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印本《辍耕录》书牌
朱印本《辍耕录》卷首
历史上以南村草堂为号的有好几个，其中仅藏书家就有两个，一个是清代湖南新化的邓显鹤，另一个是元末明初浙江天台的陶宗仪，还有几位因为不是藏书家，这里就略过不谈。虽然陶宗仪的堂号是南村草堂，但他却号南村，我不知道是因为名号而得堂号，还是反过来用之，所以他的堂号和他的字号，孰先孰后的问题，我没能搞明白。即使是他的具体生卒年也不详，按说陶宗仪是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不知为何他的重要节点却如此不清晰，昌彼得先生考证其生于元延祐三年（1316），明永乐元年（1403）以后卒，这个“以后”应当是根据《明史》的记载：“（洪武）二十九年率诸生赴礼部试读大诰，赐钞归，久之卒。”既然《明史》上都没有说清楚，那昌先生也就做了模糊处理。陶宗仪在元代曾经参加过一次科举，因议论政事不为考官所喜，自后绝意科场，潜心书画著述，又因其著述极多，后世多称其为文学家，所著有《南村辍耕录》、《书史会要》、《南村诗集》、《沧浪棹歌》，编有《说郛》、《古刻丛抄》、《游志续编》等。
蓝印本《辍耕录》卷首
陶宗仪最有名的故事是“积叶成书”，据说他客居松江时，躬亲稼穑，闲时在树荫下乘凉，与学生们谈古论今，偶有所得，就随手捡起一片树叶，将所思所想记在树叶上，然后放在瓮内埋在院子里储藏起来，日久贮得十几瓮，后来他将这些树叶上的所思所得，在学生的协助下抄录整理，编纂成书，这就是后来的《南村辍耕录》三十卷。这部书最早有元版，张元济曾见，明成化有松江刻本，万历有玉兰堂覆本，到了民国时期，陶湘以元刻锓版影印付梓，张元济又将陶湘所影缩印入《四部丛刊》行世。站在赏鉴家的眼光看，我觉得陶湘的影元刻本最为漂亮，正因为我的这个偏好，使得我这些年陆续收得陶湘影印的《辍耕录》墨印、硃印及蓝印各一部，仍不解渴，最终觅得一部玉兰堂本始作罢。
陶宗仪撰《说郛》宛委山堂本书牌
陶宗仪编《说郛》明刻本
但是我对他这种著述方法还是略有怀疑，关于记载此事的原文如下：“遇事肯綮，摘叶书之，贮一破盎，去则埋于树根，人莫测焉。如是者十载，遂累盎至十数。一日，尽发其藏，俾门人小子，萃而录之，得凡若干条，合三十卷。”这段记载说，陶宗仪是把他写在树叶上的文字储存在一个破罐子里，并且埋在树根之下，他的这种奇特做法，至少使用了10年，细想之下，在江南地区把树叶放在罐里埋在地下，不用说10年，恐怕一、两年就腐烂的没有了痕迹。江南的天气太过潮湿，怎么有可能保存的完好如初呢？那时又没有抽真空装置，所以我不觉得他这件事情真正地实施过，也许不过就是古人的一种情趣说法。
陶宗仪撰《南村辍耕录》
对于《辍耕录》这个书名，历史资料大多把它解释成：在夏天下到田地里，下田劳作之时，暂时停耕而录者。我觉得这种解释太过直白，我宁愿把它解释成：陶宗仪以此来寄托了自己的鸿鹄之志，《史记·陈涉世家》中有一段著名的公案：“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勿相忘。’佣者笑而应曰：‘若为佣耕，何富贵也？’陈涉叹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以我的私见，陶宗仪给自己的著作起了这样一个名称，应当蕴含了自己的难申之志。元明易代之时，朝廷征招儒士，陶宗仪找各种借口予以推辞，他的这句话表明了自己的志向：“为巢父，为许由，为严子陵，击壤而歌，以为太平之草民，不亦可乎。”
陶宗仪撰《游志续编》卷首
对于他这个志向，宋濂评价说：“九成之意，以为一家不可以俱仕，恐妨进贤之路，故力辞之。”陶宗仪坚决不仕前朝，但他却不反对自己的学生到明朝去当官儿，可能是因为学生们出仕之时，仅是任一朝而已吧。洪武二十九年，陶宗仪带着一大帮弟子前往南京礼部参加考试，他教出的学生里，考中了许多位。这种做法引起了皇帝的关注，为此帝王还专门给了他一笔奖金，以此奖励他为国家的教育事业所做出的突出贡献。
陶宗仪给《白石道人歌曲集》所作跋语
或许是年代太过久远，关于陶宗仪藏书的直接记载并不多，但是他有些抄本民间一直有流传，且有其藏印“陶九成藏书印”。陶宗仪一生不曾出仕，家境并不富裕，因此抄书成为收藏典籍的重要方法之一，这些抄本在他后来的著述中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尤其是《说郛》，《四库全书总目》评价称：该书“虽经窜乱，崖细终存，古书之不传于今者，断简残编，往往而在，佚文琐事，时有征焉，固也考证之渊海也。”也不知什么原因，今人所见的《说郛》，少有刊刻精雅者，因为部头略大，今人所见该书，也大多是零本，可见古人刊刻之不易。
陶宗仪故居没有门牌号，只好去拍隔壁
陶宗仪还参与过刻书，明洪武九年（1376），他将自己的著述《书史会要》九卷付梓，该书字体秀丽圆湛，犹有元代风范，不过处士素来清贫，因此这部书的刊刻之资是由其友人共同集资而来，故每卷卷末均附有该卷捐资人姓名，该书九卷，九卷的捐资人姓名都不同，这一点颇似佛经的刊刻习惯。从内容角度来说，《书史会要》也是一部名著，里面收录了400多位书法名家的传记，如果不是他的收集，今天很多书法家的资料就无人可知，只是那个时代还没有今天像学院派那样，有着严格的撰写方式，所以，他引用了许多历史文献，但却没有注明出处，这给后来的考证增添了些许困难，但换个角度来说，本不应当责怪前人，如果不是陶宗仪的著录，今天连考证和指责之处，都变成了无的放矢。比如他那部《辍耕录》，记载了很多今日颇为重要的史实，例如江南的纺织技术，今人最喜闻乐道者则是黄道婆，而黄道婆在松江一带普及纺织技术的事迹，就是出自《辍耕录》一书。该书还记载有《西域奇术》，是说当时的回回医官已经可以做开颅手术，至于到这件事的真伪，那就让专业学者们去探讨吧，我觉得陶宗仪的伟大之处就在他留下了这么多的历史信息。
在其故居小河旁看到了这样一块碑记
此碑距陶宗仪故居的距离
陶宗仪的南村草堂建在上海松江区泗泾镇，而这个草堂的具体位置所在以及是否还有遗迹，我完全查不到相关的记载，但细想想，在上海这种繁华地带保留一个明代初年的村庄，是不太现实的事情，不过该镇的繁华地带有个小区名叫“南村小区”，多少保留了一些非物质遗迹。癸巳年春访古到浙江省台州市，闻知当地有陶宗仪故居，想一想南村草堂已经不存在了，那么看看他在台州的故居也不错。故居的具体地址是台州市路桥区峰江街道下陶村。我在当地包下了一辆出租车，前往这个下陶村去寻访。江南地区经济虽然很是发达，但随之而来的，则是交通的混乱，我总觉得在江南的乡村间开车，绝属高危行业，在前往寻找的途中，不断地遇到汽车迎面逆行，每见此况，都会搞得我神经很是紧张，但司机却说，这处状态已经算好了，以前还要离谱。
院门紧闭
不知道门口戳放这么块石头有什么讲法
司机并不了解下陶村在哪里，于是沿途边走边问。下陶村这个村名，我觉得跟陶宗仪有关，因为陶宗仪就把历史的名人陶渊明、陶弘景都视作自己的祖辈，他在《辍耕录》里还收录了这两位祖辈的年谱，究竟陶宗仪跟陶渊明和陶弘景有没有血缘关系？这一点我不了解，也没有看到过相应的家谱，但即使有家谱在，也很难以此为据，因为中国编撰家谱的惯常用法，大多会把同姓的历史名人全部列成自己的祖宗，我不知道陶宗仪是不是这么干，但他给自己的堂号起名为“南村”，倒是跟陶渊明有些关系，陶渊明有句诗：“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南村草堂”一名应该是来自这句诗，只是这个下陶村来自哪里？我却没查到信史，但不管名称是不是跟陶宗仪有关系，只要还有痕迹在，这就足矣。
院角一株梅
今天的运气不错，不费什么气力就找到了陶宗仪故居，但这个运气没能得以延续，因为故居的大门上挂着锁。在四围探访一番，也找不到村民来请问掌管钥匙的人，只好又回到门口再想其他办法。大门旁边放着一块大石头，上面以红漆写着“学无止境，教有所长”，两门的门框上写着“近水绕门青作带，远山当石翠为屏”，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陶宗仪的诗句，大门旁边还贴着标牌，注明这里是陶宗仪故里。站在墙外可以看到院里的情形，院墙是下砖上栏的式样，总体不是很高，尤其下面砖砌的部分不足1米，上面是铁艺栏杆，也就1米多高，我登上砖墙用手摸了摸护栏顶上的尖刺，感觉并不是很尖利，向四围张望一番，仍然看不到人影，于是一用力就翻进了院墙之内。
新近修复起的故居
整个故居小院占地约有一亩大小，前面三分之二是庭院，后面是一座新修的三开间仿古民居，民居的大门上方挂着“陶宗仪故里”牌匾，扒着玻璃向内看去，里面设着陶宗仪雕像，体形硕大，跟房屋的大小很不成比例，两侧没有书架，与其藏书家的身份也不相符。当年陶宗仪的好友邵亨贞曾写过一篇《草堂记略》，称南村草堂“左右列琴瑟书册，前后多桑麻竹树”，这样具体的描述却跟我眼前所见相去甚远，转念一想，文中所记指的是松江的南村草堂，而非我眼前所见的这一个。
院中一角
影壁上的简介
看来房屋和雕像分别由不同的人捐资而来，因此凑在一起不那么协调。屋前建有两个花坛，各植梅花一株，右边的梅花下还立着一根一米高的方石柱，表面粗糙不堪，看得出年代颇久，石柱旁边还立了块小牌，上面写着“陶宗仪家传吊桥樁”，我不明白吊桥樁是什么物件，但这是我在小院里看到的唯一老物件。靠近院门的地方修有影壁，上面刻着一篇《陶宗仪简介》，小字颇密，颜色又极深，让我没有耐心看完全文，不过我想，这篇简介里，一定不会谈到陶宗仪藏书事，讲得最多的，应该是他的著述和隐居吧。
隔壁院落的一间特殊房屋
忍不住进去一看，原来有着这样的供奉
拍照完毕，我依原路从墙内翻出，站在青砖上扶着栏杆，刚迈出一条腿，就听到隔壁院里传来人说话的声音，我多少有些做贼心虚，慌乱地跳下矮墙，还未等落地，我就感觉到大腿根部有了凉意，站在墙下低头一看，裤裆被划开了一道口子，虽然口子不是很大，但迈开腿时，也足够有辱斯文，然而孑身在外，没有任何针线可供缝补，这很无奈，于是在接下来的行程里，我只好将自己的步幅减半，这种走路姿式让我体会到了模特们走猫步的不容易。
陶宗仪故居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