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鲁迅，大家都不会陌生，他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当之无愧的文豪。

从小学的《少年闰土》，再到中学的《孔乙己》《药》《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拿来主义》《记念刘和珍君》……他的作品被选录在语文课本里，一年又一年，影响着无数青年学子。

他的文章冷静、理性、忧愤深广，对国民精神劣根性进行了深入的批判。

但是，鲁迅并非生来就是一个“战士”。他是在一次又一次的人生挫折中，不断感受到希望的破灭、认清现实的残酷，这为他的写作之路埋下伏笔。

正如他在《呐喊·自序》中所说——

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后来大半忘却了，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

尽管鲁迅说自己的“梦”是“忘却了”，但实际上，这些“梦”大半都破碎了，化为了他人生路上的坎坷。

让我们通过细读《呐喊·自序》，回顾这位大文豪的心路历程。看看青年时期的他，究竟做过什么“梦”、遭遇了哪些挫折？而这些挫折，又何以使鲁迅何以成为鲁迅。

父亲去世，背井离乡求学路

1881年，鲁迅出生在浙江省绍兴府，一个日渐没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里。

因为是长子，父母怕他没了，还去庙里专门为他求得两件“法宝”，一个是家有喜事时必穿的百衲衣，另一个是辟邪用的牛绳。

然而，好景不长，鲁迅的父亲因有肺病，年幼的儿子就不得不分担家务，买药、寻药引、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典当出去。

父亲去世时，鲁迅只有16岁，用现在的话来说，他还不过是个孩子。

后来，鲁迅为了自谋出路，决定走“应试”的路子，这意味着他不得不一人外出求学。先是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后是日本仙台的专门医学学校。

对于儿时的经历，鲁迅曾这样回忆——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正如鲁迅自己所说，他曾经是“小康人家”的孩子，闰土称他为“老爷”也并不过分，只是这些也已物是人非。

给父亲治病的，虽说是最好的医生，但其实也不懂医术，只会用些“经霜三年的甘蔗”、“原对的蟋蟀”，这些没有依据的药引来哄骗患者，病情一再拖延。

当铺老板自然也瞧不起来典当的百姓，对他们总是一派居高临下的态度，对一个小孩儿，又怎会有礼貌可言？人情冷暖，展现得淋漓尽致。

鲁迅过早地进入了“成年人社会”，世人的愚昧、冷漠、虚伪是他成长的催化剂，承受了他这个年龄不应有的沉重。

他的童年早已消逝了，就这样被迫着长大了。

当初飞得多高，今天就摔得有多痛，尽管这一“摔”并不是因为鲁迅自己做了什么。

由此得知，鲁迅在经历家道中落后，以一个孩子的身份，在社会上所受的种种“污蔑”，是他的第一个人生挫折。

身处异国，目睹同胞的冷漠

由于父亲的病逝，鲁迅希望能做一名西医医生，用自己的力量挽救病人。

20世纪初，正赶上一波“留学热潮”，不少名人都在此时前往日本学习，除鲁迅外，还有陈独秀、郭沫若、郁达夫等。

对于这段时间的学医经历，鲁迅还写了一篇专门的回忆性散文，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藤野先生》，选录在《朝花夕拾》中。

但是，这段学医经历也没有持续太久，他的第二次人生挫折——“幻灯片事件”——发生了。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回忆到，每次课程结束后，如果还有剩余时间，老师会用放讲义的机器给同学们放些风景、时事的画片。

据鲁迅的回忆，那时正值日俄战争，曾有一次在画片上看到中国人，这人因替俄国人做侦探、又被日本人抓住了，因此要被日本人砍头示众。

看到自己的同胞被杀，鲁迅心中或是愤怒、或是不甘，总之肯定不是平静的。

因此，让他非常不解的是，为何周围的其他中国人都没有反应？难道他们对同胞没有一点同情吗？

鲁迅自己这样说——

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

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

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鲁迅之所以来学医，一是因为他的父亲没有寻求到好医生，二是他希望能治疗更多的病人，但这一刻，鲁迅却看到了身为医生的自己，自己面对祖国受辱、民族危亡时刻的那种无能为力。

其他国人的“冷眼旁观”，让鲁迅再一次想起了过去曾经历的那种“人情冷暖”、那种“污蔑”。

他或许恍然大悟——原来即使学了医学、见识到了国门以外的世界，却也改变不了“为奴”、“麻木”的本性，正所谓“学医救不了中国人”。

因此，在目睹同胞被杀、其他国人却冷眼旁观之时，鲁迅所产生的那种无能为力感，是他人生的第二个挫折。

创办《新生》杂志，迎来“灭亡”结局

鉴于此前经历的“幻灯片事件”，鲁迅认为当下最要紧的任务，莫过于更新国民的精神。

这一思考可不简单，“国民精神”实在太大了，要怎样才能达到这一目标呢？

此时的鲁迅这样说——

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由此，鲁迅决定与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出杂志，比如其弟周作人、好友许寿裳。

杂志谓之《新生》，正是取“新的生命”之意，呼吁人们精神觉醒。

但这份充满了青年理想的杂志，却还没有得到“新生”，便已“灭亡”。

正如我们现在常用来调侃的那句话：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当年鲁迅在创办《新生》杂志时也是这样的。

不仅负责文字工作的人一个个走了，好不容易来的资本也没有了，人财两空。久而久之，谁也没有创办下去的动力。

甚至就连鲁迅、周作人、许寿裳之间，也不在一起谈论这本杂志了。

或许你会说，没有办成一本杂志，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把这当成鲁迅的第三大挫折，是否有些小题大做了呢？

现在看来，鲁迅似乎有些“玻璃心”。但实际上，当初的他之所以要创办这本杂志，是因为他对《新生》、对文学给予厚望，想借文学之力改变国民精神。

但是，就连这种方法最终也无望，鲁迅一时之间也不知从哪里寻找出路。

更何况，当年不会有像今天一样快捷方便的媒体传播工具，如果不能依托报纸、杂志，那么，无论思想有多么先进，都是很难被人关注到的。

当然，鲁迅内心或许也为人际交往有一些发愁吧，如果自己的亲弟弟、好朋友都没法一起创办杂志，那么他又该找谁帮忙、可以去相信谁呢？

曾经在异国他乡的那种“孤独感”，仿佛再次袭来。

因此，创办《新生》杂志不成、反而先“灭亡”，鲁迅不知又该以什么方法去实现自己改造恶劣国民性的愿望，一时之间陷入沉郁，成为了他人生中第三个挫折。

综上所述，在《呐喊·自序》这篇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青年时期的鲁迅，曾遇到过三次影响巨大的人生挫折——

父亲早逝、家道中落，背井离乡求学，饱受世人冷眼；

身处异国，面对国民的冷漠、国家的危亡，深感学医的无力；

试图以文学来解决问题，但《新生》尚未“新生”，竟已“灭亡”，难以再寻新方法。

其实，说到这里，此时的青年鲁迅还没有正式踏上文学创作之路，具体他是如何走上文学路的，还要看《呐喊·自序》的后半部分。

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三次人生挫折，已成为他作品中孕育着寂寞、绝望、彷徨之情的种子，使鲁迅真正成为鲁迅、成为我们每个人心中的战士。

作者@鸭子读书笔记，中文系硕士研究生在读，欢迎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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