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们讲到,中唐之后,在内,有宦官秉政,甚至皇帝都会被随意废立、生杀;在外,有藩镇割据,甚至地方军权、政权、财权都一手独揽。称此情形“国乱岁凶,四方扰攘”亦不为过。而值此危难之际,作为行政躯干的文官,又有何作为?答曰:牛李党争。
这一称呼得名于两位重要的政治人物,“牛党”的牛僧孺,“李党”的 李德裕。唐代的“党”,按《剑桥中国隋唐史》的分析,“它产生于难以确认的复杂的个人关系网络,没有很强的核心结构,成员的属性也不固定。”所以它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而是朋党。双方从穆宗朝开始,直至宣宗朝,一直斗了四十余年。那么,这场争斗又从何而起呢?
时间拨回到唐德宗贞元二十一年(805年),牛僧孺进士及第。三年后,新君唐宪宗开制科(官员晋升考试),牛僧孺参加了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和李宗闵等人在策论文章中直抒时弊,暗指宰相李吉甫。客观地说,直言极谏科本就是为让小官能有机会表达意见,进而从中选拔人才,是以策论内容往往尖锐、犀利,常常指涉上官。
而李吉甫也是位能臣。《旧唐书》载,他“性聪敏,详练物务”,在江淮一带当官十五年,“备详闾里疾苦”。所以在升任宰相后,着手削弱节度使权力,禁止向各州苛敛赋役。但这番数位进士的批评,引起了皇帝对他的不信任。他虽然把这些进士都贬黜州郡,自己也难长居相位,不久便辞相出镇淮南。可以说,这一切的肇始,本质上是文官体系内,中低层和高层的结构性碰撞所致。
谁都没想到的是,这种碰撞埋下了数十年的祸端。被批评的宰相卸任,后虽又短暂起复,但来回一折腾,元和七年(812年),年方五十六岁就撒手人寰,批评他的官员也由此迎来了春天。牛僧孺被擢拔做监察御史、礼部员外郎。穆宗继位后,改任御史中丞,专管弹劾之事。
而此时,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也步入了政治舞台。他因父亲之名,受到皇帝的重视,被召到思政殿问对,获赐紫衣、金鱼袋,后改授屯田员外郎。不久,他又上疏弹劾外戚干政,皇帝很欣赏,升他为考功郎中、知制诰。好景不长,长庆二年(822年)拜相的李逢吉因与李吉甫有旧怨,是以一边引荐牛僧孺为相,一边迁怒李德裕,将他外放浙西。
这一出去,可就是整整十年。十年里,他以身作则倡导俭约,尽量减少开支,把结余的财物全部补给军队。有了军队的归心,他得以清剿为患多年的盗匪。这些政绩让他很受皇帝赏识,但偏偏朝中是牛党天下,他几次想入朝都以失败告终。最严重的一次,唐文宗因其才具征他回朝,但呆了不到十天,就被已登上相位的,昔年参与弹劾李吉甫的李宗闵散布流言,排挤到了西川。连其他不满牛党作为,或与李德裕亲善的官员,也都纷纷被贬。
直到太和六年(832年),唐文宗终于也对牛党生厌,李德裕才再次入朝,拜兵部尚书。翌年又加授集贤殿大学士。可没过多久,皇帝病重,其身边近臣给他吹风,让他重新召回李宗闵,李德裕又只好再次出镇浙西。如先父一样,遭受来回的折腾,让他对牛僧孺、李宗闵可谓恨之入骨。
是以当武宗继位,让李德裕终于安稳地坐上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的位置后,将杨虞卿、张仲方、张元夫、萧浣等牛党人物降职,远远儿地丢出朝堂。唐武宗李炎这位甩手掌柜在位的六七年时间里,是李德裕一生最高光的阶段。破回纥,平泽潞,筹谋决策,选用将帅,征调兵力,起草诏令,全由他决断。所以,泽潞镇叛乱平定后,他因功兼任太尉,封卫国公。
月盈则缺,会昌六年(846年),武宗病逝,宣宗继位。李德裕因独断大政被皇帝排斥,外放东都。功高宰执归何处,前度牛党今又来。虽然李宗闵在回来的路上就挂了,牛僧孺也复相不到一年就病逝,但李党已然凉凉。新任宰相白敏中、崔铉派人屡屡弹劾,李德裕就从太子少保变成了潮州司马,还没到任,就又被贬为崖州司户。从政治中心到天涯海角,一路走去,便是人生终点。公元850年,李德裕在崖州(今海南海口东南)病逝。牛李党争至此告落下帷幕。
回顾这段历史,能发现,双方其实就是门户之争。樊树志先生有言:“一党掌权,不问敌党有无人才,一律全盘排斥;不问敌党政策是否可取,一律更张。”党争之中,大臣选边站队,小官夹缝求生。就连只是个秘省正字的李商隐,都屡遭排斥,蹉跎光阴。这种命运,恰如在党争里江河日下的大唐王朝。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盛唐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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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一百四十八《李吉甫传》,卷一百七十二《牛僧孺传》,卷一百七十四《李德裕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宋)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一百零八《李德裕传》,卷一百七十四《牛僧孺传》、《李宗闵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英)崔瑞德等:《剑桥中国隋唐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
樊树志:《国史概要》,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