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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时期,谁才是国家的真正统治者?都以为是皇帝,其实并不是

作者:齐齐哈尔诗词网
日期:2020-02-02 20: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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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官用人是国之大事,为了保证人才选拔,国家一方面大力发展教育;另一方面不断探索和完善选官制度。 “中兴以人才为本”,自古有“得人者昌”,“失贤者亡”之说。因此,认真总结中国古代选官用人的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至今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南北朝时期,谁才是国家的真正统治者?都以为是皇帝,其实并不是

古代朝廷选取官吏的制度,比较有名的是三大制度:“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

首先,“察举制”的确立时间,一般认为是汉武帝元光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34年。可以说,“察举制”不同于以前先秦时期的“世官制”,它的主要特征是:由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并推荐给上级或中央,之后,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其官职。

其次,“九品中正制”,是陈群改良汉代的“察举制”后提出来的,同时,它也继承了“察举制”的基础,举荐人才必须品德优良。这个制度从魏文帝黄初元年提出,直至隋文帝改立“科举制”才废除,前后有三百多年的时间,更是成为了朝廷选人的唯一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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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九品”分为:上上品、上中品、上下品、中上品、中中品、中下品、下上品、下中品和下下品。考察人员是州郡政府选定的官员,对本州郡内部人员进行考察,然后,做出评定写成状子。被考察人员的出身不在考察范围内,但是,德行是重要的考察项目。

因为,只有有良好品质才能做官,并在考察结束后,政府过考察人员写成的状子录用人才。甚至,这个考察人员有官员升降级的建议权:官员因品行端正,可以从六品升五品、五品升四品;若德行不端正,则有可能从五品降六品、六品降七品。

在司马懿当政时期,各州设立大中正官,从豪门望族中选人担任。这样,考察人员便开始偏袒起来,处处讲出身,处处讲关系;至于品行及能力,早不在考察的项目之中了。这明显违背了当初设立该制度的初衷。考察人员只认得被考察人员的出身,只要出身显贵均有大官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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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造成的情况是:出身贫寒而德才兼备的人受到打压,没有实现抱负的机会。社会里出身贫寒的人,毕竟,占据大多数,他们有怨气,社会就有不稳定因素。没有办法,隋文帝时期只能废掉九品中正制,推行科举制,让出身贫寒的人也有机会进入朝廷,为国效力。

其实,导致这样的情况,我们不能怪陈群,只能怪司马懿。

九品中正制能够运行三百多年,可见,他并不是一无是处的。这三百多年中,统一的时间很短,纷乱的时间很长,皇帝换的很勤。正是这样的环境下,推行九品中正制,确实有一定的好处。通过官员的考察,能够迅速将欠缺的官员进行补充。受到弹劾的官员,也能够立即卸任,由有德之士继任。官员任免过程加快了,办事效率提高了。

南朝齐永明十年,萧琛和范云应邀出使北魏,受到当时孝文帝的亲切接待。孝文帝很赏识这两个人,并向他的大臣们说:南方还是有很多能臣的。李元凯接过话来,说:南方多能臣,其实,是因为君主更换得勤;北方少能臣,则是因为皇帝做得长久。其实,这句话是在讽刺萧琛、范云等辈对君主不够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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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在《陔余丛考》中,就曾说过:国家的权利应该在士绅手里,而不在皇帝手里;皇帝的更替,士绅并不需要那么关心。

宏兴宗是一个庶人,他想进入士大夫的行列,于是,请求宠幸自己的皇帝宋文宗帮忙。宋文宗下旨,让他到王球家找个位置坐下。这真是一个奇怪的旨意,但是,却能够说明当时的情况。只要,宏兴宗在王球家找到位置坐下,就证明,他已经可以进入士大夫的行列了;而且,现在是皇帝的旨意,相信王球肯定会给宏兴宗一个合适的位置,并间接认可他的士大夫身份。

宏兴宗就这样高兴地来到王球家,想找个位置坐下来。宏兴宗刚弯下膝盖,王球立马呵斥道,并要求宏兴宗:你不可以坐在那里。最后,宏兴宗灰溜溜得走了。但是,对于此,宋文宗却没有放弃,过几天,他又来找王球,要求其认可宏兴宗的士大夫身份。王球并没有给皇帝面子,坚定地说:士人与庶人不一样,是不可以坐在一起的。所以,他还是不会遵守皇帝的旨意。

还有一个寒门出身的官员,也想进入士大夫行列,他叫纪僧,这次也是找皇帝帮忙。孝武帝让纪僧去找江敩,自己说了不算。纪僧到了江敩家,江敩倒是同意让纪僧坐下,可是,没多久就让纪僧感到难堪,使他不得不自己退出。对此,纪僧感叹道:士大夫真的不听从皇帝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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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可以看出,士大夫是不把皇帝更替的事情放在心上的;皇帝换做谁来做都没有关系,反正自己还是尊贵的士大夫!

这种心理在张岱身上最好体现。

张岱服侍过很多君王,每次都能够处理好上下级的关系,办事也能够让君王满意。张岱的经验是:保持一颗真心,无论服侍哪位君王,都能够将事情办好,将关系处理好。这样的人,在儒士看来就是不忠诚的人,竟然服侍这么多君王,肯定对任何人都不忠诚。

如果,真的以这样的标准来考察人,那时候,就很少有人能够达标了,毕竟,当时君王更换得太快。难道就因为君王退位了,自己也要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涯吗?所以,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些儒士的指责,其实,是没有道理的。

话说,在齐建元元年的时候,齐高宗萧道成封赏帮自己登上大位的有功之臣,褚渊、王俭都被封赏了。褚渊:南朝宋、齐宰相、外戚、南齐开国元勋,太常褚秀之之孙,左仆射褚湛之之子;王俭: 南齐名臣、文学家、目录学家,东晋丞相王导五世孙、刘宋侍中王僧绰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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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人都是前王朝的亲戚,现在却成为新王朝的功臣,也因此,他们受到的非议就很多。于是,有人就专门写了一本《齐书》用来讽刺他们,说:这两个人连自己亲戚的王朝都能背叛,现在,他们怎么可能会忠于我们的齐国呢?

之后,褚渊的长子就因为这个讽刺,觉得脸面无光,在父亲过世后隐居起来,再也不做官了。

参考资料:

【《陔余丛考》、《齐书》、《“九品中正制”的利与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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