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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有际，思无涯。
孙郁先生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他评点聂绀弩先生：关于他，传奇的一生里有惊人的故事，那些纠葛着历史的痛区，至今让人颇多感怀。他一生一波三折，都以从容之态对之，一个个险境都克服过去了，而留下的文字则让人过目不忘。聂绀弩去世后，关于他的评论一直很多，旧体诗的话题占了大半。喜欢他的人，多因了那率直、坦荡的人生，还有所留下的不多的文字里的奇气。在一个缺少趣味的时代，他以生命之痛写下的文字，映照了历史的一隅。
本文首发《天涯》2017年第1期。
聂绀弩的“鲁迅体”
孙郁
鲁迅晚年有几个小友，在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名气，但后来念及导师的友情，一直不忘的是对鲁迅思想的呼应。他们经历的命运都很曲折，那些都是鲁迅也未曾料到的存在。在极其艰苦的时候，自我的扭曲伴随其间，细想起来，血液里有鲁迅的因子，在文章与气韵上衔接了一个重要的传统。缘于此，在社会环境日趋复杂的时期，众人坚守的绿地，智性得到了生长。
我感兴趣的鲁迅旧友之一，是聂绀弩先生。关于他，传奇的一生里有惊人的故事，那些纠葛着历史的痛区，至今让人颇多感怀。他一生一波三折，都以从容之态对之，一个个险境都克服过去了，而留下的文字则让人过目不忘。聂绀弩去世后，关于他的评论一直很多，旧体诗的话题占了大半。喜欢他的人，多因了那率直、坦荡的人生，还有所留下的不多的文字里的奇气。在一个缺少趣味的时代，他以生命之痛写下的文字，映照了历史的一隅。
我在二十多年前参加过一次聂绀弩的追思会，吴祖光、尹瘦石、丁聪、舒芜等一批人都来了。那是一个雪日，我们聚在万寿寺的一间古屋里，听那些老人讲聂先生的为文之道与为人之道。传奇里有诗，诗中带史，杂然轰响中过来的人生片影，真的像一部曲折的小说。
那一天谈得最多的是他在北大荒的故事，以及晚年的诗，论者对其旧瓶新曲以高度评价。我记得吴祖光说到聂绀弩以苦为乐的往事时的感叹，好似一段心史的流露。我也因此对他的作品有了了解的冲动。许多年后，侯景天先生编辑了《聂绀弩诗选》，书出版的时候，我在人民大学主持过一次聂绀弩诗歌研讨会，当日聚集了李锐、章诒和等人，讨论很是热烈。对于一个远去的老人的敬意，除了那智性外，人格的力量是主要的吧。他身前友人的陈述，倘翻印给青年一代，则对那些历史的片段的理解，一定有用的。
大凡读过他的书的人，即便观点与其相左，也能为其磊落的性情所感。在作家队伍里，他可能在文体上最接近鲁迅。1940年代的文坛，杂文最有气象的当非他莫属。他那时候留下的文字，倒是映现着鲁迅传播史动人的一章。
鲁迅在世时，他们交往的世间并不长。据材料看，他们相识于1934年，那时候聂绀弩是《中华日报》副刊《动向》的编辑，鲁迅曾投稿于他。后来聂绀弩与鲁迅、萧军一起创办过《海燕》，有过亲密的接触。1930年代初正是鲁迅左转的时期，鲁迅文章的格式与韵味，给聂绀弩的印象是深远的，以致许多年过去，其面影一直在他的脑海中，他自己的文体，也打上了浓厚的鲁迅色彩。没有了鲁迅的文坛，在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方面，是聂绀弩延伸了相近的主题。鲁迅传统经由其笔触的转动，在新的环境里变得异乎寻常的重要。
就一生的变化而言，聂绀弩前期是左翼的斗士，社会思想与鲁迅极为相近。后期因为屡遭磨难，风格大变，精神中多了苍冷的因素。那是左翼精神的另一种变异，在这个变异里，他与鲁迅的距离，反而显得更近了。
他的杂文在1940年代已经日臻成熟，调子沉郁、悲慨，还略带一丝幽默之风。那时候他的主旨集中在对社会黑暗的抨击上，对国民党“党天下”的嘲讽，对黑社会官僚、恶霸的揭露，冷嘲者有之，怒骂者亦多。与鲁迅《二心集》里的文风颇为接近。一篇《韩康的药店》写恶霸对民间智者的亵渎，画出中国社会的一角，其中也隐含着社会不公带来的革命的必然性。文章有小说笔法，也带杂感家的幽默，洋洋洒洒之间，思想的亮光照耀着苦难之世，让人在彻悟里有走向十字街头抗争的冲动。
因为有过苏联生活的经验和北伐的经验，他对世态的感受没有书斋里的隔膜，看人看世，能够顾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对于政治的敏感是超出常人的。但也因为没有政客气，其言及社会文化与政治风云的文字，又多见知识分子的味道，乃思想的审问者和追思者。是左翼，很少左翼腔；像文人，但拒绝士大夫气。这就使他既不像周扬、夏衍那样领袖气，也不像京派那样书斋气。这样的选择，在路径上有现实的感召，许多左翼作家并没有类似的本领。就文章而言，他的独特性，是衔接在鲁迅传统中的。
他的古代文学修养很好，对于六朝、唐宋元明的文人生活，都有一些心得。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多少见到一些立体感。这些感受与鲁迅极为接近，或说受到鲁迅的影响也是可能的。另一方面，他与鲁迅一样，对文人的批评很是尖锐，在思想上有出离旧的营垒的果决。从他对周作人、沈从文、曹聚仁的态度上，可以见到鲁迅的影子之长。鲁迅死后，聂绀弩持续与书斋里文人的论战，倒暗合了左翼文学的另一种精神。
聂绀弩的文字带有血性，没有孱弱的样子，是热风的喷吐，以炽热的光照着周边的世界。这种行文，趋于斗士的风格，都非象牙塔中人喜欢的存在。他的好恶，让人想起鲁迅晚年的选择，但较之鲁迅宽阔的胸怀，还显得格局简单。他言及周作人，嘲讽的因素多，不能以文化的逻辑思考其精神的来龙去脉，自然少了鲁迅式的理解。对于曹聚仁，他的批判显然过火，没有意识到在大的灾难中，多元文化的思路可能避免一些人间悲剧。这些争鸣，他在晚年很少提及，从精神发展看，他晚年的情形，倒是与曹聚仁有些仿佛一二了。
杂文的写作，倘没有学识的杂，会流于轻巧。聂绀弩在1940年代后的文坛引人注意，乃学识与见识的超众。他面对现实，常常以古论今，回旋反复里，有立体的影像。比如对野史的喜爱，对旧小说的领略，在读解现实的过程得以渗透，大有纵横捭阖之气。较之唐弢对鲁迅文体刻意的模仿，聂绀弩有些词语是内化出来的，似乎运用得更为自由。
在他诸多的杂文里，与偏于自由派的论战，给读者的印象殊深。他与曹聚仁的纠葛，看出彼此精神逻辑点的不同。这两个人，都欣赏鲁迅，可是着眼点迥异。这也看出鲁迅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曹聚仁偏于对鲁迅黑暗面与怀疑主义的认可，聂绀弩则礼赞鲁迅的革命精神。对于前者而言，思想的灰色和绝望，乃精神自新的内力，而后者则以为，鲁迅已经克服了早期的意识，不能简单以为鲁迅是自由主义者。关于他们的矛盾，与对周氏兄弟的评价有关，俩人对周氏兄弟的不同理解，倒现出某种蹊跷来。
周作人附逆，左派人士共讨之，形成很大的声势。曹聚仁却另有心解，说的是同情的话。曹氏的精神背景，多停留在章太炎、罗素的层面，与左翼的理论多少有一些隔膜。他论述事理，没有列宁主义痕迹，倒是多了中国历史的参证。所以，他对士大夫文化的变迁，能以同情心解之，自是一种道理。但作为五四精神的拥护者聂绀弩看来，周作人的方向，与鲁迅背离无疑，乃退回到士大夫的路径，说是倒退也未尝不对。新的时代要求的是新的知识阶级的出现，而责任正在那一代知识人身上。曹聚仁对于周作人的同情，可能弱化读书人的进取意识。
那一篇《从陶潜说到蔡邕》文笔甚好，起笔的气势与鲁迅略有仿佛之处。这文字对古人的理解，不是一般的对错之识，而是不同侧面的反诘，没有拘于儒家的层面。隐士背后的复杂性因素，被意义还原出来，确是不俗之文。他与曹聚仁不同的地方，是相信知识人应有一个底线，不能陷于虚无主义的泥潭。而评论历史人物，也不能随着古书转，人物的标签，有时候掩饰了本质，倒要有自己独立的眼光。
曹聚仁看待历史，有虚无主义的一面，这是聂绀弩所不满意的地方。这是两个人分歧的根本点。曹聚仁在《五一细菌补正》中说：
我觉得知识分子最靠不住，固然善于义愤填膺，同时也会卖身投靠。梁启超推许杨度为最有血性的青年，而捧袁世凯上皇帝宝座的就是他；在上海做爱国运动领袖的赵欣伯，他现在在那儿做第一号汉奸；如黄远生所自述，他自己做学生代表，自己先去投考所谓“专制”的南洋公学。知识分子的游离意识是最可怕的，把五四运动的学生代表，当作纯洁的社会运动者来描写，那是最危险的……学生代表肯自始至终为社会服务，真太少了！
聂绀弩的《关于知识分子》则对曹文不以为然。他公开写道：
知识分子容易动摇是周知的。可是因此认为会宿命地变坏，给以过分的轻蔑，却反使知识分子走投无路，那也大可不必。被奴役被蒙混了几千年的无智的大众，不用说是被全部地夺去了知识，在把知识夺回以前，在争取自身解放的运动中，正迫切地需要着进步的知识分子的助力，知识分子如果能把最大的努力献给他们，在群众运动中的作用是不会小的。
这个争论，对解释五四后知识界分化，是有价值的。鲁迅与周作人的分歧，其实也在这一点上。一个积极，一个消退。聂绀弩赞佩鲁迅，因为那思想里的积极因素。而周作人则滑入闲适的世界，对社会进步意义减轻。在聂绀弩看来，曹聚仁的文章乃周作人思想的翻版，对于急剧变化的世界来说，鲁迅式的精神界的战士，才是最为重要的。
出于对社会改造的考虑，聂绀弩欣赏走在战场的斗士，礼赞为社会进步的殉道的人们。他对于为学术而学术、超功利等字样，都不以为然，态度恰好像鲁迅对待自由主义文人一样。从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杂文看来，聂绀弩对于京派文人周作人、沈从文、林庚均有微词。比如，林庚曾经礼赞天文学家的超然感，意在对为学术而学术说几句公道话。聂绀弩则云：“从这‘言论’看来，却并未贯彻他的‘不为什么’的宗旨。因为宣传‘不为什么’，其实就大大地为了什么。为要阉割文学最强力的部分，使它成为无用的东西。”我们对比鲁迅对废名的批评，对朱光潜的微词，可以看到逻辑的一致性。从这个层面上说，聂绀弩很好地运用了鲁迅的资源与现实对话。鲁迅的朋友中，有此种论辩笔法者，的确不多。
五四之后，周作人、废名、曹聚仁的思想停留在非激进的学问的层面。他们涵泳着书斋里的学问，游移于时代，但暗暗与时代进行孤独的交流。此为哈姆莱特式的犹豫，在思想史上自有自己的价值。但在聂绀弩看来，如果只会在象牙塔里吟哦，却不能如鲁迅那样走到旷野里呐喊，世界永远是灰色的。此乃堂吉诃德的精神。而聂绀弩自己，也愿意做一名这样的堂吉诃德。
那时候的文化，左翼是要解决现实问题，自由主义则停留在“文化趣味”中。前者不得不考虑思想的明晰和战斗的有效性，后者却在文化的多维性里关顾文明的建构。聂绀弩在面对现实的时候，不能忍受自由主义的温吞，有一种殉道的快感在，勇猛的样子与鲁迅很像。但鲁迅晚年其实是在译介中思考现实问题的，没有把思考单一化。聂绀弩只是后来意识到此点，他晚年对舒芜这类人不一棍子打死，甚至多了一些怜悯，都与内心的转变有关。
鲁迅死后，聂绀弩有一阶段一直为捍卫鲁迅而战。《鲁迅的偏狭与向培良的大度》《从沈从文笔下看鲁迅》《鲁迅——思想革命与民族革命的倡导者》《关于哀悼鲁迅先生》《“现在中国人为人的道德”》《人与鲁迅》《从<狂人日记>说到天门县的人民》等文，对鲁迅文本与思想，都有别人少有的体味。而且在批评一些文人歪曲鲁迅的时候，能以智性为之，都是难能可贵的文字。
在为数不多的文章里，他对鲁迅思想的把握颇为生动。他认为鲁迅最大的价值是思想革命与民族革命的践行者。而这时候需要的是勇猛的战斗精神，鲁迅的不朽之处是他的批判精神的彻底性，这完全颠覆了过去的知识人的温吞、柔弱的形象，带来了刚毅不屈的精神。聂绀弩写道：
不错，鲁迅先生的思想，并不比差不多一个世纪以来的改革思想的综合更多，他不是空想家，也不是什么思想界的怪杰之类，和每一时期的最进步的改革思想有什么本质的差异。然而鲁迅先生以前的改革思想中的人的觉醒的要素，有的只是不自觉的潜伏着的多少萌芽，有的又只闪着一鳞片爪的光辉；只有鲁迅先生的思想中“人”，才显著，自觉，贯穿组成而为有机的整体。
把鲁迅韧性的战斗意识看成其留下的遗产中最宝贵的存在，就与周作人、沈从文眼里的形象不同了。其实，聂绀弩何尝不知鲁迅更多的价值呢？但在社会黑暗的时期，这样面对鲁迅遗产，也可说是真实的内心的表露。
鲁迅生前死后，被人诟病最多的是其冷酷的文笔，似乎没有温情。沈从文自己喜欢周作人，对鲁迅的赞佩中，也婉转说出自己的不满，以为缺少周作人的温情。聂绀弩对此颇不以为然，以为鲁迅的冷酷背后，爱意深深。他其实看到了鲁迅文本的复杂性。鲁迅的表述，看似无情无义，但外冷内热，有大爱于斯，怎么看不到其悲悯之意呢？深味鲁迅文本的聂绀弩，其实已经形成了辩证的逻辑。在微明里看到暗影，于无序中读出精神的确切性。聂绀弩对绅士者带有贬义的话语，其实多少是从鲁迅那里来的。
许多关于文学的论述及文化现象的论述，他都重复着鲁迅的话，以致看不出彼此的差异。比如《追论京派海派什么的》说：
“京派者”，官僚化、绅士化也。“海派者”，市侩化、流氓化也。“新京派者”，党棍化也。如斯而已！
这与鲁迅所云京派近官、海派近商，是相似的言论。他推崇这些文人之外的独立的知识阶级的视角，恰是那代左翼人士精神的一种解释。理解这样的话，只有在紧张的压迫时代，方有可能。
聂绀弩的语言有沉郁洒脱之气，亦会在修辞上多见智慧。鲁迅在《小杂感》里有一种缠绕的幽情，聂绀弩的笔锋亦似亦同。《强与弱》云：
强者，应该是弱者面前的弱者。
弱者，往往在弱者面前是强者。
强者面前的强者，才是真强。弱者面前的强者，才是真弱。
显然的是，这是对鲁迅的主奴观的一种仿效，但运用并不自如。鲁迅背后的尼采的影子和庄子的影子，聂绀弩似乎并没有。但他以自己幼稚的笔，重注鲁迅的主题，倒是见出其审美的偏好。
聂绀弩一生颇多传奇，其写作的兴趣亦广。他的古代文学研究与语言学研究，都有别人没有的因素。其中的观念，受到鲁迅的启示，思想显得不入时尚，而深意在焉。他评论金圣叹，笔笔有味，点到穴位，且妙思涌来，因为有鲁迅的参照，遂感叹其未能成为伟岸之树，连带对李贽，亦多惋惜。他以为如果李贽有金圣叹的文采，金圣叹倘有李贽的思想，庶几可成大家。但历史没有给他们机会，真的可叹者也。他研究《红楼梦》，说出别人没有的话来，可谓学林里的奇葩，这些有自己的咀嚼的偶得，也多鲁夫子思想的启示，说起来，非一两句话可以道清。
不妨说，早年他对于鲁迅的理解多在左翼的层面，狭窄的地方也是有的。后来经历大的苦楚，在近于死亡之所领悟到人间之趣，倒与鲁迅深层的意识相遇。晚年的他，在文格上大有五四之风，连带六朝的韵致，创造了文体的奇迹。
他在旧诗中，可说找到了真的自我，修辞与思想都以生命的体验为依，没有了对鲁迅简单的模仿，而在另类的叙述里，表现出鲁迅精神的另一面。比如以无畏面对荒谬，在无路中走路。比如笑对天下邪恶，困苦皆成虚烟一过。日常之物均可入诗，且自然无伪，大气淋漓。他叙述北大荒劳改的文字，没有孱弱的文人的吟哦，倒多了庄子式的放达。描绘读史的心得，有览万物于一瞬的通透。自嘲、观世、读人，将不可能诗化的词语诗化，完全是前无古人的独创。那首礼赞鲁迅的诗，乃非同寻常之作，对其精神体味之深，早非晚年所能言之：
晚熏马列翻天地，早乳豺狼噬祖先。
有字皆从人着想，无时不与战无缘。
斗牛光焰宵深冷，魑魅影形鼎上孱。
我手曾摊三百日，人书定寿五千年。
诗歌完全没有士大夫的样子，杂文笔法和新文人笔法在旧体格律里自由跳跃，真真神来之笔。全诗是对现代以来苦境中的思想者的礼赞，灰暗中突生奇气，卷地潮声中，荡涤着污泥浊水。自从五四旧体诗式微之后，聂绀弩以神思与素心点铁成金，旧瓶新酒，味道醇烈。
钟敬文诗中谈到聂绀弩时有句：“人间地狱都历遍，成就人间一鬼才”，真是切中之言。聂绀弩不是悲观绝望的人，喜欢在日常中发现诗意，在一般人看来不可能入诗的句子都能神气地呈现出来，南社之后的诗人，大凡写旧诗，多没有这样的本领。
早就有人说，旧体诗已经难以翻出新意了，但聂绀弩却创造了奇迹。他随意翻动句子，许多俗语经由他的手而生出新意。在此方面有才华的还有启功、杨宪益等。启功是以幽默的口语入诗，白话的背后是雅的东西，多少有点士大夫的意味吧。杨宪益则洒脱磊落，是大的智慧，可谓独步文坛。聂绀弩比他们多的是底层的诸多受难的体验，他的旧体诗里没有旧式文人的那一套，词语都是现代的。借着古韵来说今人的思想，且反转摇曳，嘲人嘲己，明末文人的那些飘逸、放诞之举，我们在此都可以看到一二。
聂绀弩的不凡乃是其目光锐利，不为俗事所累。他在苦难里的自语，很有意思，大气得很。《北荒草》写劳动的诗句，真的妙如天音，如有神助。比如《搓草绳》描绘的场景本来枯燥得很，可是经由其笔，神乎其技，有天地气象：“一双两好缠绵久,万转千回缱绻多”，真乃绝唱。他在雅士们所说的不可入诗的地方，发现了诗意，我们看了只有佩服。他经常有些奇句入诗，都非生凑，而是随口涌出，水到渠成。《归程》有句云:“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在世间流传很广。“归从地狱无前路，想上天堂少后门”，有笑里的无奈，刺世之音暗藏其间。《无题柴韵诗八首》之八云：“也曾几度上吹台，张吻学吹吹不来。从此改途吾拍马，一躬到地为背柴。道逢醉汉花和尚，口唱猥歌倘秀才。我喊姐夫他不悦，贫僧尚未惹尘埃。”此诗诙谐多姿，反讽的地方和戏耍的因素都在，是作者真性情的刨示，不似市井的俚俗，却有智者的闪光。书斋中人，真的写不出这些诗来。
人在放逐里，倘还有自由的心绪，一旦写下什么，总要有些别样的意味的。我的父亲和聂绀弩有相似的经历，在农场十几年的改造里，早年创作的灵感都淹没了，那原因是思想不能起飞的缘故。但聂绀弩却没有熄灭心灵的火，在逆境里还能笑对天下,自如往来在精神天地间。他的诗句是飞起来的，人被囚禁，而灵趣种种，万千心绪跳成彩色之舞，其诗见证了一个通达之人的心魂。有骨气和睿智的人，才能有此奇音。与六朝人的奇句比，聂诗绝不逊色。
世间因有了鲁迅，使我们窥见了战士的价值；因有了聂绀弩，才知道鲁迅的传统，是多么深厚。这个话题很长，百年间知识人的苦乐，多在这个传统里。而我们的后人，对此还有多少兴趣，已经不得而知了。
孙郁，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鲁迅忧思录》《鲁迅与周作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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