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从今天开始发布的一系列的文章,翻译自庄士敦《佛教徒的中国》第十二章《普陀山的寺院历史》。里面包含了大量他对普陀山佛教的描述,现在看来,是很宝贵的资料。同样的,我根据文章的分段,将它分成几个部分翻译出来。
今天是它的第三部分,我们可以跟随庄士敦参观普济禅寺,看看现在的它和二十世纪初年有何不同,同时我们也能了解几时开始,普陀山从信奉律宗改为信奉禅宗。当然,现在则是华严宗和净土宗的天下了。
慧锷到达普陀山的时间大概是在公元858年左右。普陀山志将此事件定格在后梁贞明二年,相当于我们现在所推算的公元916年,这似乎是一个错误。然而,似乎有可能在916年,这个岛再次打开了--用中国话来说就是到场(tao ch'ang),或观音的圣殿。在这个时候,早期慧锷所建的神庙以及其他遗迹都消失了。事实上,慧锷不太可能在岛上停留很久。据史料记载,他在那里发现了张氏一家,他们受到宗教狂热的驱使,将自己的住所让给了慧锷,以便将其改造成供奉观音神像的寺庙。但是,我们所得到的信息是如此之少,甚至连这座寺庙的位置(即历史上熟知的不肯去观音院)都变成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普遍能接受的观点是,这座寺院靠近潮音洞(Chao-yin Cave),也就应该是慧锷登陆的地方,而这里现在是一座寺庙和一个名叫紫竹林(Tzii-chu-lin)的小寺院。关于这幅著名的画像,我们必须遗憾地告诉各位,它很早就从普陀山消失了,并同它不肯去的名字不符。
普陀山的寺院经历了奇怪的变迁。事实上,现在所有的建筑都是近代的。而且,是否这种j建筑风格可以追溯到14世纪以前并保持一致,这是值得怀疑的。即使是在那个时期,唯一的遗迹--虽然它极其有价值的--是一座如画般精致但有点破旧的塔,被称太子塔(Pagoda of the Price Imperial)。据记载,这座宝塔是在1334年左右由一位名叫孚中(Fou Chung)的僧人修建的,他的恩人兼弟子是一位虔诚的王子,名叫宣让(Hsiian-jang)。这座宝塔是用上等的石头建造的,是专门从苏州西面的太湖(taihu)运来的。四面装饰的佛和菩萨的形象中,是以四大佛教名山为道场的观音、地藏王、普贤和文殊。
宝塔紧挨着岛上的寺院最集中的地方,其中最大就是"南寺"(或者前寺,Chien-ssu)。它的正式名称是普济寺(Monastery of Univeral Salvation)。它的第一个建筑是一座装饰黄色瓦片的屋顶的大殿,大殿里面存有刻着明清皇帝颁布的法令复制品的石碑。在这个大殿的前面是一个荷塘,包含一个漂亮的拱门和几座优雅的亭和桥。
经过这座大殿,我们来到了钟鼓楼和天王殿。所谓天王,就是每人各自守护四分之一宇宙信仰的保护者。在这座大殿后面,我们来到一个庭院,庭院里的树木、雕刻的栏杆、巨大的香炉和烛台都非常引人注目。它的两侧供奉着十八罗汉(阿罗汉)。正面的建筑是这座寺庙最主要的大殿--圆通宝殿。一座巨大的观音像占据了中心位置,两边则是三十二个塑像--每边十六个--代表她的应身。圆通宝殿后面的大庭院则包含了各种设施如寺院办公室、客房、方丈住所和食堂。这些设施的中心是法堂或法律大厅(Hall of Law),一个两层楼的建筑。下层是释迦牟尼、普贤和文殊像。第二层是藏经楼,里面有一尊雪花石膏佛像,也可以在普陀的其他几个寺庙中看到。他们是缅甸人(Burmese),据说来自曼德勒(Mandalay)。有中国僧人的今天从宗教动机很乐意承担缅甸漫长而昂贵的旅程是一个事实的特殊利益当我们记住,缅甸的佛教和中国佛教通常被西方学生视为无可救药不可调和的的原则和实践。但是,如果我们对东方宗教生活的传统和理想有更深入的了解,就会使我们相信,几乎所有形式的佛教都是由一种内在的精神赋予活力的,这种精神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宽宏大量和赢得原谅。佛教也许是世界上所知的唯一一种伟大的宗教,它不仅教导人们精神,自由是一种理想,而且在使其在这方面的实践符合其理论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普济寺的客堂没有必要描述。与中国几乎所有具有类似特征的建筑一样,它们的外观相对朴素,建筑风格也以偏小为主。寺庙的建筑和神龛,有着华丽的木质屋顶,精致的亭子,亭子庇护着皇帝和诗人的卷轴和碑文。这些都让佛教建筑师和雕刻家的技艺和品味得以自由发挥。
普济寺现在的这个名字直到1699年才出现在岛上的记录中。在那一年,也就是康熙三十八年,皇帝进行了一次"南巡"。按照中国统治者(在他之前和之后)经常遵循的惯例,面对帝国的伟大的寺院,他派遣了一些国家官员到普陀进行公开的祈祷和感恩。这一次,他向这项修复工作捐了一大笔钱。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充实寺庙的宝库,同时他向普陀山的僧侣们赠送各种各样的签名卷轴,其中一个上面写着"普济禅寺"。
中国各地在过去,邀请皇帝为一座在帝王批准和庇护下进行修复的寺庙授予新名称的做法非常普遍。在这样的清形之下,皇帝写(或应该写)的新的名字或者人物--我们必须假设通常这些名字是他假定他自己或者其他人物--写在一个非常大的尺寸的纸上,然后被复制到木制雕刻的长方形板上,称为匾。除了上面的大字外,匾上还刻有皇帝印章的复制品,以及皇帝的年号和日期。经过仔细的涂漆和镀金后,匾可以悬挂在一个亭(小亭子)里,也可以悬挂在受人喜爱的寺庙的主殿或大门上方。
前期以普济寺作为名称的寺院历史自1699年以来就有点模糊,部分由于寺院的名字不断变化,部分则是由于一些身为僧侣的编年史作家把这个寺院同紫竹林那几个寺院混淆了。正如我们所见,似乎已经被认为是最好的名称,是真正代表经历海难的慧锷建起的神社形象。
有证据表明,大量的僧侣和隐士在十世纪和十一世纪开始在岛上定居。公元967年,宋朝的第一位皇帝将他的保护范围扩大到僧侣。公元1080年,一个名叫王舜的官员向其提交了一份报告位关于观音某些不可思议的行为的报告,这给皇帝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他成为了这座岛和一座寺院的赞助人(我们尚无法确定),这座寺院取名叫宝陀观音寺。
在这个时候,僧侣们信奉的是律宗(Vinaya)。但是在1131年,一位四川的高僧真歇(又名清了)来到普陀,介绍了禅宗教义。山志上说,正因为如此,他被认为是普陀山禅宗学派的创始人。但是,尽管皇位被要求授权用陈王权来代替李氏统治,但在这之后,陈王权并没有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因为我们知道它必须在更晚的时候被重新引入。然而,真歇是一个博学和远行的僧人,他的名字是当之无愧的受人尊敬的中国佛教徒。他似乎是一个如今我们应该称之为复兴主义者的人,从不厌倦在不同地方东拉西扯地讲道和皈依教众。五台山有他躬耕地身影,天台山也是一处。当他来到他之后居住多年的普陀山时,他发现这座岛屿被700多个渔民家庭占据。我们听说,他们一听到真歇宣讲佛法,所有人都弃船而去。
这个引人注目的小故事不能不使人想起一个在基督教文学中占有崇高地位的类似的故事。但是,真歇和他的渔民的故事变得具有佛教的特点,它后来继续告诉我们,通过把渔民的船引开,真歇救了成千上万条鱼的生命。这则轶事可能是为了强调避免在普陀山海域捕鱼的正义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渔夫完全放弃了他们的职业。这个意思好像是说,真歇传道的时候,渔人下船来听他讲道。他们是否还回去捕鱼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普陀山佛教徒的回答是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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