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大奸臣,严嵩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但其实仔细看明朝,尤其是嘉靖年间的历史,会发现严嵩只是嘉靖帝的“替罪羊”。他只是承担了他这个时代、他所代表的阶级的所有罪孽,成了一个替他人挨骂的“羔羊”。
夏言罢官回家的那几年,嘉靖帝也是如坐针毡,外地入侵,自己也没有军队与之抗衡,严嵩虽然很讨自己喜欢,但确实工作能力不行啊。快马加鞭的请夏言回来入仕,但再次出仕的夏言,却做了一个错误判断:严嵩只是一个次要的,而目前重中之重是整顿这几年大明岌岌可危的国防线。
为了这个目标,夏言疯狂的工作模式启动,他举荐名将曾铣出任三边总制,又力推收复河套的战略计划。而且夏言精心筹谋的《御边十四策》更是全力推行,严嵩当首辅的那几年,明军萎靡不振,现在夏言回来了几经改革,战斗力爆表。曾铣更是重拳出击,狠狠痛击了明朝的外敌,就在夏言主内,曾铣主外,一起齐心协力,准备收复河套平原时,严嵩的暗箭悄然发射。
在严嵩心中,国防安全都是浮云,如何让夏言死才是正事。就在夏言和曾铣齐心协力的时候,严嵩抓住这个“齐心协力”,因为嘉靖帝最在乎的就是外臣和内臣勾结,企图将自己的权利土崩瓦解。他才不管你一起干的是好事还是坏事,只要一起干,那就是坏事。虽然对国家好,但是对自己没好处。严嵩之所以能青云直上,那是因为他最懂这个猜忌多疑的嘉靖。再说了,嘉靖对夏言也是忍无可忍,只差一个时机,也正是夏言的直言不讳,害了自己。于是,一场陷害夏言的阴谋正式拉开帷幕。
又不仅仅只有曾铣一个边疆大将,诡计多端的严嵩将曾铣身边的人收买,然后诬告夏言和曾铣祸乱朝廷,可怜又可悲的夏言,正在忙着前线与国务,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嘉靖打入大牢,斩于菜市口。
其实夏言的失败,也不仅仅怪罪于几近谗言的严嵩。
第一,夏言恃才自傲,为人太过于刚硬,不够圆滑。得罪了一大批能将自己置于死地的人,更何况他还得罪了嘉靖。之前是成功地迎合了嘉靖才有今天,而且又经历过“大礼”之争,这两人的革命友谊应该更升一层。他也了解嘉靖帝对忤逆自己的人,那可是毫不手软啊。可他当上了群臣之首的内阁首辅,却拒绝佩戴嘉靖赐给“香叶冠”,理由居然是:那不是正式朝服。就这一点,让一向刚愎自用的嘉靖十分的不痛快,一直耿耿于怀。
第二,夏言为人也是傲慢无礼,得罪了嘉靖身边的一干小太监。对嘉靖派来刺探动静的小眼睛,夏言心里应该明白,这些人尽管处于最低层,但毕竟是皇上的耳目,他们的小报告肯定会影响自己的性命。最起码应该礼诚相待,但实际上,夏言对这些人来来往往皆是冷漠,不予理睬,甚至表现出高傲。那后果可想而知,夏言也是命不久矣。
第三,夏言又得罪了皇帝最得力的爪牙——锦衣卫都督陆炳,在执行特务政治的明朝,锦衣卫都督是一个令人胆寒的职位。因为他可以随时随地向皇上提供各位大臣的最新情报,对于这种人,一般朝廷内臣,那都是惹不起我还躲不起的心态来对待他们,可偏偏这个夏言就不信这个邪,自己身正不怕影子斜,抓住陆炳的一个错误,就要公开的陈述情况,这让陆炳心里又气又无奈。直到人家跑到夏言家跪着求情才好,这陆炳也不是个善茬,自然不会善罢甘休。
得罪了这么多的人,夏言还不反思自己,觉得自己很正派。在重新担任内阁首辅之际,对也是内阁大学士的严嵩加以羞辱,这导致严嵩同夏言几个死敌一起联手,欲除之而后快。所以说,导致夏言身败名裂的“议复河套”事件顶多算是最后一根稻草压死了这只油盐不进的骆驼。严嵩在处置夏言的作用可谓是添柴,算不上什么主使者。
如果不具体分析夏言之死,反倒是将死因都归结于严嵩,那也有点太抬举严嵩了。其实严嵩一人力量也不足以夏言致死,主要还是因为夏言得罪了宦官待务们。他得罪了大特务头子锦衣卫都督陆炳,于是宦官特务和严嵩一齐勾结起来陷害夏言。这时夏言纵有天大的能耐,也逃不脱他们的魔手,最终被嘉靖下死令。
严嵩之所以能成为历史的“替罪羊”,这和他所处的时代、还有他所在的官僚阶级是分不开的。
严嵩所处的时代,是明朝。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对那些不愿意为朝廷效力的士大夫那是毫不留情,绝不手软。他诛杀不愿意低头臣服自己的贵溪需士夏伯启叔侄俩就是铁证,以后历代明朝帝王也都是遵循这一传统,在明朝,也根本不存在那些不为朝廷效力,而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的隐士还被朝廷表彰。这也造就了,读书人一旦成为了士大夫的一员,尤其是成为了进士,就必须为朝廷效力,不能只图功名。严嵩从政两朝,政治形势更为恶劣。
严嵩生于1480年,在明孝宗弘治十八年中进士,当时正是年轻气盛。因为自己诗文出众,被授予了官正七品的史官翰林院编修,后来因为身体不好,不得不回家乡休养,虽然在家乡隐居,但严嵩并非真正的隐士,还是有入仕之心。然而他不在朝堂的日子,正是荒唐的武宗统治时期,宦官刘瑾把持朝政,严嵩一己之力不能与之相较,自己也不想巴结宦官,于是只好隐居起来。
正德十一年,刘瑾认罪伏诛,明朝正是用人之际,严嵩还朝复官。但在十多年的仕途中,并没有什么突出的表现。
直到嘉靖时期,严嵩学习别人的经验,走了比自己晚十二年中进士的老乡夏言的路子,这仕途才逐渐“光明”起来,很快受到重用并最终取夏言而代之,成为明代执政最久、影响最大的内阁首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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