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唐代诗人杜牧，人们不由就想起他那首脍炙人口的《清明》：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此诗写清明春雨中所见，色彩清淡，心境凄冷，历来广为传诵。《千家诗》是如此点评杜牧的这首名作的：此清明遇雨而作也。游人遇雨，巾履沾湿，行倦而兴败矣。神魂散乱，思入酒家暂息而未能也。故见牧童而同酒家，遥望杏花深处而指示之也。
杜牧的《清明》不仅为后世留下了一首千古绝唱，也使“杏花村”名满天下。国人历来就爱蹭热度，尤其是此诗具有极高的酒文化价值，从而引发了多地的“杏花村”之争。据悉全国有十多处杏花村，遍及江苏、安徽、湖北、山西等八省，仅在安徽，历史上就曾有四处杏花村。究竟哪里才是杜牧《清明》诗中的杏花村呢？这点，我们得从杜牧的宦游经历说起。
杜牧，京兆（今陕西西安）人，京兆杜氏是当地旺族，杜牧的爷爷杜估在唐顺宗与唐宪宗两朝为相，所以，杜牧从小就受到良好教育。唐文宗大和二年，26岁的杜牧中进士，授弘文馆校书郎，从而步入仕途。在京城呆了八个月后，杜牧受江西观察使沈传师之邀，赴江西为团练巡官。几年后，杜牧转淮南节度使幕，又入观察使幕，后又回京任国史馆修撰，膳部、比部、司勋员外郎。随之又外放为黄州、池州、睦州、湖州等地刺史。
杜牧的为官，除了西京长安与东都洛阳外，一直在南方的江西、湖北、安徽、江浙等地，其诗作多是游宦之作，所以，《清明》诗中的杏花村，似应不在北方。但是，由于山西杏花村汾酒的钟头太响，所以，杜牧的“杏花村”一度被人认定为就是地处山西汾阳的杏花村。山西汾阳县杏花村之所以能作如是想，是因为相传自南北朝以来，当地便以产美酒著称，所产之汾酒素有“甘泉佳酿”的美誉。到了唐朝时期，村内酒店已达72家。
虽然山西的杏花村有如此美酒，但是，纵观杜牧一生，也没在山西留下什么足迹。晚唐和北宋人所撰写的各种文献中，并没发现杜牧与山西有什么关联。就连当地的方志，如《山西通志》、《汾州府志》、《汾阳县志》中，也从未有过杜牧涉足今山西境内的任何记载。由此看来，山西杏花村一说，其实是人们的美丽附会。
与山西的空口无凭相比，安徽贵池的提法却是有史可考的。《江南通志》（1829）、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的两部《池州府志》和清道光年间、光绪年间两部《贵池县志》，以及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刻本《杏花村志》都从不同角度认定：杜牧《清明》诗吟的就是贵池西郊之杏花村。
另外，杜牧确曾任职池州。唐武宗会昌四年，牛李党争越演越烈，杜牧牵涉其中，从黄州调任池州刺史，仕途不尽如意。这种情况下，借酒浇愁也很正常。看来，杜牧的“杏花村”非安徽贵池莫属。
除了山西与安徽的杏花村之外，还有许多省市地也加入论战，把个小小的“杏花花”炒得热火朝天。但是，正如郭沫若曾说的：“凡是名人胜迹，后人往往多所附会。”言之凿凿的东西，也并一定都千真万确。而“附会说”这样的观点，并不郭沫若的发明，纪晓岚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这样说明了。当年有个名叫郎遂的贵池人，就是杏花村，他历时11年修成《杏花村志》。后经《四库全书》总纂官、大学士纪昀等人审定，《杏花村志》得以入选《四库全书》。
纪晓岚在为《杏花村志》撰写的《提要》中就说： “杏花村志十二卷。浙江巡抚采进本。国朝郎遂撰。按杜牧之池阳守，清明日出游，诗有‘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句，盖从言风景之词，犹之杨柳芦荻洲耳，必指一村以实之，则活句反为滞相矣。然流俗相沿，多喜附会古迹以夸饰土风。故遂居是村，即以古今名胜、建置，及人物、艺文集为是编，亦志乘之结习也。”
发掘传统文化是好，但是，关于一首诗中“杏花村”之争，感觉是小题大作了。诗歌是种特殊文体，古人作诗，对于如村名山名之类地名，诗题和序中一般实用其名，而诗句中却少实用，往往是以景色或特点来代替其名。所以，在这种热闹地争执之后，又有学者认为杜牧的“杏花村”只是泛指。
杜牧诗中“牧童”所指的“杏花村”，不一定是真村名，也不一定即指酒家，而只是“牧童”所指的那个杏花深处的村庄。这样读来，诗的意境才更开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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