦思归？
湖北兴山县昭君故里宝坪村王昭君塑像
这二首诗都是以昭君出塞为题材，但诗人却并没有局限于事件本身，而是借此生发出去，表达自己对人生、社会一些问题的深思。如欧诗“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具有对现实政治鲜明的批判性，而曾巩则由昭君被画工所误一事阐发出是非难论、穷通有命的道理。这与杜甫的《明妃曲》、储光羲《明妃曲》等刻意追求的含蓄深婉、一唱三叹的抒情神韵显然是大相径庭的，而这也正反映出唐宋诗歌在整体风貌上的差异。
五、王安石《明妃曲二首》为什么会引起后世的巨大争论？
由于王安石的《明妃曲二首》命题新颖，遭致纷纷议论，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从北宋李常、黄庭坚开始，由范冲引起争论的导火线，直到当代朱自清、郭沫若、程千帆、邓广铭、漆侠等诸位文史大家，都被王安石的《明妃曲二首》吸引，加入到这一争论中，各抒己见。
内蒙古呼和浩特昭君墓
那么，王安石的《明妃曲二首》引起关注和争议的焦点在哪里呢？从历代的评论、研究来看，主要是对诗中“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和“人生失意无南北”这三句诗歌思想的理解上，即：这三句诗歌的思想内涵是什么？它是王安石本人思想的真实反映呢，还是诗人为了翻案而故作新奇之论？诗中表达的思想为什么会引起跨越千年的争论？
王安石的《明妃曲二首》为何会引起后世巨大的争论？除了王安石本人在北宋历史上因“熙宁变法”惹来极大的争议以外，所咏的昭君又是家喻户晓等因素以外，最关键的地方在于，《明妃曲》所表达的君臣观，与北宋中期以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中的君臣观，存在着尖锐的冲突和对立。
内蒙古呼和浩特昭君墓
或者可以这样说，对当时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来说，《明妃曲》是一种潜在的挑战。朱弁、范冲、罗大经等人对《明妃曲》的批评，如谓“今之背君父之恩，投拜而为盗贼者，皆合于安石之意”、“推此言也，苟心不相知，臣可以叛其君，妻可以弃其夫乎”等等，并非无中生有。问题在于，他们是以另外一种君臣观，即以一种以“一臣不事二主”为核心的君臣观来看待这首诗歌，并进而批评王安石的。
“一臣不事二主”的思想源自于法家。自西汉以来，一直存在着一种试图把它熔铸到儒家意识形态中去的思想倾向，但无论从思想还是实践层面上，都未能获得成功。
北宋立国以后，宋太祖、宋太宗试图通过各种制度、言论等渠道，将这种忠臣不事二主的气节观建设成君臣关系的核心，并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新兴士阶层的拥护。比如欧阳修在修《五代史》时，就因冯道未能尽忠于君主而改仕新朝，斥之为“无廉耻者”。对此，王安石是不以为然的，认为欧阳修的作法“甚无谓也”。
内蒙古呼和浩特昭君墓
从北宋中期开始，以二程为代表的理学兴起。二程等人将君臣关系上升到宇宙本体的角度予以强化，“君道即天道也”，“君德即天德也”。他们认为臣子为君主尽忠，本身便是“道”，是天理的体现；也就是说，忠君本身便是行道，在忠于君主之外，并不存在另外的道等待臣子去实行。
而对王安石而言，从道与从君是两个概念，在某种极端特殊的场合下，比如改朝换代或者君主昏庸等，可以分离。但在二程等理学家看来，二者却是始终一致的。对于君主，人臣应该绝对地尽忠，而不应该离开，这既是世间的伦理，也是宇宙间的天理之体现。
宋室南渡以后，理学开始从社会边缘逐渐占据了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这种“一臣不事二主”的君臣观，也逐渐成为士人群体中的共识。而先秦儒家“从道不从君”的精神，反而湮没不彰了。
内蒙古呼和浩特昭君墓
南宋以后，对王安石的《明妃曲二首》批评最为严骘的范冲和罗大经，他们就是从理学家的君臣观出发的。所以，近代以前对王安石《明妃曲》的批评，其实质是思想史上两种不同的君臣观、气节观——先秦“从道不从君”与理学家们“从君即是从道”的对立与交锋。
六、王安石《明妃曲二首》的思想主题
王安石通过昭君出塞的故事，在诗中表达了自己对君臣关系的认识：对于一位儒家士人来说，君主信任、理解和重用自己，能够使自己顺利地实施伟大的理想和抱负，这才是最重要的（知心）。至于侍奉那一位君主，是匈奴的君主也好，汉人的君主也罢，与是否“知心”相比，是次要的。
冯道周旋于五代，曾经身历四朝，辅相十二位君主。在王安石看来，这种行为并不妨碍冯道“如诸佛菩萨”。因为他能“屈己以安人”，在担任宰相期间，“直言敢谏”，“救护百姓”，“端正士风、文风”，“保护传统文化”。
湖北兴山县昭君故里宝坪村王昭君塑像
显然，在君臣关系上，王安石坚持的是先秦儒家“从道不从君”的原则。即，对于一个儒家士人来说，有一个更高的理念“道”，是高于对君主的“忠”的。这个“道”便是儒家之道，包括内在的修身和外在的济世安民等。对于臣子而言，最重要的不是对某一位特定君主尽忠死节，而是“从道不从君”。只要能够行道，“正在安人而已”，那么，人臣便不一定要为某一位君主尽忠死节，他可以在适当的时候，选择自己尽忠的君主，甚至在特殊的情况下革君主的命。
如他解释《周易·乾卦》“九三”道：“忠信，行也；修辞，言也。知九五之位可至而至之，舜、禹、汤、武是也，非常义也，故曰‘可与几也’。知此位可终而终之，伊、周、文王是也，可与存君臣之大义也。”
《乾卦》中的九三是臣子之位，九五是君主之位。王安石认为下卦中的九三可以升至上卦的九五，人臣可以取代君主，并且以历史上的舜禹禅替、汤武革命为证。这无疑是对孟子“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等先秦儒家革命思想的继承。
内蒙古呼和浩特昭君墓
由此，我们来看《明妃曲二首》，诗中潜藏的言外之意便更加清晰了。不管是那一位君主，汉主也好，单于也罢，最重要的是能够理解、信任自己，给自己提供济世安民行道的机会（人生乐在相知心）；否则，“人生失意无南北”。这与孟子所谓的“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为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之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在精神实质上是相通的。
南宋的邵博一语点破了王安石对冯道的评价和《明妃曲》中所表达思想的相通性。他在《邵氏闻见录·卷十》中说：“王荆公非欧阳公贬冯道，按道身事五主，为宰相，果不加诛，何以为史？荆公《明妃曲》云：‘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宜其取冯道也。”
七、结语
王安石的《明妃曲二首》，具有古体叙事诗的鲜明特色，采用叙述、描写与议论相结合的手法来刻画人物内心活动，语言简洁凝练、生动形象，议论精辟，充分体现了宋诗“以议论为诗”的特点，细细品读，能让人感受到其中深刻的人生韵味。
湖北兴山县昭君故里宝坪村王昭君塑像
在前人众多以昭君出塞为题材的作品中，往往是把昭君的出塞和亲视为悲剧，落笔处不是批判画工毛延寿对昭君形象的丑化，就是描写昭君在塞外的思乡念国，顾恋君恩。
而王安石的《明妃曲二首》却能抛开旧见，把昭君出塞的原因直接归咎于汉元帝的昏庸无能，立意别致，堪称佳作。同时，王安石也借咏叹历史人物王昭君的遭遇，对历代封建王朝扼杀人才表示不满，抒发了作者自己被排斥，不为仁宗所重视的愤慨。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对于王安石诗的看法是“不袭前人”，在我看来，王安石《明妃曲二首》不仅“不袭前人”，甚至超越了前人。不论是从立意、艺术手法，还是从内涵意义等方面，它在以昭君为题材的浩瀚作品中，散发着独特的光辉与魅力，具有着独特的艺术价值，值得我们进一步的研究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