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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元奔|墨子与朴素辩证法思想述评(文化评论)

作者:齐齐哈尔诗词网
日期:2020-02-26 01: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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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文/董元奔

董元奔|墨子与朴素辩证法思想述评(文化评论)

(武汉大学墨子铜像)

战国初期,在诸子中,墨家是唯一可以与儒家抗衡的“显学”,但是,不像儒家那样大师频出并传承有序,墨家在墨翟(前476?-前390)之后几乎就不再有一呼百应的领军人物,墨家也就逐渐“沉沦”下去了。但是,即便如此,墨家的主要观念并没有消亡,它们逐渐被其他学说吸收,或者两千多年来一直活跃在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比如:“节用节葬”和“非命”被法家全部或部分吸收;“尚贤”和“尚同”被孟子有限吸收;而“兼爱”被老百姓口耳相传,后来被孙中山先生的民主思想改造吸收。此外,我们一直重视《墨子》的上述核心理念特别是“兼爱”和“非攻”,却忽视了《墨子》中的辩证法思想以及其对后来的朴素唯物主义的启迪意义。

《墨子》提倡“兼爱”,所谓“兼爱”就是不分贵贱的普遍的互相之爱。墨子知道这是不容易做到的,所以他在《兼爱(中)》一文中把自己的“兼爱”作为一种理论提出来,然后他再论述怎么实践这种理论。他首先阐述了大禹、周文王、周武王“兼爱”得天下和晋文公、楚灵王、越王勾践“偏爱”的不良后果,以正反两方面的对比引起人们重视,然后他要求当前的统治阶级要从统治的危机感出发,敬畏人民的力量,对人民施以爱,这种爱不是孔子所谓的高高在上的“仁”,而是发自内心的以平等相待为基础的爱。统治阶级做到了这些,老百姓看在眼里,体会在心中,也就能够做到。因此,《墨子》的“兼爱”观,不仅是建立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之上的,而且是上对下的平等的爱与下对上的平等的爱的有机结合。

《墨子》提倡“非攻”,所谓“非攻”就是禁止诸侯国之间相互征伐,要求各国和睦相处,维持现状。《墨子》认为,诸侯国之间互相攻伐,逐利而毁义,违背了“圣王之道”,违背了宗法制传统;同时,战争损了人口,导致土地荒芜,以至于胜利者也是一场空一般的失败者,因而不合“国家百姓之利”。当然,《墨子》知道,靠这些说教是不能制止战争的,因此,《墨子》提倡防御。《墨子》一共五十一篇,其《备城门》以下十一篇都是阐述如何守城的。从城防制度的确立和完善,讲到守城技巧的掌握;从各种守城兵器的机械原理讲解,讲到兵器的具体制造技术。《墨子》认为,守城门就是守城内的父母之墓,官民和睦,同仇敌忾,力量是巨大的;敌人在城外堆土为山进行居高临下的进攻时,守城方在城头做“台城”就抵消了敌人的优势;对付敌人的云梯,守城方在城墙上筑起“行城”和“杂楼”就可以取胜;城中地势低洼的地方要拓挖成水库,并开挖水道相通,以防敌人用水攻城;用“瓦窑灶”对付敌人“突城”;城内靠近城基处每五步挖一井,以防敌人挖地道攻城;等等。《墨子》深知制止战争的最有效手段是自身的强大,所以《墨子》不是空谈“非攻”,而是从积极防御、有效防御来实现敌人的“非攻”,而、从而也使自己做到了“非攻”。

《墨子》主张“非命”,所谓“非命”就是否定“命定论”。《墨子》认为人生而是平等的,但是人生下来的家庭贫富却是先天的,但是人通过“三表”法也就是考察历史得失、考察当代社会实情、坚持个人“强力”努力,就可以改变命运。《墨子》的“三表”法,前两者是通过实践得出理论和行动方案,第三表就是实实在在的实践活动。《墨子》从人的平等和家庭条件的不平等的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现象出发,要求人们通过加强理论探索和坚持努力实践相结合,来改变特定的社会现象。

《墨子》主张“尚贤”,也就是君主要用贤者治理国家。《墨子》的“尚贤”是有条件的:一是贤者可以来自贵族,也可以来自老百姓;二是君主只有充分了解民情,贤者才能施政有方;三是既要提倡“尚贤”,又要反对“任人唯亲”的倾向。

“兼爱”、“非攻”、“非命”和“尚贤”是《墨子》的核心理念,这些理念中都闪烁着辩证法的光芒。除此之外,《墨子》的其他思想中仍然贯穿着辩证法的线索。

《墨子》在《明鬼》中看似相信鬼神的存在,其实却是一边批判信鬼的人,一边批判不信鬼的人,最后明确说自己信鬼,却是在揭露当时贵族集团的残暴统治危害了鬼神的权威时表明出来的,《墨子》以信鬼和不信鬼,鬼怒和人怒的辩证法讽刺了现实,这说明《墨子》是不信鬼的,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战国时期方术思想的泛滥,也对后来东汉王充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墨子》主张“非乐”和“节用节葬”,却并不是一味的反对音乐,也不是要求无限制的节俭,而是要反对儒家那种把乐和礼上纲上线,以至于形式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的做法,而是提倡“量力”节俭,特别是要求贵族带头节俭,以便老百姓响应,从而改变铺张浪费的社会习俗。

《墨子》的《经说》中曾经谈到“小故”(必要条件)和“大故”(充分条件)之间的关系,他说:“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体也,若尺有端。大故,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若见之成见也。”《经说》中还有许多零星的哲思言辞也都具备辩证法的特点,比如开启后来公孙龙名家观的“坚白不相外”与“牛马之非牛,与可之同”,开启法家量刑原则的“唱和同患”,开启后世商贾理论的“刀轻则籴不贵,刀重则籴不易”等等。

至于《墨子》中深刻影响后世机械制造技术发展的大量的关于守城器械的设计原理,无不蕴含着实用的辩证法才智。而整个封建社会流行的手工业方面的师徒关系、行会组织原则等等,也都是《墨子》辩证法思想的社会实践结果。

董元奔|墨子与朴素辩证法思想述评(文化评论)

(平顶山墨子古街一角)

诚然,《墨子》之前不是没有辩证法思想。夏商的奴隶制能够长期维持,本身就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的关系所实现的,设计这种制度本身就是辩证法,只不过统治阶级自己是无意识中使用了辩证法而已。西周时期的阴阳观、“敬天保民”观和宗法制原则,春秋时期的“尊王攘夷”观,老子的“有无”观,孔子的“中庸”观和“和谐”理念,还有孙武(前545?-前470?)具有比较成熟的朴素辩证法思想的一系列战争原则等等,都存在着辩证法的灵光,但是有意识的把辩证法思想贯穿自己学说体系每一个方面的,墨翟和《墨子》可能是最早的了。当然,《墨子》的辩证法是朴素的辩证法,在缜密性方面,它不可能达到包含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和否定之否定三大规律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高度。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包括《墨子》在内的我国春秋后期到战国初期的辩证法思想与同一时期的古希腊苏格拉底(前469-前399)、柏拉图(前427-前347)等人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一起,开启了人类以辩证法思想思考世界的新时代。

董元奔|墨子与朴素辩证法思想述评(文化评论)

(平顶山墨子石像)

(编辑:董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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