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在题中或出题外意味深远令人徘徊之千古散文名篇《墨池记》

《墨池记》

（曾巩 公元1048年）

临川之城东，有地隐然而高，以临³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洼然而方以长，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临川记》云也。羲之尝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此为其故迹，岂信然邪?

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而尝极东方，出沧海，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岂有徜徉肆恣，而又尝自休于此邪？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后世未有能及者，岂其学不如彼邪？则学固岂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邪？

墨池之上，今为州学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书“晋王右军墨池”之六字于楹间以揭之，又告于巩曰：“愿有记。”推王君之心，岂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而因以及乎其迹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学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何如哉！

庆历八年九月十二日，曾巩记。

白话文：

临川郡城的东面，有一块地微微高起，并且靠近溪流，叫做新城。新城上面，有个池子低洼呈长方形，说是王羲之的墨池，这是苟伯子《临川记》里说的。

羲之曾经仰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的精神，现在说这是羲之的墨池遗址，难道是真的吗？当羲之不愿勉强做官时，曾经游遍东方，出游东海，在山水之间使他的心情快乐。莫非他在尽情游览时，曾在这里停留过？羲之的书法，到晚年才特别好。那么他能达到这步，大概也是靠他自己的精神和毅力取得的，并不是天生的。但是后代没有能够赶上他的人，是不是后人学习下的功夫不如他呢？那么学习的功夫难道可以少下吗？何况想在道德修养上深造的人呢？

墨池的旁边，现在是抚州州学的校舍，教授王盛先生担心墨池不能出名，写了“晋王右军墨池”六个字挂在屋前两柱之间，又请求我说：“希望有一篇墨池记。”推测王先生的用心，是不是喜爱别人的优点，即使是一技之长也不让它埋没，因而推广到王羲之的遗迹呢？莫非也想推广王羲之的事迹来勉励那些学员吧？一个人有一技之长，就能使后人像这样尊重他；何况那些品德高尚、行为端庄的人，遗留下来令人思慕的美好风范，对于后世的影响那就更不用说了！

庆历八年九月十二日，曾巩作记。

《墨池记》作者介绍

曾巩，生于公元1019年9月30日，卒于公元1083年4月30日，字子固，建昌军南丰（今江西省南丰县）人，后居临川，北宋杰出的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为政廉洁奉公，勤于政事，关心民生疾苦，与曾肇、曾布、曾纡、曾纮、曾协、曾敦并称“南丰七曾”，其文“古雅、平正、冲和”，位列唐宋八大家，世称“南丰先生”。

曾巩祖上世代为学者，祖父曾致尧作过尚书户部郎中，父亲曾易占为太常博士。曾巩天资聪慧，记忆力非常强，幼时读诗书，脱口能吟诵，与兄长曾晔一道，勤学苦读，自幼就表现出良好的天赋。十二岁时，曾尝试写作《六论》，提笔立成，文辞很有气魄。

曾巩之父曾易占任泰州府如皋县令，因如皋学风淳正，胡瑗、王惟熙、王观、王觌、王俊乂等皆学有大成，故曾易占将14岁的曾巩带来如皋，寄读于中禅寺东厢房，曾巩在如皋度过了两个寒暑。到了二十岁，曾巩名声已传播到四方。

曾巩18岁时随父赴京，以文相识王安石，结成挚友，登欧阳修之门以后，就向欧阳修推荐了王安石并。20岁入太学，上书欧阳修并献《时务策》，此后，他不但认识了欧阳修，结交了王安石，而且已经同杜衍、范仲淹等都有书信来往，投献文章，议论时政，陈述为人处世的态度。自此名闻天下，但因其擅长策论，轻于应举时文，故屡试不第。

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其父去世，曾巩只好辍学回归故里，侍奉继母。

嘉祐二年（公元1058年），欧阳修主持会试，坚持以古文、策论为主，诗赋为辅命题，曾巩才与其弟曾牟、曾布及堂弟曾阜一同登进士第一。

北宋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曾巩任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县）司法参军，以明习律令，量刑适当而闻名。

北宋嘉佑五年（公元1060年），曾巩由欧阳修举荐到京师当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理校出《战国策》《说苑》《新序》《梁书》《陈书》《唐令》《李太白集》《鲍溶诗集》和《列女传》等大量古籍，对历代图书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并撰写了大量序文。

北宋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曾巩任《宋英宗实录》检讨，不久被外放越州（今浙江绍兴）通判。这一年发生了饥荒，曾巩就张贴告示晓谕所属的各县，劝说富人如实申报自己储存的粮食，共有十五万石，让他们将这些粮食比照常平仓的价格稍稍提高一点后卖给百姓。百姓得以就近方便地买到粮食，又不出家乡，而且粮食有余。曾巩又让官府借给农民种子，让他们随秋季的赋税一起偿还，使得农事没有耽误。

北宋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后，历任齐州、襄州、洪州、福州、明州（浙江省宁波市）、亳州等知州。

曾巩为政廉洁奉公，勤于政事，关心民生疾苦。他根据王安石的新法宗旨，结合实际情况加以实施。致力于平反冤狱、维护治安、打击豪强、救灾防疫、疏河架桥、设置驿馆、修缮城池、兴办学校、削减公文、整顿吏治、废除苛捐杂税，深受群众拥戴。

北宋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曾巩改任沧州（今河北）知州，途经京城开封时，宋神宗召见。宋神宗对其“节约为理财之要”的建议大为赞赏，留任为三班院勾判。

北宋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朝廷认为曾巩的史学能比得上士大夫，适宜掌管五朝史事。任为史官修撰，管勾编修院，判太常寺兼礼仪事。

北宋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四月，曾巩擢拜中书舍人，述说年岁已老，望另选贤能。同年九月，曾巩即遭母丧，因而罢职。

北宋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四月，曾巩卒于江宁府（今江苏南京），终年65岁。后葬于南丰源头崇觉寺右。

曾巩十分重视兴教劝学，培养人才。在抚州居所侧建有“兴鲁书院”，并亲自定学规、执教席，推动抚州学风。在南丰“子固公园”，有曾巩幼时读书处——读书岩、曾文定公祠、仰风亭、思贤堂，县博物馆亦建在其内。南昌市有一条子固路，也是后人为纪念这位先贤而命名的。

曾巩积极参与欧阳修诗文革新运动，他散文内容广泛，义理精深，节奏舒缓，感情醇厚，气质内潜;主题明确，说理有条不紊;精于炼句，语言净洁，尤善用排比句、对偶句。《宋史·曾巩传》称他为文章上下驰骋，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经》，斟酌于司马迁、韩愈，一时工作文词者，鲜能过也，又称其文“纡除而不烦，简奥而不悔，卓然自成一家”。

曾巩在古文理论方面主张先道后文，文道结合，主张“文以明道”。他的散文大都是“明道”之作，文风以“古雅、平正、冲和”见称。

曾巩文章首先是论事之文写得纡余委备，委婉曲折。其次虽质朴少文，然亦时有摇曳之姿，纵横开合。赠序之文，尤有特点。再有善于记叙，其特点是条理分明，无不达之意。

还有长于记叙、不多写景，例如《醒心亭记》、《游山记》等。但也有极刻画之工，如《道山亭记》。《墨池记》和《越州赵公救灾记》熔记事、议论、抒情于一炉，深刻有力，通情达理。

曾巩的书、序和铭也是很好的散文。当西昆体盛行时，他和欧阳修等人的散文，一揖雕琢堆砌之风，专趋平易自然。

曾巩的议论性散文特点是：剖析微言，阐明疑义，卓然自立，分析辨难，不露锋芒。

《唐论》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战国策目录序》论辩人理，气势磅礴，极为时人所推崇。

曾巩的记叙性散文特点是：记事翔实而有情致，论理切题而又生动。

《寄欧阳舍人书》和《上福州执政书》历来被誉为书简范文。叙事委婉深沉，语言简洁凝练，结构十分严谨。

曾巩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有《元丰类稿》和《隆平集》传世，从他传世的文集来看，他的兴趣主要在于史传、策论一类的应用文。尤其是他从事史书编纂工作多年，对史传碑志的写作较有研究。对他有关应用文的理论进行研究和总结，对现代应用文的发展有指导意义。

曾巩的散文作品中，其名篇大都属于记体散文，如《墨池记》、《学舍记》等。

曾巩的人事杂记类所占篇数最多，也最能表现出他记体散文内容的特点。在人事杂记类中，记事类作品相对要多一些，这些记事类作品大都有借记事发议论的特点，在内容上就表现为说理很多。

曾巩39篇记体散文中，记叙城池的兴废和水利工程的营造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曾巩强调经世致用的观点，认为文章应该为现实服务，反映并解决现实的问题，这符合"文以载道"的观点。

曾巩历来被称为“醇儒”，他对儒道极其推崇和恪守，因而他常常在文中表达复兴儒道的思想。而恢复儒家思想正统地位的愿望与佛教兴盛的现实情况相悖逆，所以曾巩在不止一篇的文章中批评佛教，表达对佛教的不满。曾巩的记体散文与其儒家学者的思想紧密联系。曾巩希望通过详尽的说理达到"文以明道"的功效，希望通过对道德高尚文人地赞颂让世人明白道德修养的重要，希望详实地记载工程营造以达到"文以载道"的作用，更希望通过反佛和兴学实现他儒学复兴的理想。

曾巩为文非常注意构架，在这样精心的营构下，曾巩的记体散文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严谨有条理。

如其《越州赵公救灾记》，这么多纷繁复杂的内容，在曾巩的笔下却有条不紊，有头有尾，足见曾巩严谨条理的散文功力。

曾巩记体散文结构上富有条理，论述严谨的特点。这样的结构特点在曾巩记体散文中还有很多体现。如《醒心亭记》。

北宋时期，浮靡文风的西昆体和险怪艰浬的太学体都曾一度成为文人们争相学习的对象，就连文坛领袖欧阳修也曾用力学习过骈文。但是随着政治革新的需要，这种文风越来越无法承担起社会变革的重任。宋仁宗嘉祐二年，欧阳修利用主贡的机会，大加痛斥太学体的士，身体力行的在创作中提倡简约自然的文风，曾巩作为师从于他的弟子必然会参与到这样的创作中去。

曾巩赞叹上古的经典不仅用简单凝炼的语言准确记录事情的始末，并且这其中精微细致的深意和细节也传达的滴水不漏。他对这些精简语言的推崇正体现出曾巩对简约文风的追求。曾巩在自己的散文创作实践中，简约的文风也是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在语言色彩上，客观朴实。在语言表达上，表现出多议论的特点，力求准确。

曾巩的散文，很少有激烈的情感表达，这一点自然与他语言上多议论的特点有关，但在字里行间常让人感到是曾巩自己对情感的一种克制。古文运动将载道的重任加到散文的身上，这使得情感在散文中的表达空间变得有限，加之曾巩自身对儒道的推崇，更使得的他的散文中正平和，在情感上表现出一种理性冷静的特征。

曾巩的主要成就在文，亦能诗。存诗400余首，其诗特点是比较质朴，雄浑超逸，含义深刻，略似其文，格调超逸，字句清新，但有些也存在宋诗言文言理的通病，但为文所掩，不受重视。他不但善赋体，也有诗长于比兴，形象鲜明，颇得唐人神韵。他的各体诗中以七绝的成就最高，精深，工密，颇有风致。就“八大家”而论，他的诗不如韩、柳、欧、王与苏轼，却胜于苏洵、苏辙。曾巩词仅存《赏南枝》一首。曾巩诗文曾被选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行。

曾巩的纪实诗继承和发扬了唐代杜甫现实主义诗歌文学传统，以反映社会现实、关注民间疾苦、揭弊政、评国事为主要内容，表现了他关注民生、济世兴邦的儒家思想。曾巩的纪实诗除了对民生疾苦毫无遮掩地写实之外，还对积贫积弱的北宋王朝政局建言献策，有力地增强了文学在中国古代政治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中国古代文人雅士多偏好以咏史来借古讽今和抒发情怀。曾巩的诗歌也经常以缅怀历史人物、评价历史事件来表情达意。曾巩总能以惺惺相惜的姿态与心态去追思感受前人中那些与他理想抱负相似的人的精神世界，从而缅怀先圣、宽慰自我、排解忧愁、坚定决心。曾巩的咏史诗或委婉言志，或直言改革，其托物喻人的文笔都源于现实又立意高远，凸显了他恩泽天下、救民济世的儒家仁义思想。

离别愁绪是古代诗人借诗所抒之情当中最为常见的一种情怀。在《曾巩集》中有100余首诗歌蕴含离别之情。离别诗也是曾巩本人各个重要人生阶段与思想状态的真实记录。

曾巩的思想属儒学体系，他赞同孔孟的哲学观点，强调“仁”和“致诚”，认为只要按照“中庸之道”虚心自省、正诚修身就能认识世界和主宰世界。在政治上他反对兼并政策，主张发展农业和广开言路。他在任地方官时，以“仁”为怀。

曾巩在王安石变法期间主张在不失先王意旨的前提下，对法制作必要的改革。在行动上，他能够维护新法，在齐州为官时，能力行保甲之法，使州人安居乐业。他师承司马迁和欧阳修，主张“文以明道”，把欧阳修的“事信、言文”观点推广到史传文学和碑铭文字上。他强调只有加强道德修养，才足以发难显之情，写“明道”之文。

曾巩重视兴教劝学，培养人才。他培养了一批名儒，陈师道、王无咎、曾肇和曾布受业于他。曾巩治学严谨，每力学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识其微。

曾巩在抚州居所侧建有“兴鲁书院”，并亲自定学规、执教席，推动抚州学风。在南丰“子固公园”，有曾巩幼时读书处──读书岩、曾文定公祠、仰风亭、思贤堂，县博物馆亦建在其内。

在实际工作中，曾巩少于议论，多于实干，说得少，做得多。他一生辗转七八个州，在基层任职，及时处理了涉及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为百姓做了实事、好事，是北宋一代少有的干练之才。

曾巩在京师任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编校出《战国策》、《说苑》、《新序》、《梁书》、《陈书》、《唐令》、《李太白集》、《鲍溶诗集》、《列女传》等古籍，并撰写了大量序文。

曾巩一生用功读书，家中藏书两万余卷，他一一加以校勘，至老不倦。又收集古今篆刻，编为《金石录》500余卷。

曾巩存世有《曾巩集》《元丰类稿》 《隆平集》等。其中《元丰类稿》50卷、《续元丰类稿》 40卷、《外集》10卷流行于世。另外，他还著有《卫道录》《大学稽中传》《礼经类编》《杂职》《宋朝政要策》《诗经教考》等等。宋朝南渡后，《续稿》《外集》散佚不传，今仅存《元丰类稿》 50卷。又世传《隆平集》30卷。

曾巩散文存世名篇有《答李沿书》《与王向书》《回傅权书》《赠黎安二生序》《越州赵公救灾记》《醒心亭记》《游山记》《道山亭》《辞中书舍人状记》《战国策目录序》《宜黄县学记》《墨池记》等。

曾巩诗歌存世名篇有《胡使》《追租》《东轩小饮呈坐中》《人情》等。

《墨池记》作品介绍

《墨池记》是北宋文学家曾巩创作的一篇散文。

墨池在江西省临川县，相传是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洗笔砚处，王羲之在池边习字，池水尽黑。曾巩钦慕王羲之的盛名，于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九月，专程来临川凭吊墨池遗迹，州学教授（官名）王盛请他为“晋王右军墨池”作记，于是曾巩根据王羲之的轶事，写下了此篇散文《墨池记》。

《墨池记》此文从传说中王羲之墨池遗迹入笔，巧妙机智地借题发挥，撇下“墨池”之真假不着一言，而是重点论及王羲之本人，说明王羲之的成功取决于其后天的不懈努力，顺理成章的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全文通过记叙、议论的交替出现，显示出不断起伏的层层波澜，突出主题， 实为一篇文情并茂而又议论风生、结构谨严而又笔法活脱的优秀作品。

此篇名为《墨池记》，着眼点却不在“池”，而在于阐释成就并非天成，要靠刻苦学习的道理，勉励学者勤奋学习。以论为纲以记为目，记议交错，纲目统一，写法新颖别致，见解精警，为难得的佳作。

《墨池记》开头，大处落笔，以省险的笔墨，根据荀伯子《临川记》所云，概括了墨池的地理位置、环境和状貌，此处叙述墨池的处所、形状和来历，可谓简而明。

然后，又根据王羲之仰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的传说指出墨池得名由来。作者此段中把笔锋转向探讨王羲之成功的原因，从“羲之之书晚乃善”的事实，说明一种技能的成功，是“以精力自致”的，并进而提出“深造道德”，更须努力。

接着发为议论，先用揣测语气含糊认可“故迹”，他略记墨池的处所、形状以后，最后说明写作缘由，并借“推王君之心”，提出“勉其学者”学习“仁人庄士”的写作目的。谈书法是“题中”之意，而谈“道德”，谈“仁人庄士之遗风”永垂后世，则属“题外”之意。

《墨池记》全篇因物引人，由人喻理，又据理诲人，逐层深入，说理透辟而态度温和，颇见长者开导后生的儒雅气度。文章一面叙事，一面议论，借事立论，因小见大，言近旨远，十分切题，文中用了不少设问句，而实际意思是在肯定，因此话说得委婉含蓄，能引人深思。《墨池记》以记为附，以议为主，记“池”文字少，议论文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