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呐喊》出版95周年：阿Q精神、孔乙己式迂腐离我们而去了吗？

95年前的今天，1923年8月3日，鲁迅的第一本小说集《呐喊》由北京新潮社出版，并被列入该社“文艺丛书”之一。其中收录了鲁迅1918年至1922年间写就的小说《一件小事》《狂人日记》《鸭的喜剧》《端午节》《故乡》《孔乙己》《药》《阿Q正传》《兔和猫》《社戏》《风波》《头发的故事》《明天》《白光》《不周山》等15篇。

1930年1月，《呐喊》第13次印刷时，作为对成仿吾针对《呐喊》所提出的“庸俗”罪名的回应，鲁迅抽去了最后一篇《不周山》，后来将其改名为《补天》，1936年收入了《故事新编》中。余下14篇，即为今日通行之篇目。

这时我们的批评家成仿吾先生正在创造社门口的“灵魂的冒险”的旗子底下抡板斧。他以“庸俗”的罪名，几斧砍杀了《呐喊》，只推《不周山》为佳作，——自然也仍有不好的地方。坦白的说罢，这就是使我不但不能心服，而轻视了这位勇士的原因……《不周山》的后半是很草率的，决不能称为佳作。倘使读者相信了这冒险家的话，一定自误，而我也成了误人，于是当《呐喊》印行第二版时，即将这一篇删除。

——鲁迅，《故事新编》序言。

1923年12月，《呐喊》再版，其中有一处变动亦颇值得玩味：印刷者由最初的“京华印书局”变成了“京师第一监狱”。由监狱承办印务，这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对此，唐弢在《晦庵书话》里说：“说句笑话，鲁迅先生和那时的‘囚犯’偏偏特别有缘，现在阜成门内西三条故居里，还保存着一些桌椅，也是监狱的产品。”

对于这本小说集，固然不乏批评与攻击，但更多的是惊叹与赞扬。当时，郑振铎说：“《呐喊》是最近数年来中国文坛上少见之作。那样的讥诮的沉挚，那样的描写深刻，似乎一个字一个字都是用刀刻在木上的。”李大钊更是激动地赞许道：“这是中国最好的一本小说！”人们惊异于以前竟不识得“鲁迅”这样一个名号，忽然之间对“鲁迅”产生了空前的兴趣。

《阿Q正传》第一章，“这一章算是序”（1921年12月4日晨报副刊）。

史家对《呐喊》的定义是，《呐喊》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端与成熟的标志，开创了现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先河。而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关于鲁迅与《呐喊》的相关研究早己成为一门显学。时至今日，“鲁迅”在中国已经不只是一个作家的名字，更是一个已然超出了文学和人物范畴的重要“词汇”。但是在鲁迅“呐喊”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世界似乎依然在鲁迅笔下的鲁镇里徘徊，阿Q精神、孔乙己式迂腐还是人们的话题。而我们，依然不能不去读鲁迅。

撰文 | 风小杨

1949年以来，鲁迅《呐喊》部分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3年1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年3月；漓江出版社 1999年12月；译林出版社 2013年11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年4月；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6年1月）封面。

《呐喊》之前：寂寞屋中抄古碑

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积毁可销骨，空留纸上声。

1933年，鲁迅为他已经出版十年的小说集《呐喊》题了这么一首小诗。在这首诗中，鲁迅感慨了自己弃医从文以来所遭遇的种种挫败，写文呐喊却不断遭遇当局的审查禁令，揭露旧俗却屡屡被世人毁谤构陷。他感到一种大寂寞，这种寂寞或许可以比之于曹雪芹的“满纸荒唐言”、“谁解其中味。”因此他感到大悲凉。写这首诗时如此，十年前、二十年前更是如此。

对于鲁迅来说，从他1912年入京到1923年《呐喊》出版之间的这十年，是一段容易被忘却而又不得不格外注意的年月。正是在这沉默的十年里，《呐喊》中的种种情感与思想埋下了爆发的种子，并一点点地在鲁迅的梦中被赋形。

1912年，已届而立之年的鲁迅应蔡元培之邀，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入京后，鲁迅便一直住在菜市口南半截胡同路西的绍兴会馆。但鲁迅最初的住所并不理想，虽美其名曰藤花馆，但实际上臭虫遍布，人口嘈杂。对此，他在日记中发了好几通牢骚：“半夜后邻客以闽音高谈，猎猎如犬相哨，不得安睡。”“夜邻室王某处忽来一人高谈大呼，至鸡鸣不止，为之展转不得眠，眠亦屡醒。”

忍受了两年之后，鲁迅终于决计搬至会馆的一间“鬼屋”里，因院中曾有人吊死，所以这个相对安静的独院未被别人占据，这正合鲁迅的心意。于鲁迅而言，这也是他一生中至关重要的一段时期，他还没有开始真正的文学写作，只是闷头誊旧书、钞古碑，没有任何显露于外的行动，但其文学的发端，他的忽然的“呐喊”，都是在这样一个情景里面发展出来的。多年后，他在《呐喊》自序里回忆这段寂寞的时光，却也不乏冷峻的温情：

“Ｓ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夏夜，蚊子多了，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

那时的鲁迅，或许可以用“积极的颓废”来形容。说他颓废，是因为他在用遁入古代的方式麻痹自己。无论是抄旧书还是抄古碑，都只是因为鲁迅“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呐喊》自序）他从《康熙字典》《茶经》一直抄到《唐诗扣弹集》《嵇康集》，都是大册页的。曾同住在绍兴会馆的许寿裳回忆说：“自民二以后，我常常见鲁迅伏案校书，单是一部《嵇康集》，不知道校过多少遍，参照诸本，不厌精详，所以成为校勘最善之书。”“整理古碑，不但注意其文字，而且研究其图案……也是考证精审，一无泛语”。（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这种沉迷于“无意义”之行为而又极认真以至于忘却的状态，是一种彻骨的颓废，但他做的事情又不至于完全无意义，所以说其积极。

鲁迅辑校《嵇康集》（版本：文学古籍刊行社 1956年）。

这样一直到了1918年，新文化运动达到了高潮。此前一直在会馆埋头于古籍旧碑的鲁迅突然迎来了一位特别的客人：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钱玄同），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因为这段关于“铁屋”与“希望”的对话，鲁迅的文学生涯正式开启了。他答应钱玄同做一篇“文章”，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在这篇初具形状的小说中，他甚至将钱玄同来见他时怕狗的一幕有意无意地写了进去：“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

从《狂人日记》以后，鲁迅便一发而不可收，陆续写了十余篇“小说”。用鲁迅自己的话来说，这几篇小说是他那段寂寞生活的产物：“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些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

如今看来，《呐喊》非但没有“空留纸上声”，反倒是在这百年里激起了一层又一层的巨浪，只是这巨浪的形状和前进的方向，鲁迅曾料到，也未曾完全料到。

《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

作者: 王富仁

版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年2月

王富仁在鲁迅研究界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首先提出了区分中国思想革命和政治革命的不同规律，“回到鲁迅”。

《呐喊》之后：“惊心且有回味”

其实《呐喊》并非横空出世。早在1918年，《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就刊发了鲁迅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1919年，《新青年》又刊发了他的《孔乙己》和《药》。同年，《明天》刊发在北京《新潮》月刊上。1920年，《风波》、《头发的故事》相继发表在《新青年》和《时事新报》上。1921年，《新青年》再次刊发了《故乡》，《阿Ｑ正传》则在北京《晨报副刊》上连载，直到1922年连载结束。1923年，则相继有《白光》发表在《东方杂志》，《鸭的喜剧》发表在《妇女杂志》上。到了1923年，诸篇小说早已享有盛誉，《呐喊》的结集出版只不过是一种“成熟的仪式”。因此此书一问世，便立即销售一空，一时间洛阳纸贵，这在当时的鲁迅是没有想到的。

电视剧《阿Q正传》（1982）剧照，由严顺开（1937年6月6日-2017年10月16日）饰阿Q。

有意思的是，《呐喊》在北京新潮社出版问世，但最先作出回应的是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副刊。1923年8月31日，《觉悟》副刊发表了署名“记者”的评论文章《小说集〈呐喊〉》，高度评价了《呐喊》的出版。文章第一句就激动地宣称：“在中国底小说史上为了它就得‘划分时代’的小说集，我们已在上海看到了。”

相比而言，北京文坛关于《呐喊》的第一篇评论则晚了二十天。1923年9月21日，北京《晨报副刊·文学旬刊》发表同样署名为“记者”的《文坛杂记》，这位“记者”作者表示：

我们最近在文学界上得到一本很有力量的作品，使我们异常欢欣！《呐喊》的价值，固然不用我们来介绍，但他那种特殊的风格，讽刺而带有深重的悲哀的笔锋，使阅者读后，惊心且有回味。

茅盾也撰文谈及了自己作为普通读者第一次阅读《狂人日记》的直观体验。《狂人日记》的句子“冷隽”、文调“挺峭”、意义“含蓄半吐”，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了《狂人日记》“异样的风格”，使人一见到“就感着不可言喻的悲哀的愉快”，他还将这种快感比喻成爱吃辣子的人所感到的“愈辣愈爽快”。读《狂人日记》的过程中，茅盾“觉得受着一种痛快的刺戟，犹如久处黑暗的人们骤然看见了绚丽的阳光”。

面对《呐喊》被高调宣传的场面，成仿吾感到忿忿，直言除《不周山》以外其他作品的“庸俗”。“《呐喊》出版之后，各种出版物差不多一齐为它呐喊，人人谈的总是它。”但他的评论也颇为复杂且有意味。1924年1月，成仿吾在谈到《呐喊》时说：

“近半年来的文坛，可谓消沉到极处了。我忍着声音。等待震破这沉默的音响到来，终于听到了医生宏亮的呐喊。在我未曾直接闻这一声宏亮的呐喊之先，我先听到了一阵嘈杂的呐喊和呼声，这种呼声对于提醒人们迟钝的注意力是必要的，然对于我这种吞声等着的人，却觉得嘈杂而可厌。然而我终于听到一声宏亮的呐喊了，这便是鲁迅的《呐喊》一部小说集。”

——成仿吾，《〈呐喊〉的评论》。

这“嘈杂的呐喊和呼声”除了评论界之外，尤其来自于出版业，种种待遇堪比于如今的“畅销书”，比如“印花票”的使用。在中国现代出版业方兴的1920至1930年代，《呐喊》的出版有着标志性的意义。1924年5月，《呐喊》第3次印刷时，改由北京北新书局出版，列为鲁迅所编“乌合丛书”之一。据王世家等研究者统计，新潮社与北新书局一共将《呐喊》印刷了24次，但总印数无法估计，“迄今为止，没有一家图书馆、收藏单位或个人能将《呐喊》24 版印本收集齐备。”而根据上海鲁迅纪念馆馆长周国伟先生的统计结果，截止1930年，即第14版“北新版”《呐喊》出版之时，其印数已经到了48500册。

《呐喊》1930年北新书局版。图片来自孔夫子网。

但《呐喊》的出版及成名是一个偶然事件。作为一部应时而生的小说集，《呐喊》最初的声名也有出版行业和报刊媒体的建构作用使然，这在那时对于白话文学的传播是有益的，也是必要的。同时，《呐喊》文学地位的建构也是一个漫长的合流产物。1926年，台静农将《呐喊》出版后的作品评论和鲁迅评论，以《关于鲁迅及其著作》的书名结集出版。这次具有总结意味的出版事件也对鲁迅的形象做了一次总结，作为作者的“鲁迅”变成一种变相的“文本”，得到人们前所未有的重视。

许多读者对鲁迅生起了好奇心。比如北大国文系主任马裕藻的女儿马钰，平时最爱看鲁迅的小说，“但是鲁迅这人，我是没有看见过的，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样子”，因此她在心中描绘出一幅关于鲁迅的肖像：“爱漂亮吗？大概许爱漂亮，穿西服罢。一定拿着stick，走起来，棒头一戳一戳的。分头罢？却不一定；但是要穿西服，当然是分头了。”这简直要把鲁迅偶像化了。直到后来鲁迅来拜访她的父亲，才知道他原来是“一个瘦瘦的人，脸也不漂亮，不是分头，也不是平头”，“穿了一件灰青长衫，一双破皮鞋，又老又呆板”，最后在童稚的叙述中得出“鲁迅先生我倒想不到是这么一个不爱收拾的人”这样一个结论。

“从来如此，便对吗？”

对鲁迅的这种“封圣化”延续了将近一个世纪。像所有被推到高处的神话人物一样，随着政治宣传的推力，鲁迅周围逐渐凝聚起了一种迷信的气氛和蛮横的力量，似乎他的伟大是不证自明的，而这伟大压迫着我们不能正视他。鲁迅成为了一个图腾，一个象征，如今只有极少部分人真正体会到鲁迅笔下除了横眉冷对千夫指还有许许多多细微美妙的地方。而不知从几时起，在中小学生群体中兴起了一句关于鲁迅的顺口溜：“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这恐怕是鲁迅所没有料到的。

但他又似乎还是料到了。

1924年1月12日，孙伏园主编的《晨报副刊》发表了一篇署名曾秋士的文章《关于鲁迅先生》。曾秋士即是孙伏园的笔名。在文章中，孙伏园谈及了《呐喊》再版的不确定性。他先是抱怨“鲁迅先生的《呐喊》，出版快半年了。听说买的人虽然很多，但批评的却未见十分踊跃”，接着解读了他“印象最为深刻”的《药》和鲁迅自己“最喜欢”的《孔乙己》，然后透露道，鲁迅之所以对于《呐喊》再版迟迟不予准许，乃是基于两个原因：

听说有几个中学堂的教师竟在那里用《呐喊》做课本，甚至有给高小学生读的。这是他所极不愿意的。最不愿意的是竟有人给小学生选读《狂人日记》。他说“中国书籍虽然缺乏，给小孩子看的书虽然尤其缺乏，但万想不到会轮到我的《呐喊》。”他说他虽然悲观，但到今日的中小学生长大了的时代，也许不至于“吃人”了，那么这种凶险的印象给他们做什么！他说他一听见《呐喊》在那里给中小学生读以后，见了《呐喊》便讨厌，非但没有再版的必要，简直有让他绝版的必要，也有不再做这一类小说的必要。

这是一个颇有深意的反应，不管孙伏园说出鲁迅的这段话是为了博取读者关注以更好地促进《呐喊》的销售，还是仅仅向众人宣示《呐喊》真的有可能绝版了。在《呐喊》中，鲁迅通过“狂人”的呓语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口号，但他又不想让孩子经历这种“凶险的印象”。在这个意义上，他反对大家对《呐喊》的过度推崇，也反对大家对他个人的过度推崇。1927年，鲁迅在向台静农答复关于提名自己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的信时，措辞强烈地予以拒绝：

“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否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字，一无可观了。还是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

程十发绘《孔乙己》（版本：连环画出版社 2011年8月）。

鲁迅对自己有着清醒的认识。在《呐喊》中，无论是狂人的发狂与被收编、阿Q的自我精神胜利与滑稽而死、孔乙己的迂腐与自尊、华老栓的痴愚与善良、方玄绰的“差不多”主义与失败，都在鲁迅清醒的目光被象征化了，是以他在这些写作实践里关闭了通往孩子纯真世界的光明入口，但他同时也保留了一些隐秘的通道，比如《鸭的喜剧》《兔与猫》《社戏》与《故乡》。鲁迅之反对呐喊的“封圣”化，不过是在警惕另一种尚未成型的精神压迫与将来的“旧俗”，不过是在强调以狂人之口吐出的那句“从来如此，便对吗？”

此后，鲁迅又写了几篇小说，并将其命之为《彷徨》结集出版，这又是后事了。在为《呐喊》题诗的同一年，鲁迅为《彷徨》题了一首同样意味深长的小诗：“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时代在一茬接一茬地变化，战场在一个又一个地转换，而鲁迅依然是那个寂寞的呐喊着的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