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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妃即王昭君。这位两千多年前出塞的昭君,还作为一个艺术形象,为古往今来的诗人、艺术家所歌咏和表现。据不完全统计,历代歌咏昭君的诗,至今还存七、八百首之多。
王安石的《明妃曲》便是其中的优秀之作。这两首诗歌(本文只讲其一)一反传统老调,翻出了新意,表现出较高的思想境界。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
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
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
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最早将昭君事引进诗歌的,大概要算西晋的石崇了。石崇在《王明君辞并序》里,对昭君的形象与命运作了悲剧性的渲染。“仆御涕流离,辕马悲且鸣。哀郁伤五内,泣泪湿朱缨”。随行人员为离开汉室而流泪,马也仿硼解人意而悲惨嘶鸣。昭君本人则因哀伤郁抑而五内俱裂,泪水湿透了帽子的红丝带。作者认为昭君“昔为更中玉,今为粪上英”,远嫁匈奴,如鲜花插于牛粪,流露出一定的民族偏见。石崇以后的咏昭君诗,尽管主题、寄寓各有不同,但视昭君出塞为悲剧则是一致:大诗人李白的《王昭君》、杜甫的《咏怀古迹》(其三)都是如此。
王安石也写了昭君的悲戚,但对其命运却持相反的看法。诗末尾四句,借万里之外家人之口,发出了天胆的议论:昭君应当安心生活在匈奴,不要想家,因为汉宫宫妃的命运更为不幸,昔日汉武帝宠爱的陈皇后,一旦失宠,也就幽因于长门深宫之中,虽然皇帝近在咫尺,却不得相见。因此,人生的失意与否是不在于地城环境的。这最后两句和本诗其二中“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相呼应:人生之乐在于能得相知,汉家天子并不宠爱昭君,于昭君之恩实在太浅;尽管塞外荒凉,匈奴单于却宠爱昭君,有了这一点,就算是人生最大乐事了。足见昭君之出塞相对于留在汉宫是很幸运的了。对于昭君命运的新评价,体现出王安石对帝王荒淫的批判,体现出他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民族的界限,扫除了大民族的传统偏见。
王安石此诗,作于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这时他已向朝廷提出变法主张,但还未引起朝廷重视,因此,诗中对昭君命运的评价,可能是寄托了自己政治上失意之感的。
此诗的新,还在于为毛延寿翻案上。历史传说中的毛延寿是一个因索贿不成而丑化昭君的小人,昭君的悲剧似乎主要当由他负责。王安石却说人的神态风貌从来不是画笔所能表现的,昭君的美尤其如此,足见毛延寿的被杀实在冤枉。诗句表面是在渲染昭君的美,实际上却讽刺了后宫佳丽众多、乃至只得按图临幸的元帝的荒淫和残暴。
这首诗在写法上也很有特色。最显著的一点是写作角度富于变化,四句一转,跳动灵活。头四句写初出汉宫的昭君,泪痕满面、徘徊留恋,顾影自怜。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写昭君的美,并不写其轻颦浅笑、神采焕发之时,而写她“无颜色”的躁。然而,即便过“无颜色”的昭君也令无帝魂魄摇荡,难以自持,那么昭君的美当是何等的惊人也就可以想见了。五至八句转而写元帝,这“不自持”的君王深以平生未曾见过的美人出塞为恨,遂杀掉了没有表现出那本不可表现出的昭君之美的毛延寿。九至十二句,诗人的笔又回到了昭君身上,这位远嫁异域的女子知道自己再也没有归汉的可能,因思念汉家,穿尽了旧时的汉宫装。塞北塞南长期隔绝,她希望了解汉家情况,却没有可能,唯有望着南归北来的鸿雁叹息伤悲。
最后四句,笔锋再一转,以家人口气,发出了惊世骇俗的议论。
应当指出,作者采用这种手法是和诗歌的主旨、和作者希望痛快淋漓直抒胸臆的动机相一致的,这也就涉及到本诗的另一个特点:多议论。前人多批评宋人好以议论为诗,可以说王安石在这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作者是政治家,胸中的政治、历史见解不免时时流出。但对此不应一概加以否定,例如此诗,议论不仅新颖,而且和叙事、描写结合,具有鲜明的形象和浓厚的感情色彩,读后耐人寻味,启人思索,毫无枯燥之感,应当说是非常成功的。
正因为王安石此诗具有全新的内容和高妙的技巧,所以影响极大,不仅当时即有欧阳修、梅尧臣、司马光、曾巩等人写了和诗,而且为近一千年来的读者所喜爱和传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