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社会经历转型，总会有新生力量涌现出来。这些新生力量往往会以其独特的方式参与到社会变革的大潮中来，其中一些人会因此成为弄潮儿。可是，历史在演进的过程中，不仅会淘汰落伍者，也会让一部分弄潮儿付出沉重代价。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转型对中国历史和文化影响深远，其中一点便是催生了“士”这个特殊的阶层。可以说，“士”就是当年的知识分子和意见领袖，他们中很多人的思想见解不仅影响了当时诸侯国的决策层，而且深刻影响了中国后来的文化走向。
在春秋战国时期，“士”的阶层中既有没落的贵族子弟，也有掌握了文化知识的平民甚至奴隶。士人有文化而无“恒产”，他们不受身份限制，靠自己习得的知识技能谋生。在一个旧秩序已经解体、新秩序尚未确立的时代，士人拥有了极大的历史机遇，于是，他们乘势而起，成了时代变革的参与者。但具体士人的命运各不相同，概括地说有两类：一类是孔子、老子型的，他们或被动或主动地疏离政治，但在文化思想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还有一类是商鞅、李斯型的，他们一度成为叱咤风云的政坛人物，建立了显赫功业，但最后多以悲惨命运收场。
从微观看，春秋时期某个士人的命运确实具有极大的偶然性，但若从宏观角度考察，我们会发现，士人的命运其实是与他们的精神文化诉求密切相关的。儒家、道家、墨家人物虽然生前栖栖遑遑、颠沛流离，但他们大多长寿且善终。法家、兵家人物则大多不得善终；法家人物的命运多可用“作法自毙”概括，兵家人物的命运则容易让人发出“兔死狗烹”的慨叹。
再追问下去，靠知识技能谋生的士人，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人生选择大体也有两种：一种是坚守底线，始终捍卫精神独立，不肯出卖自己的文化理想。另一类士人也学习文化，但目的不是为了文化理想，而是为了满足个人野心欲望。文化在他们那里是带有强烈的工具性的。
以商鞅、孟子为例，可说明这两类不同的人生选择。商鞅游说秦孝公，最先“说公以帝道”，劝说秦孝公向尧舜禹学习，但“孝公时时睡，弗听”；接着又“说公以王道”，“未中旨”；最后，商鞅“说公以霸道”，结果秦孝公“大悦”，商鞅亦得到了重用。商鞅自己也知道，他在秦国实施的这套“强国之术”，“难以比德于殷、周矣”，但好不容易遇到了买家，宁肯打折也得把自己“卖”出去。于是，他便把自己和秦国这辆战车绑在了一起，以激烈而霸道的方式推行变法，最后，这位秦国变法的设计者和执行者也成了变法的牺牲品。
孟子也向战国时期的诸侯推销“仁政”，诸侯不接受，他就毅然决然地离开，在原则问题上坚决“不打折”。他的弟子公孙丑很不解，孟子回答：“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意为高明的工匠不会因为工人技术拙劣就废弃规矩，神射手羿也不会因为学射者表现差劲就改变拉弓的标准。君子教导人就像射箭一样，张满了弓而不发箭，做出跃跃欲试的样子，自己恰到好处地做出了样子，有能力学习的人自会追随。正因为不肯降低标准，所以孟子像当年的孔子一样，也没能把“仁政”的主张推销出去。
就推销“仁政”主张这件事来说，孔子和孟子在现世都失败了。可若就坚守思想独立性而言，他们又都是成功者。与之相比，商鞅成功地把自己推销了出去，得到了施展才华、建功立业的机会，可他也因此失去了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
当文化理想与现世功业发生冲突之际，到底该如何取舍？这对今人来说依然是一个颇具挑战性的问题。春秋战国时期的不同士人，其实已用他们各自的选择和其后的命运给出了一份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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